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年，是怎样赞誉苏联的？

北京鲁迅博物馆中的鲁迅像

坊间有众多有关鲁迅的谣言，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鲁迅拿苏联卢布”之说。此种说法早在鲁迅生前，即已甚嚣尘上，以至他不得不多次公开辟谣，声明“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之所以由民国至今，很多人愿意相信鲁迅与卢布之谣言，主要因为鲁迅确曾在媒体上长期赞誉苏联。

传言和真实之间，往往有着相当的距离。那么，鲁迅当年关于苏联的认知，究竟是怎样的呢？

1926年之前，鲁迅曾对“十月革命”表示怀疑，且不认为苏俄思潮会被国人接受

相比于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对苏联及“十月革命”的关注较晚，在观点上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1934年，鲁迅接受苏联《国际文学》采访时，回顾了自己接受“十月革命”理论的过程：“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①这个问答后来被刊登在了《真理报》上。

鲁迅说的“冷淡”“怀疑”时期，是在“五四”之后的几年。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来了”》的文章，谈到“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忙着，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事。”本文中，鲁迅对“十月革命”的影响，大致持一种旁观态度，没有显露出特别明显的褒贬。

在当时的鲁迅看来，政府对“过激主义”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1920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判断，“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显然，鲁迅不认为中国人会接受俄国传来的“过激主义”。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介绍“十月革命”

从1926年开始，鲁迅对苏联的好感渐趋强烈，一再撰文支持

鲁迅对苏联产生明显好感，是从1926年开始的。他在给苏联小说集《十二个》写的后记中赞扬，“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到十月，才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1927年到上海后，他更结识了一批年轻的左翼作家。鲁迅写《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引用列宁谈革命的名言后，赞叹说，“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

此后几年，鲁迅阅读、翻译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书籍。许广平回忆，1928年前后，自从鲁迅“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信了这个真理以后，就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而且也执着地以之教育他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的身边燃起”②。由于写作时代的原因，这个回忆不免有所夸张，但至少说明，鲁迅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确实极为关注。

鲁迅策划的苏联小说《铁流》

同期，鲁迅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苏联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对苏联大都取赞扬态度。1932年，鲁迅在给林可多《苏联闻见录》写的序中说，“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苏联的存在让鲁迅欢欣万分，“一个崭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还是在1932年，鲁迅发表名作《我们不再受骗了》，回击舆论对苏联的“污蔑”。鲁迅开篇即说，“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他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他相信美国书上说的，“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但认为这不过是“因为苏联内食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鲁迅还说，“（帝国主义）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由此可见，其对苏联的支持和信心，是非常强烈的。

不过，在赞扬的同时，鲁迅对苏联的真实情形也心存疑虑，几次婉拒访苏邀请

对于苏联不好的一面，鲁迅也并非完全不知情。1928年，鲁迅买了一本日文版《苏俄的牢狱》，书中收有一些因“反苏”而被流放北极圈的政治犯们所写的书信。③1929年，鲁迅给苏联小说《竖琴》的译者附记说，这部作品“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小说故事情节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这当然就是革命中的“血和污秽”。

鲁迅的朋友爱罗先珂是俄罗斯盲诗人、世界语作家，1921年他因“宣传危险思想”被驱逐回国，被苏联拒绝后曾到中国生活，住在北京八道湾的周家。1923年，爱罗先珂被获准回国，后来鲁迅听说“他不赞成俄国共产党的做法，于是不明不白的死掉了”。鲁迅曾经猜测，爱罗先珂“主张用和平建立新世界，却不料俄国还有反动势力在与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当然要用武力消灭敌人，他怎么会赞成呢？结果他就被作为敌人而悄悄消灭了。”④鲁迅翻译过的很多作家，在“十月革命”后都遭到了厄运，皮里尼亚克被处极刑，扎米亚京被判入狱，左琴科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隆茨被迫流亡等。⑤

由于鲁迅一直在中国国内盛赞“十月革命”，苏联几次希望邀请鲁迅前往访问。除了有一次是鲁迅身体及时间不允许外，其他邀请都被婉拒了。胡愈之回忆，1936年鲁迅去世前，曾对他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胡愈之说，“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⑥这样看来，鲁迅对苏联的疑虑至死都没完全消除。

1922年5月，鲁迅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左二）等人在一起

鲁迅对苏联的种种误读，主要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不必苛责

毫无疑问，以现在的视角来看，鲁迅当年关于苏联的观点，大多都属于误读，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应该说，造成这种偏差的原因并非是鲁迅的主观意愿，而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首先，鲁迅没有踏足过苏联，他关于苏联的印象，主要来自几本游记，知之不深；其次是当年大量档案还没披露，苏联国内的残酷现实，很少为外界所知。⑦

比如，鲁迅说苏联群众成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其实保守估计，斯大林当政期间，至少有2500万人遭到政治迫害，约占苏联总人口的1/8，又如，写《我们不再受骗了》的1932年，苏联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买东西需要排队这么简单，由于农业集体化的错误，造成了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乌克兰地区，有数百万人死亡。⑧

此外，我们也应看到，对苏联的误判，并不仅仅出现在鲁迅身上，同时代的著名人物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都公开赞扬过苏联。即使是胡适，在他1926年短暂访问莫斯科后，都一度对苏联表现出非常的“宽容”，说“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苏俄的教育制度……是‘遍地的公民教育，遍地的职业教育’。他的方法完全探用欧、美最新教育学说，如道而顿之类……”⑨

总之，对于鲁迅关于苏联的言论，理应重新审视，但无需苛求。毕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鲁迅依旧抱持着怀疑的立场，没有完全失掉作为一个独立思考者的能力。

乌克兰大饥荒中，路边的饿殍

注释

①本文所引鲁迅文章全部参考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②许广平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71页；③姚锡佩：《鲁迅力求了解苏联的真相——鲁迅藏书略识》，《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2期；④荆有麟：《鲁迅忆断片》，《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第1384页；⑤李春林：《20世纪30年代：鲁迅、纪德与苏联和共产主义》，《跋涉于文学高地：李春林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1页；⑥严家炎：《东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鲁迅思想的超越——鲁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的一个考察》，《严家炎自选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⑦周葱秀：《论鲁迅的苏联观》，《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9期；⑧张建智：《想起鲁迅1932年的事》，《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4月27日；⑨邵建：《一次奇异的思想合辙——胡适鲁迅对苏俄的态度》，《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