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是国民党自吹吗?

1927-1937年的中国,希望与绝望并存。 …[详细]
“黄金十年”一词,最早是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左一)提出来的,后被台湾史学界广泛使用“黄金十年”一词,最早是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左一)提出来的,后被台湾史学界广泛使用

国民政府战前十年(1927-1937),到底算不算“黄金十年”?这是一个从论坛时代,一路撕吵到微信时代的历史话题。肯定者,认为在这10年间,中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建设成就,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否定者,则认为这不过是国民党自吹自擂,实际上不少经济数据已倒退到了连北洋时代都不如的地步,“黄金十年”最后以南京大屠杀收场,只是个笑话。①

那么,这两种看法,到底谁对谁错呢?

一方面,魏德迈支撑“黄金十年”说法的三项事务,确有很大成绩

“黄金十年”这个说法,最早见于魏德迈将军1951年9月19日在美国国会的演讲。魏德迈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②

就魏德迈所提到的交通进步、经济稳定、教育推广这三项事务而言,“黄金十年”似乎确实名副其实。交通方面,以公路为例——自1932年起,跟随中央军的对外扩张步伐,“各省联络公路”相继开工。1932年5月,开筑“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11月,中央军入鄂豫皖,开筑“苏浙皖赣鄂湘豫七省联络公路”。1934年10月,中央军入西南,开筑“川黔湘鄂陕五省联络公路”。至1937年7月,已成功构筑起一条贯穿大半个中国的公路交通网,计有京闽桂、京黔滇、京川藏等干线21条,支线15条;总里程接近12万公里,较之1927年之前增长了一倍有余。③

经济稳定,若仅就国家财政方面而言,也是成立的。北洋时代,国家财政主要靠借债度日,中央政府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供职于北洋财政部之经济学者杨汝梅无奈感慨:“民国元、二年,中央绝无收入,……彼时维持之道,全恃外债。”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更甚,中央财政落魄到连日常开支都要借外债的程度。④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北洋政府遗留的所有外债,但因成功推动了收回关税主权、创设中央银行、实施币制改革……等措施,到1936年底,财政已实现正常运转——北洋时代外债的7成,用于支付军政费用和偿还旧债;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外债,绝大部分用于铁路、棉麦、航运电讯等建设事务。⑤

至于教育推广,据1936年的统计数据,这10年间,小学自212385所增至320080所;普通中学自945所增至1956所;师范学校自336所增至814所。专科及大学在数量上增幅不大,唯文科、理工科的分布,在当局的限招(文科)和鼓励(理工科)政策下,逐渐趋于平衡——1930年文科毕业生是理工科毕业生的两倍;1937年这一畸形比例被矫正至1︰1。⑥

国民政府“七省联络公路”示意图,全国经济委员会/绘制国民政府“七省联络公路”示意图,全国经济委员会/绘制

另一方面,农村连地主在内全面破产;工商业垂死挣扎,也是事实

然而,30年代的中国,也还有另外一张面相。“农村破产”,是当年报端最常见的词汇。这种破产,不单单是指普通农民,连地主们也全都包括在内。红色经济学家薛暮桥1932年考察无锡礼社镇,惊讶地发现,当地中小地主几乎全都破产了——“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押会及各种消费事项。”⑦

江南农村全面衰败,北方农村的状况更恶劣。河北定县是当时著名的“乡村建设模范县”,但学者李景汉193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却显示,该县经济其实已经完全崩溃了:“目下定县欠债之家数,占全县总家数百分之六十七,约四万六千家,不欠债之家数,占百分之三十三。……有的实在无法生活,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另谋出路,……民十(1921)以来已渐有往关外谋生者,每年约在七百人左右。民国二十二年(1933)内生计困难之程度远过于从前,因此离家谋生者数目亦呈空前的陡增,竟超过一万人,今年春季出外谋生者亦已达七八千人,多系壮丁。”⑧

据国民政府统计局局长刘大钧披露,从1931-1934年间,中国的农业总产值下降了47%。工商业同样惨淡——截至1935年6月,全国92个华商纺织厂,有24个停产,12个在减产中垂死挣扎。⑨

40年代四川农村,美国飞虎队队员拍摄40年代四川农村,美国飞虎队队员拍摄

经济全面溃败,主因乃世界经济大萧条;“黄金十年”说见仁见智

这种各行业的全面溃败,原因固然很多。但除战乱、水旱天灾等“常规因素”(较之北洋时代,这一时期的战乱不算严重)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中国特有的“白银危机”(因历史原因,中国当时的货币体系,仍实行银本位,极易受国际银价的变动冲击)。

日本学者城山智子,对此有准确的描述:“1929年,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开始暴跌,也殃及中国市场。1930年,中国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下跌。……在大萧条的最初几年里,包括中国原棉、小麦、糖、丝以及大米在内的初级产品市场崩溃。……1931年,因为白银相对其他外国货币升值,使中国的农业部门更直接地暴露在了全球萧条之下。在外国市场,中国商品以当地货币计算要更昂贵。市场日益萎缩,而竞争又十分激烈,中国生产者不得不降低其出口价格。……(在国内市场)因外国货币贬值,进口产品价格更显低廉,……大量进口的粮食几乎足以取代国内产品。”农产品价格暴跌,直接导致很多地区的农村,无人愿意种地,也无人愿意买地做地主。⑩(由此不难理解,30年代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远不足以解决当时的农村问题)工商业的衰败,也大致是相同的道理。至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抬高国际白银价格,更是直接将中国的“白银危机”推上了生死线。国民政府在1935年破釜沉舟,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后,经济才又渐有复苏气象。

综上,略言之,1927-1937年的中国,希望与绝望并存。至于“黄金十年”之说是否成立,则端看评价者以一种怎样的眼光与心态来打量这段往事了。

国民政府当年发行的法币国民政府当年发行的法币

注释

①肯定派,可参考台湾“教育部”主编之《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编《统一与建设》,1989年,P1266-1267。否定派,可参考席亚洲《抗战十大谣言之民国军工“黄金十年”》,刊于观察者网。②《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 第1册 国民革命史》,1984年,P367。③可参见: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编,《督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报告书》,1932。赵祖康,《旧中国公路建设片段忆》;《各省全部联络公路状况一览表》,《公路杂志》1935年第4期;赵祖康,《全国经济委员会督造各省联络公路之经过》,《交通杂志》1934年第5期;……等。④杨汝梅,《民国财政论》,1927,商务印书馆,P12。⑤参见:金普森,《北洋时期的财政与外债》,收录于《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P100-107;郑会欣,《关于战前十年举借外债的基本估计》,《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 1927-1937·3》,人民出版社,2012,P1495-1505;等。⑥参见:吕士朋,《训政时期的高等教育》,收录于《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 1928-1937 下》;《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年 下》,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443。⑦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刊于《新创造》第二卷,1932年7月22日。⑧李景汉,《定县农村经济现状》,《民间》1934年第1卷第1期。⑨可参见:(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P162-190。⑩(日)城山智子,《1929-1937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P92-93。农村土地荒弃的情形,可参考国民党人李天倪1934年在山东的调查——“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李天倪:《提高粮米价格救济农村破产案》,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4年4月第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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