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王家岭矿难，无疑是生命的奇迹。
矿难发生后，153名矿工被困，举国关切，“不抛弃、不放弃”，正是对生命的尊重，让奇迹成为可能，最终有115名矿工获救。
然后，这毕竟是一个悲剧，38个矿工，因为工作付出了生命代价。
我们说到生命的奇迹，并不意味着生命是为了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而存在，生命的价值和力量也并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极端处境才可以呈现和证明。纪念灾难最好的方法是尽力避免灾难。
主旋律电影现在有了非常成熟的运作模式：
1.立项前，“把政治的脉”，争取宣传主管机构的资金和其他支持；
2.制作中，广拉赞助，甚至能够在上映前就收回成本；
3.上线后，“向政府撒网”，通过红头文件组织观映。
《八天八夜》的制作费用，至少可以从山西省委这个层面获得支持，还可以在安监局、卫生局等部门的牵头下，在广大煤炭企业中拉到赞助。而且，作为救灾的典型案例，有宣传推广的必要，组织观看也在情理之中，这能给票房打包票。所以，从成本效益上讲，保管稳赚不赔。…[详细]
其实惟一的变数在于，导演高峰和编剧贺子壮，能否延续以往的成功，在金鸡百花奖评选中有所斩获。
如此“群情汹汹”，恐怕是相关部门始料未及的。
普遍的质疑是，该片过于“歌功颂德”，遇难矿工尸骨未寒，就想着“国庆献礼”，没有任何反思的味道，完全把灾难当礼品、把悲剧当喜剧。
鉴于该片的新闻报道太“没人性”，早就有网友预计，它不是“见风死”就是“胎死腹中”。
年初，湖南湘潭县某煤矿发生火灾，当时井下有28名矿工，在找到25名遇难矿工遗体后，官方刊发了一篇新闻稿，标题是《国家煤监局副局长王树鹤肯定湘潭县救援工作有力》，其中说：
“王树鹤对事故的处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市、县两级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反应非常迅速，工作措施非常有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王树鹤对整个抢救方案总体赞成，他提出由指挥部进一步完善后，积极实施，圆满完成任务。”
都死了25人了，还工作措施有力，取得很好成效，这是人说的话么？
负责采写这篇新闻稿的记者很委屈:“这些话确实是领导所说的，我们记录下来的。”
估计领导也很委屈，都是平日的套话，说顺嘴了而已。…[详细]
“正面报道”的指导思想可以追溯到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暴露的对象只能是敌人，对于无产阶级事业，总的方针和方法论应该是——歌颂。
前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对此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撑。
他通过对狗的试验，提出了著名的“条件反射”理论：通过不断地条件刺激，能够让受众（狗）产生相应的反应。这种刺激——反应模式，跟戈培尔的名言有异曲同工这妙：“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在一个充满“正面报道”的环境里，这种套路可能成为人们潜意识的行为定式，即使没有指示，也会自觉遵循。
例如，任何灾难过后，都会涌现出一批英雄，即使没有英雄也要使劲造出英雄，而且前前后后的英雄的高尚品质几乎雷同，比如“舍小家、顾大家”之类。…[详细]
公信力包括两个方面：政府公信力和媒体公信力，前者是报道的客体，后者是报道的主体。
公信力的透支，并非一朝一夕，也不能归咎到某件具体的事，这是长期“捂盖子”的结果。现在，即使真的有正面事件，也容易被人们从反面解读。
事实上，在西方社会里，有一个常识——“政府是靠不住的”，也正因如此，才会不断完善制度，监督公权力。
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政府容许并接受民间的批评，个人意识觉醒，自由和多元被普遍接受，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谁也不能轻易地收拾人心。
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对信息的控制和垄断越来越难。随着信息的公开化，民众既能满足自己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能提高自己的决策能力，从而促进波普尔所说的“开放社会”——“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
吴思先生有一句名言：“他们生产谎言，我们伪装相信。”这也是很多“正面报道”的尴尬处境。
一方面，大众早已经不为所动了，另一方面，还在炮制一个又一个的正面典型。甚至于，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纯粹表演而已。
这个时候，所谓的“正面报道”其实是一种仪式，为了说而说，在其位谋其政。
没有了美学感召力，只会让人觉得“怪”。
中学有篇课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它给人们留下两条深刻印象，一是“救人”，二是“阶级斗争”。
然而，这其实并不是阶级斗争，因为投毒者的本意只是个人报复，而且61个中毒者也并非属于同一阶级。另外，当地媒体起初并不允许报道这个事件，只是在北京媒体率先报道后，才感慨“还是北京的报纸有水平，选择救人角度真妙！”最重要的是，没有后续报道，人们不知道中毒者有严重后遗症。…[详细]
为什么传媒要以正面报道为主呢？有人曾经指出，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光明面总是占主导地位的，而暴露和批评则是第二位的。
普利策有句名言：“报纸的生命就在于‘暴露’”。这种暴露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二是社会问题。报纸应当监督政府官员的表现，并对任何一种腐化堕落和错误进行曝光。
换句话说，负面新闻才是好新闻。
负面报道中的新闻主题大多数是由“不寻常”和“冲突”构成的。这两个要素在西方新闻价值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般认为，首次谈及“负面报道”的是19世纪《纽约太阳报》编辑约翰·伯卡特(JohnB.Bogart)，他的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流传了一个多世纪，至今魅力犹存。
负面报道之所以在西方报纸中形成主要报道手段，市场需要是首要因素。…[详细]
王家岭，这三个字首先是一个矿难的地点，然后才是生命奇迹的舞台，但归根结底仍然代表着劳动的危险、企业组织的混乱、血煤的开采……
作为献礼影片的《八天八夜》，截取特大矿难中的一段华彩段落，不涉及矿难原因，也不涉及救援的全部过程，矿难频发背后的时代背景将被忽略，死亡的矿工将被忽略。这样华美的宏大叙事，深得“正面报道”精髓。
然而，无论如何，矿难是首要的，救援只是其次。无论营救如何感人，也无论它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毕竟不能掩盖灾难的实质，这样的“献礼”，惘视了最重要的人的价值，被杯葛理所当然。
何去何从，山西电影制片厂想必经过了仔细权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