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原河南洛阳市委书记孙善武因收受贿赂910万余元被起诉。贪官遭人恨，本是中国国情。但在不少洛阳市民口中，以及新闻网站的跟帖里，孙善武却被不少人称作是“好贪官”。甚至有人激愤的认为：“管他贪不贪，孙书记反正是个好官”。
“好贪官”，这种中国国情下的特殊产物，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现实逻辑，又体现了怎样的民众心理？今天，我们就和网友一起走近孙善武，解读中国式“好贪官”？…[详细]
孙善武作风强悍，喜欢现场办公，在三门峡建一座立交桥时，孙善武每天早上6点，就来到桥梁工地上，向民工询问情况，只要发现问题，就把项目经理叫来，现场解决。
“自从来了孙善武，洛阳没有市政府”，搞市政建设时，孙喜欢现场办公，下死命令，经常跟各区委书记、区长说的一句话是：“这条路你们能不能打开？能打开你们就打，不能打开就集体辞职，我找人来打！”2007年，洛阳出现法官上街捡烟头、街道办出钱收购苍蝇、关闭沿街商业门店的景象，也是孙善武铁腕推行的“创卫行动”。…[详细]
孙善武到任后，大拆大建搞城市建设，凯旋西路打通了，王城大道开通了，森林公园是他搞的，洛浦公园进一步发展了，彻底改变了洛阳市区拥堵、落后的面貌，城市景象焕然一新。另外，孙善武还开发了70平方公里的洛南新区，不但现代化，而且生态建设相当好，这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民众都可直接感受到。
另外，孙善武当政15年，洛阳经济总量在全国地级以上的城市中居第43位，是近三年来全国50强城市中唯一的公开年位次均有提升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洛阳民众，感觉有自信多了，有底气和郑州一争高下，做河南的老大了。
中纪委专案组曾在三门峡市召开副县级以上干部大会，通报对于孙善武“双规”案的查办情况：一、孙受贿金额特别巨大；二、孙动用信用社贷款，支持女儿办出租车公司；三、孙作风腐化，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
孙善武铁腕推行市政建设的同时，也不忘给自己家族谋福利，其主要亲属均插手当地经济建设，其儿子孙一也染指该市建筑业。另外，其子孙一还充当掮客，卖官鬻爵，插手国有土地转让，收取钱财。
孙落马后，不少洛阳市民依然对其怀念不已，南风窗记者，08年11月在洛阳采访，遇到的出租车司机，记者，律师，市民等等，不少人都给孙善武说好话；而在其本地论坛洛阳信息港和孙善武百度贴吧上，有不少网友为孙善武鸣不平，以至于留下“好贪官”的昵称。
“好贪官”是个奇怪的词，其实是指向了官员两种不同的维度：能干和清廉。在很多时候，并不能统一，在古代，就有很多臭名昭著的贪官，譬如说明朝的严嵩父子，虽然贪得无厌，但打理朝政确实有一套，然后同朝的抗倭名将胡宗宪，也是贪财好货…[详细]
能干：说的是官员执政能力。在皇权时代，有能力的官员，即便是不太清廉，皇帝或者上级，一般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清廉：说的是官员的执政品德，是否借助于官位为自己或者家人谋取私利，贪污腐败等这些。
在法治社会、宪政社会，一个官员是否能干，是有量化标准的，那就是选举制度。当官员的行政，是对选民一张张选票负责的时候，那么民众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或者不满，都可以在日常行政中时刻的表现出来，即便官员做了错误的决策，他们也有能力在下次投票时候，用选票说话，迅速的完成纠错。
然而，中国国情则是，孙善武们的仕途命运更多依赖于上级权力，即如何赢得上级的信任，得到升迁，此为其一；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政绩评价标准里，更多的是依赖于GDP数据和城市建设。这就导致了，像那种能够实现GDP突进的大型项目，以及城市“造城运动”，历来为城市长官们所喜爱，孙善武的伙伴其实不少，像诸如杭州的王国平、大同的耿彦波…[详细]
洛阳市民所感知的孙善武似的能干,也是建立在城市建设的狂飙突进的基础上的，这种改变即缺乏延续性，在制度建设上也没有创新，与现代社会的“能干官员”的标准差之万里，这也这是我们的困境——
孙善武似的能干，除了城市硬件的变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详细]
以现代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标准，官员清廉建立在两种基础上，其一就是政府信息公开，信息越是公开，民众和舆论的监督越是日常化，权力运作阳光化，杜绝权力暗箱操作，这样才能减少权力寻租，防止官员贪腐；其二就是司法独立，当官员腐败事态暴露之后，可以有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追寻真相，以给予其公平公正处理。
孙善武一方面可以狂飙突进该城市建设，一方面则是利用市政工程受贿和家人利益，这种操作手法，就是建立在政府信息不透明的基础之上；而其落马后，不少市民还相信孙氏一个好官，甚至认为孙是在主政过程中，过于铁腕，得罪了权贵…这其实就是体现了对于司法的不信任。
可见，通完信息公开和法治社会的路，才是通往官员清廉的路径
中国皇权专制绵延两千年，这个时代最基本的民众意识就是臣民意识，其核心之处在于：民众甚至会主动的将自己的权利丢弃，将其交与到父权式权力手中，因此，大多数时候，民众通过对好皇帝、青天这种良性的父权式权力，来寄托自己改变自身处境的希望。
洛阳市民在孙大拆大建之时，并未充分认识到在拆建过程中，有个公民权利的被剥夺问题；另外，在城市样貌改变后，他们又享受这种父权式权力（孙善武的）带给他们的改变，无论如何，这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余毒，的确是在其中若隐若现。
网友说：“宁要一贪官，不要一条猪”，当地群众当然愿意选择又能干又清廉的官员，如果不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贪污的能吏，这里面有一种计算：能吏至少可以给地方发展和民众利益带来实实在在的机会，而尸位素餐的庸吏于地方现状的改变和民众利益的增进了无希望，在工具理性影响下，能吏的贪腐变成了可以接受的发展成本，一种“你好我也好”的心理促使人们作出这一选择。毕竟，谁能担保庸官就不贪污腐化？…[详细]
当然，其中更重要的逻辑是：因为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批评权和建议权，这些公民权利的缺失，所以无论你能干不能干，贪不贪，很多时候民众是过问不了的。这样，民众就开始变得犬儒，开始充分降低自己对于官员的要求：即便你了贪污腐败，只要你你搞经济，促发展，就是一种次优选择，我们认了…[详细]
第三种逻辑：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的就是人质爱上绑匪的故事，人质认为：绑匪在绑架她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杀死她，但是却并没有这么做，相反还给她点水喝，给点饭吃，施以这种小恩小惠，人质逃脱无望，久而久之，就对绑匪产生了依赖；后来警察来抓绑匪时，人质反过来帮助绑匪逃脱。…[详细]
解剖，“好贪官”下的民众心态，竟然有近似之处，第一点：孙善武完全可以更坏，即不但贪污，而且还是个庸官；第二点：即使这样，我们也拿孙善武没太多的办法（不是四处都有这样的庸贪官吗？），第三点：我们现在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既然如此，那么孙善武这么做其实还不错，贪就贪点，大拆大建就大拆大建，好歹城市面貌改变了，经济总量也上去了，到了最后，竟然对这种官员产生依赖，产生好感，甚至其落马后，依然念念不忘“好贪官”
分析了这么多，得到的似乎都是很悲观的东西，不过，传递悲观不是我们的风格，既然我们找到了病因，那就得对症下药，找到解决中国式“好贪官”的处方：
以法治之力量，界定官员之清廉，约束官员之执政品德；
以选票的力量，推进和完善选举制度，选举提拔官员，让其真正对公民负起责来，即可以选举出能干的官员，也制约官员不得不能干；
以公民之力量，就是要弘扬公民意识，走向公民社会，以公民权利制衡官员权力，逐步推进政府转型…[详细]
想想，根据这个处方，中间还是有多少可以乐观的因子，譬如推进法治社会，譬如公民社会…既然如此，何不再接再厉呢？
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