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李海峰无罪的理由很充分
按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正是基于这种规定，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李海峰只是过度维权，并非敲诈勒索。
发表于《人民法院报》的《“天价索赔”不等于敲诈勒索》所阐述的观点就非常有代表性。文章指出，非法占有，是指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的纯粹敲诈，而消费者遭遇侵权，有权索赔且“事出有因”；“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必须情节严重，手段既要有非法性，也要有强制性。商家可以拒绝消费者的天价索赔，行为也不受消费者控制。因此，消费者基于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天价索赔”，不等于敲诈勒索。
李海峰将检验结果传到网上，并点名媒体关注的举动，在很多法律界人士看来，也并无不妥。法律学者温建辉在《维权过度无罪论》（2014）中早已指出，敲诈勒索必需以恶害相威胁，而诉诸舆论、诉诸媒体、诉诸法律等方式是公民和消费者拥有的合法权利，不属于非法的恶害手段。维权过度本质上是一种认识错误，属于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不能构成犯罪。
在现实中，过度维权者被无罪释放的例子也有很多。其中，最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无疑是“黄静华硕”案。2006年，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电脑，在修理过程中发现其CPU存在问题。她以向新闻媒体曝光为筹码，向华硕公司提出50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随后华硕报警，黄静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警方逮捕。2007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黄静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检察院认为，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赔，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金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黄静领取到2.9万元国家赔偿金既有法律界人士力挺，又有判例可循，李海峰无罪似乎大可期待。
然而，他被判有罪的可能性依旧存在
看到标题，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李海峰还有可能被判有罪呢？这是因为，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一地的判例可能影响但不会决定另一地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在现实中，类似过度维权的案件被判敲诈勒索的也并不鲜见。
2006年，刘某在刚刚购买的一桶食用油里发现一个橡胶圈。和厂家联系后，厂家并未及时采取措施。于是，刘某联系新闻媒体曝光，曝光后，厂家主动和刘某联系，表示愿意赔偿一桶油和300元钱。而刘某要求赔偿36000元，并表示如果厂家不答应，他就在让媒体继续曝光。厂家佯装同意并报警，结果某法院以敲诈勒索罪( 未遂) 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支持判这类过度维权为敲诈勒索的法律学者也有不少。他们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威胁、要挟行为，是指能够引起他人心理恐惧的精神强制方法，媒体曝光合法也具有“威胁”的作用。如果曝光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和警示其他消费者，而是运用“曝光”与“不曝光”、“曝光”的损害后果与“不曝光”的对比后果来要挟被害人，迫使其就犯，可以构成敲诈勒索罪。
一些学者认为向媒体曝光合法却也具有“威胁”的作用还有学者指出，从现今多数国家的立法及审判实践来看，对财产秩序的维持更受重视，过度维权的入罪有扩大化的趋势；我国对过度维权行为，却在入罪方面持限制态度。
难道真的是我国对过度维权过于纵容，应该加大对过度维权的打击力度吗？
如果类似的天价索赔被判有罪，消费者面对大企业时会更为势微
索要天价赔偿，是消费者的正当权利
不少人也许觉得，一个方便面出质量问题就索要450万天价赔偿，分明是敲竹杠；一些法律人士也认为，过于不合理的索赔额有可能被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企业的欺诈行为最多只能双倍惩罚。
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当一方当事人构成违约或侵权后，赔偿多少数额才算是正当的， 法律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双倍”赔，但这并不意味着权益受侵害一方只能在“双倍”的范围内索赔。权益受侵害一方，可以向违约或侵权方提出一定数额的索赔要求, 无论数额多少只要对方自愿接受，就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如果对方不接受, 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不能说受害方提出了高额的索赔，请求侵权方不承诺，受害方就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美国老太太斯黛拉·莉柏克因被麦当劳的咖啡烫伤，获赔60多万美元同时，天价赔偿也是消费者对付大企业有效手段
有些网友认为，李海峰索要450万太过贪婪才导致自己身陷囹圄，并不值得效仿。
这种观点也不成立，也许李海峰们高额索赔是出于私利，但在客观上也对大企业进行了监督，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有些“替天行道”的色彩。况且，任何一个大企业都是追逐盈利的组织，消费者天然处在弱势地位，维权不易，不法企业在每个消费者身上占一点“便宜”，积累起来就是庞大的利润。
在商业人士吴向宏看来，对于大企业来说，鞠几个躬，辞几个职，交出若干洋洋洒洒上万言的有关“真相”的调查报告，无关痛痒。触动他们最有效的做法之一，就是针对其经济利益。只有经济利益被触及，大机构才会全面恐慌起来。因为这种触及最终会涉及到大机构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分支和每一个环节，甚至可能危及大机构的整体生存。
面对一些大型企业，责令其停业、整改，或者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全民抵制，也能够有效触及其经济利益，但是波及面可能太大，影响人们的生活。而支持消费者的高额索赔，或是通过公益诉讼对这些大企业开出天价罚单，则是波及面最小、最容易被社会接受的措施。
我国消费者维权成本高昂早已不是新闻，在这种情况愿意并敢于维权的人毕竟是少数，如果向企业高额索赔被认为是犯罪，企业违法收益总是高于违法成本，恐怕大企业的侵权行为会愈演愈烈，而消费者只会更逆来顺受。
执法机构更不应过度执法，落下“包庇”企业的嫌疑
此次邢台警方的行动之迅猛也是一大“亮点”，从6月3日开始网上追逃，到7月29日就将李海峰抓获，7月31日已将李海峰带回邢台，相比于有的逃犯网上追逃几年都抓不到，此次行动可谓“神速”。
然而这种神速并不值得赞美，尤其是在很多类似维权案件最终被判无罪的情况下。如在上文提到的“黄静华硕”案中，检察机关最终以证据不足撤诉，但由于此时黄静已经被错误拘押了295天，因此她获得了2.9万元的国家赔偿。
黄静并非是获得国家赔偿的唯一案例：2011年，陈曙光涉嫌敲诈勒案被判无罪，共获得国家赔偿3.4万元；2014年，上海市民何正其、徐洪兵因知假买假，被当地警方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37天后，检察院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警方撤案，两人分别获得国家赔偿1万元。
如果李海峰最终无罪释放，即使他也能获得国家赔偿，但被拘押期间仍失去了宝贵的自由。此外，国家赔偿的钱来自纳税人，这岂不成了警方为企业“抓错人”，最终让纳税人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