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冷战”的后果直接蔓延到奥运竞技场上,奥运阵容也以美、苏为首,分成两大主要派别,政治绑架体育,到了萨马兰奇执掌国际奥委会(1980年上任)初期,达到巅峰。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都曾出现过抵制活动。不过,真正给奥运会带来严重影响的,还要数1980年和1984年苏、美举办的两届奥运会上的抵制活动…[详细]
作为外交官,萨马兰奇曾任西班牙驻苏联大使,帮助莫斯科完成1980奥运会筹备,与苏联及第三世界阵容保持良好关系,这种基础,也使得他在东西方沟通、和解上,占据有利位置。另外,萨马兰奇擅长平衡之道,积极协调各种利益纠葛方的矛盾冲突,在经历了1980年、84年的两次东西方互相抵制潮之后,终于迎来了一次“东西方和解”的奥运会:1988汉城奥运会…[详细]
职业选手日益涌现,奥运会“业余”的门槛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于是,萨马兰奇的改革瞄准了“业余原则”,为了保证奥运会比赛具有最高的竞争水平和观赏价值,他开启了奥运职业化的改革。
还没担任奥委会主席时,萨马兰奇就公开说:“体育运动对于某些人来说可以成为目的……应该让他们在自己的国际体育组织允许的范围内赚钱。”到1990年,由萨马兰奇主持的《奥林匹克宪章》的修订彻底将业余原则删除,如萨翁所愿,奥运会成为了“地球上最出色的表演”…[详细]
84年之前, 通过商业手段筹集奥运经费,会被认为有损奥林匹克精神的纯洁。至于奥运会收支平衡的维持,依靠的是个人捐献和会场的门票收入。国际奥委会的财政危机以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美国和洛杉矶政府明确不提供经济支持,使得萨马兰奇有了大刀阔斧推行商业化改革的理由…[详细]
1984年,洛杉矶奥组委主席尤伯罗斯,转卖电视转播权,积极寻找商业赞助,终于成功的举办了第一次盈利的奥运会…[详细]。从此,萨马兰奇率领国际奥委会,在电视转播和商业赞助的大道上一路狂奔,在他任内,国际奥委会从一个濒临破产的组织,成为一个财力雄厚,经济自主的生钱机器。
在萨马兰奇的任内,奥运会走出泥潭,成为一个开放的让全球暂时忘却战争、宗教和种族冲突的全球盛会,一个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类激情和创意的狂欢,可谓丰功伟绩。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79年,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1980年,萨马兰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改革开放,中国重新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的进程(1984参加是第一次奥运会),以及萨马兰奇主导国际奥运会,实施变革的三种历史进程的重合。
如果说改革开放和奥林匹克变革是两个大的变革背景,那么,中国重返奥运,则成为中国通往全球化、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标签,而中国对奥运精神的消化,以及在此过程中,与外部现代文明碰撞、和解、共存,也成了中国逐渐前行的最佳折射。
从1974年到1978年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为了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萨马兰奇协助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做了许多工作。1978年,萨马兰奇首次访华,为中国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积极斡旋。次年,国际奥委会一致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详细]
萨马兰奇对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坚决支持是众所周知的。早在1984年他便说,北京应该考虑申办奥运会。北京第一次申奥未能成功,最希望中国再次申奥的是萨马兰奇。他说,如果中国再次申奥,整个奥林匹克运动将为之感到高兴。尽管没有投票权,但他多次公开说:“让北京办一次奥运是我在离任前的最大心愿。”2001年7月13日的莫斯科,萨马兰奇亲自宣布了那个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详细]
中国人感激萨马兰奇的不仅仅是关怀中国奥运的宏大叙事,也包括在奥运赛场上对邓亚萍们的关爱等私谊。其实,更多的中国人尊敬萨马兰奇,是把他看成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头,因此,中国人亲切地称其为萨翁…[详细]
顾拜旦从历史堆里发掘出古奥运精神,并将其加以升华,确立了“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体育精神与和平理念,可谓顾拜旦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导师。而萨马兰奇则是一个强大的实践主义者,将这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理念的内核,与全球化、商业化时代的时代性中和起来,寻找变通发展之道,创造了现代奥运的新高峰,称得上顾拜旦之后的奥林匹克先生。
萨马兰奇解决了政治抵制、结束业余化推广专业化、并使得奥林匹克高度商业化,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奥林匹克的全球大PARTY。与此对应的则是,也出现过盐湖城贿选危机,成为其一生的难堪遗憾之事。而层出不穷的兴奋剂丑闻,则成了“奥林匹克精神”的致命污损,究其根源,无非是竞技体育功利化、过度商业化,制造出来的巨大利益,奥运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名利场,但缺乏一个真正健全完善的制衡约束机制,导致一定时期内乱象环生。
而这也是留给罗格,以及其后来者最大的考验…[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