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化工厂、危化品仓库与居民区常常为邻
化工设施有与生俱来的风险，几乎没人愿意与化工企业为邻。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曾经与城市有一定距离的化工项目和城市居民渐行渐近，很多城市出现化工厂、危险品仓储与居民区交织存在的局面。
根据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全国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查，在排查的全部7555个项目中，布设于城市附近或人口稠密区的有2489个，占32.4%。这是唯一可见的官方公开数据，但只是局限于自2003年9月1日《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以来已批复的拟建、在建和建成投产的化工石化类项目。研究论文也不少，论文《国内外危险化学品安全距离探讨》就提到，我国有30％以上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存在周边安全距离不符合规定的问题。
“南京金陵石化距最近居民区约200米；青岛丽东化工与最近居民区约600米；宁波镇海炼化，两万多人口的生活区就在二三百米外……”一位曾经参与过多地石化项目的前中石化高管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而在此次天津爆炸事故中，根据媒体报道，爆炸发生地滨海新区瑞海危险品仓库周围有数条公路，且距离最近的轻轨站仅541米，方圆3公里内有将近10个居民小区存在。
化工设施和城市亲密接触有很大隐患
一旦出现事故，后果非常严重，而与城市的亲密距离，又使得伤亡更加惨重
化工业似乎总是逃脱不了事故的魔咒。根据媒体报道，2014年1月1日至今，我国就发生过19起爆炸事故，吉林、抚顺、南京、大连、北京、黄岛……细数我国有名的重化工城市，几乎都发生过或大或小的安全事故。
2005年11月，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5人死亡、1人失踪，数万居民紧急疏散；2006年6月，安徽马鞍山盾安化工集团发生爆炸，造成10人死亡，30人受伤；2007年5月，河北沧州大化化工厂发生爆炸，7000人转移；2008年8月，广西广维化工发生爆炸，20人遇难，11500名群众紧急疏散；2009年7月，河南洛染化工发生爆炸，7人死亡，上百人受伤；2010年7月，南京市塑料四厂厂区可燃气体管道泄露爆炸，13人遇难，周边居民300多人受伤；2012年2月，河北赵县一化工厂爆炸，25死4失踪；2014年8月，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汽车轮毂抛光车间发生爆炸，致69人遇难……
梳理这些伤亡惨重的化工事故，可以发现，出事的化工场所几乎都建在居民区附近，有的甚至被居民区所包围。如7.28南京大爆炸出事地点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在三块比较集中的居民区中间，附近还有幼儿园和学校，化工原料的储罐和周边居民距离相隔不到100米。
工业界有句名言，没有绝不会泄漏的管道和罐体。而化工设施与城市的亲密距离，又使得伤亡更加惨重。“南京‘7·28’爆炸如果不是发生在市区，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就会大大降低，引发社会恐慌的程度也不会如此严重。”江苏省安监局一位工作人员曾对《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说。
化工设施也威胁着环境和人体健康
2014年，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引发全国震惊——一个城市整整数百万人饮用苯超标的水。根据调查结果，事故由自来水厂周边的地下含油污水引发，而含油污水来自兰州石化公司原料动力厂1987年和2002年两次爆炸事故遗留的废渣。事实上，饮用水源或是输水管道被重化工企业包围的并不只有兰州一个城市，而这样的布局，城市饮水安全中风险系数最高的水源地自然难保安全。环保部的数据显示，全国12%的化工企业距离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域不足1公里（环保部曾规定水源地周边1公里范围内不能有任何工厂），50%的企业无事故应急池。
除了水污染，化工企业的大气污染威胁，同样也是被化工企业环伺的城市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化工生产企业，化石能源消耗会产生大气污染物排放。虽然环保部有出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但化工企业的大气污染问题却一直不容乐观，也是近年来城市雾霾天气高发且不易散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城市位于山坳或主城区位于主要工业集中区的下风向，情况更糟糕。以南京为例，南京三面环山、一面邻水，就像一个西北开口的簸箕。这种先天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一旦污染物进入主城后，便会滞留堆积下来，并且阻碍着大气污染物向周围地区的输送和扩散。
网络上流传“中国癌症村地图”2013年2月，环境保护部印发《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谈及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威胁，称“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首次官方承认了“癌症村”的存在。《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作者对“癌症村”的形成原因进行归纳后发现，在全国247个“癌症村”中，绝大多数“癌症村”是由于化工厂、印染厂、造纸厂等企业污染环境而产生的，如中国老年学学会认定的“中国长寿之乡”江苏省如皋市就是由于化工园区排放废气、废水而变成“癌症村”的。换言之，被化工企业环伺的地区更容易增加居民患癌机率。
然而，现实中却不太容易消灭这种隐患
旧有的难化解，新问题又来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决定在吉林市兴建全国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此后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推进化工产业发展的意见。光是“一五”期间，在吉林投产的国家投资重点建设项目就有7个（全国156个）。至今，在我国内地的沿江、沿河地带，重化工业项目星罗棋布，它们几乎全部建设于上世纪50、60年代。
这些天然高危的项目在各地分散发展，事先有否规划、是否彻底“排雷”（评估风险），本就值得怀疑。而城市扩张却将这些化工厂包围。2004年4月因氯气泄漏引起轩然大波的重庆天原化工总厂成立于1939年，是我国最早的氯碱企业。当年在重庆建厂之时，厂区位于主城区之外，远离居民稠密区。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厂区四周也迅速开发，城市化越来越快，许多居民小区和学校、商场等不断兴起，天原化工总厂所在的地方也渐渐变成了主城区。
庞大的首钢的搬迁，曾被誉为一个“奇迹”，但这样的案例，毕竟难以复制“化工围城”的出现，固然是城市化加速的后果。但一直搬不走则与地方的各种利益直接相关。
且不说与企业或居民区的协商谈判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同时高达几千亿元的搬迁资金也是不可忽视的难题。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12年南京于连云港达成意向要将六合扬子石化、金陵石化和南化公司等所有化工企业全部整体迁出，但时至今日毫无动静。对于搬迁规划，六合扬子石化董事长表示，“搬迁之后的职工安置、搬迁的费用，哪儿来呢？成本呢？你摊给消费者，行吗？”
更不用说许多化工企业大多被当地视为支柱企业，是缴税大户。一些地方为了GDP考虑，对化工厂情有独钟，对其环境污染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不惜提供保护。2010年《广州日报》曾有报道，江苏大丰市的辉丰农化被附近居民称为“毒工厂”，与最近的村民住宅相隔不足百米，超标污水直排入海。按理这种化工厂早应搬迁，远离村民区，但由于辉丰农化是当地第一纳税大户，并被评为“环境友好企业”，想动这种“明星企业”，当然是难上加难了。
至于很多人诟病的化工企业离居民区太近的问题。事实上，在早年我国化工企业建设选址与城市居民区的距离其实是合理的，比如必须包括一个5到10公里的隔离带。到了今天，炼油厂的安全卫生防护距离最小是400米，化工厂是200米，合成纤维厂是500米。对于这一差异，南方周末曾采访过业内专家的意见“如果防护距离过远，相应的土地成本和拆迁安置成本都会使得石化企业的投资增大，自是企业所不乐见的。”
原有的化工企业问题还没有解决，难搬走，新建的化工设施也来了。并且，那些旧问题依然在新设施的选址建设监管等环节一一存在。也就是说，旧有的困还没解决掉，新的坑又挖下。
学习域外经验，化解化工围城困局
保证化工设施远离居民区等人口密集区，并对危险品保管设置严格的程序和监管
生命安全终究无法承受冒险和侥幸。对于由化工围城导致的爆炸、环境安全事故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提高安全性做不到一蹴而就，任何生产工艺的改进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能被动的方式来减少危险，即在化工厂、危险品仓储区与居民小区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距离，以防止附近居民受到威胁。
确实存在距离居民区20米的化工企业巴斯夫，但这首先是特例，其次其安全管理之谨慎也独有化工设施究竟应该离居民区多远？这几乎是每次化工爆炸事故之后，各方追问的问题。
1984年印度博帕尔化工爆炸事件后，国际劳工组织于1993年制定并发布了《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公约》(第174号公约)和《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建议书》(第181号建议书)。该公约要求各国政府“主管当局必须制定综合的选址政策，规定拟建的危害设施与工作区和居民区以及公共设施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并对现有的危害设施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而在具体的危险品运输存储方面，美国的《联邦危险品运输储存法规条例》极具参考价值。它把所有的危险品成分分为九大类。对每一种危险品成分储存运输的数量，包装都有非常细化和明确硬性的规定。所有参与包装，运输，储存危险品的公司都需要专门经过考核的人员持证上岗。违反规定的公司会根据造成的危害大小受到罚款的惩罚，情节严重伤害到人民生命的会被依法以玩忽职守导致误杀的罪名起诉。而在危险品的存放地点和居民区的距离，也非常细化，对不同的危险品有不同的规定。甚至对储存危险品的建筑也有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