跳槽是员工表达对企业不满的最直接做法，俗称“用脚投票”。
举例：来自农民工输出地安徽阜阳的20岁机修工陈怒已经在深圳工作3年，高一辍学出来打工的他第一年工资800元，第二年涨到1300元，第三年没有什么涨工资的迹象，陈怒不再忍下去，而是选择跳槽。
平常本来不会与他们约谈的某集团，由于金融危机招工难的压力，也不得不回到调薪谈判席，并在合同上注明工资增长机制。…[详细]
近年来，沿海地区一些企业工人通过怠工、停工、罢工的方式，向资方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工资、增加福利，被称为“用手投票”。
但由于缺乏组织，自发的工人罢工常常出现失控，如打砸企业财物，与管理人员、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上街堵路等。东莞台商协会会长叶春荣说：“哪个国家都有罢工。合法罢工我不反对，了不起你不工作嘛，但不能打砸东西。我们台商对罢工当然怕，因为没有规范，事前没有谈判、没有预兆，不知什么人突然发起，还打砸东西、打人。”
更关键的是，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对“罢工”没有明确规定。工人自发罢工发生后，地方党委政府甚至工会，往往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只要求快速平息。…[详细]
在外国，人们可以通过影响政客或者议员代议的方式，最终达到影响政策法令的效果，实现加薪。
比如原英国首相布莱尔就曾经为了收买人心，在大选前为全英国人涨了工资，上调了工人的最低收入。希腊教师为了要求涨工资，走上街头要求政府增加教育经费等等。
但在中国，没有类似的方式可以让工人去影响政策法令。
不可能所有的企业赢利状况都是一样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情况千差万别，怎么能统一的套上“6%”的标签？
所以，这样“近乎强制的行政决断”，体现的更多的是长官意志，既不是让身处问题核心的劳工亲自发言——即“组织谈判等手段进行博弈”，又不是靠真正的社会需求推动——即“影响政策法令”。而是让政府亲自出面，自顾自的下了规定。这不是很标准的拍脑袋政策么？
既然是拍脑袋的政策，其特点必然是粗糙和不稳定的。
集体谈判是劳资当事人的平等、共同决定劳动条件、对劳动力进行合理定价的机制，双方均应基于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就劳资公平分配作出合理安排。作为政府，它不可能清楚，在最低标准之上，不同企业的薪酬如何设定才是公平合理的，政府不能强制性地对各企业作出规定。公平分配只能在最低标准之上、由劳资平等博弈而实现。
政府不能简单地确定一个名义上是指导性的工资增长比例，又一刀切地强制企业服从。本属劳资平等谈判解决的问题，不能以政府强制进行机制替代。如果以年检不通过、中止法人经营权为王牌，实行这种行政强制，则是严重的违法侵权性质。
1.缺乏法律约束。以“南京规定”为例，由于没有可依靠的“上位法”（因为国家层面的工资条例没有出台，只能以省级的《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作为依据），不仅牵强附会，而且法律处罚力度偏软偏弱（不是行政处罚力度）。
在中国，本来就容易“有法不依、法不责众”，这时候再加上“法制不彰”，怎么敢奢望执法效果呢？
2.反正不用和劳资双方打招呼，于是今天你拍完脑袋决定这么一出，明天再拍一下脑袋决定往那边走走，谁敢随便相信你的政策呢？
中国的现实是，劳资双方都日益匍匐在政府的脚下。在这时，依靠国家和立法，打击资本家，只能让匍匐在地的劳资双方更加难以站起来，让高高在上的政府更加趾高气扬。
政府作为“涨工资”机制的主要构建者和执法监督主体，势必会为自己打开一扇扇权力的大门，而权力背后，寻租与腐败也有可能风拥而至。…[详细]
如果资方可以百般阻挠，那么劳方怎么办？他们靠什么进行博弈？必须正视的残酷事实是，他们是利益受损的一群，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话语权很孱弱，他们的博弈能力也不够成熟，而且他们背后缺乏足够的支撑。因此如果让他们单纯与资方博弈，他们必败无疑。
利益博弈不可怕，就怕博弈不对称。强大弱者博弈权，让工人真正强大起来，让博弈不至于过度失衡，唯其如此才能达到博弈愿景，实现多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各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条例》才能顺利出台。…[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