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人能够指挥北洋舰队

甲午战争120周年系列策划第10期。 …[详细]

战前,琅威理受二元体制祸害而辞职,北洋海军军纪自此败坏

如此前数期所言,甲午之役,清国在军备层面,无论陆、海军,其软件(人才)与硬件(器械),均存在诸多问题,且均足以影响战争之成败。更要命的是,这些问题之上,还横亘着一重无解的清国陆、海军二元领导体制。

所谓“清国陆、海军二元领导体制”,简言之,系指自太平天国以来,八旗、绿营等“中央军”已彻底破败,清国的国防支柱,只得依靠练军、防勇等“地方军”,后者既受所在派系督抚领导,又须听从朝廷调遣。及至北洋舰队成军,此种二元体制,遂至巅峰。其负面影响之大,试以海军为例,略作说明。

例一。今人讨论北洋海军之军纪,公认以英国教官琅威理愤而辞职为分水岭。如甲午战后,“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溁回顾往事,谓:“前琅威理来军时,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船甚难。……自琅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至于操练掺水、军令不应,更属常事。①提督丁汝昌也感慨:“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②

对琅威理之辞职,清人姚锡光之《东方兵事纪略》,有扼要陈述:“海军之建也,琅威理督操极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③

简言之,驱逐琅威理,乃以刘步蟾为首的北洋“福建帮”管带群体之长期阴谋。1889年底,北洋舰队南巡至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队,右翼总兵刘步蟾即将提督旗降下,换升总兵旗,旋遭琅威理抗议——其时,琅威理身为“水师副统领”、“赏加提督衔”。琅氏认为:提督离去,副督尚在,刘步蟾升总兵旗,乃是对自己的藐视和挑衅。此番冲突闹至李鸿章处,李态度模糊,复电左翼总兵林泰曾:

“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④

其后,琅威理北上,当面与李鸿章讨论此事,不欢而散,遂愤而辞职。琅氏显然不能理解李氏处理此事的暧昧态度——命制“四色长方旗”,既否认了琅威理是舰队“副督”,又否认了刘步蟾升总兵旗的行为——李氏如此暧昧,乃是因为:北洋是李之“私产”,又是朝廷“公器”。一方面,朝廷赏给琅威理“提督”,已明言只是“虚衔”,李绝不敢同意其以“实缺”资格升提督旗;另一方面,李及其代理人丁汝昌又须倚重琅氏,以制约军内“福建帮”,另制“四色长方旗”,正是李欲维系琅氏军内地位的折中办法。

这种二元体制下的复杂操作,非琅氏所能理解,他辞职时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介总督之私役,倒是贴切感受。琅氏辞职,不但是北洋舰队军纪分水领,也是英国对华外交的关键节点——日本之发动甲午之战的底气之一,就是获得了英国政府的默许。

牙山海战胜利后的日军,通过汉城凯旋门牙山海战胜利后的日军,通过汉城凯旋门

战时,因古怪的二元体制,更无人能够切实掌控指挥北洋海军

例二。琅威理辞职事件,仅仅是二元领导体制,在北洋海军内的一次暗处交锋,至甲午战争爆发,这种冲突迅速走向了前台。最典型事件,莫过于李鸿章与光绪皇帝,在对丁汝昌的指挥问题上的激烈交锋。

限于篇幅,此番交锋的详细情形略而不述。单看几则相关高层往来电文,即不难体会二元领导体制,给战事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

1894年7月26日,李鸿章指示丁汝昌:“汝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要。仍盼速回。”⑤

1894年8月1日,李鸿章指示丁汝昌:“总署催汝统铁、快各船,往仁川附近,截击其运兵船,机不可失。……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⑥

稍后,因屡屡未遇敌船,光绪多次谕旨严厉责成李鸿章,查实丁汝昌是否有刻意避敌之行为。如8月5日谕旨称:“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巡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卸地方?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⑦

受此严责,李鸿章遂命丁汝昌于一月之内,四度率舰队出海,但仍未能遇敌。来自光绪的压力更甚。及至9月17日黄海大战,北洋舰队受创颇重。19日,光绪再度谕旨催促修复战舰,以备再战。此时北洋舰队实已残破不堪,但为应付来自朝廷的压力,李鸿章无奈指示丁汝昌:

“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使,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⑧

在朝廷与李鸿章的二元体制领导下,丁汝昌既要“机不可失”截击日军,又要“保全坚船为要”,其无所适从可想而知。事实上,这种二元体制下指令的内部冲突,一直贯穿到整个北洋舰队覆灭为止。

简而言之,光绪固然调遣不动李鸿章的“私产”;李鸿章与丁汝昌也同样奈何不了舰队里的“福建帮”⑨;而朝廷与疆臣对舰队的二元领导,在当日更是一道无解难题。人人都能对舰队指手划脚,意味着所有的指手划脚都做不得数,北洋舰队犹如风中浮萍,成了一支无人能够切实掌控和指挥的军队。

清军向烟台芝罘湾撤退清军向烟台芝罘湾撤退

注释:

①《张哲溁呈文》(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收录于陈旭麓等主编《甲午战争(下)》,P398-399。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P34。③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华书局2009,P88。④《李鸿章全集·电稿卷·1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P12。⑤《李鸿章全集·电稿·2》,P812。⑥同上,P836。⑦《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P11。⑧《李鸿章全集·电稿·3》,P16。⑨周馥曾向李鸿章报告舰队管带们军纪涣散,李鸿章无奈回应:彼等武人,难以绳墨范之。当丁汝昌因伤不能视事,李鸿章的指示,即不能得到刘步蟾等人的贯彻,李除了去电斥责丁汝昌外,并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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