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领希腊抗击欧盟的新任总理齐普拉斯和财长瓦鲁法基斯希腊给人的印象就是在“耍无赖”
“好吃懒做”、“消费无度”、“靠借钱过日子”已经成为许多人对希腊的刻板印象
不妨先来回顾下这场持续多年的希腊债务危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001年加入欧元区之后，当时希腊政府为了讨好选民，利用欧元区内宽松的信贷环境，向民众提供了远超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福利，导致了希腊政府债台高筑。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新上台的希腊政府承认 ，希腊的债务以及预算赤字，已经被“美化”多年。当年的预算赤字立刻从7％上修到 12％GDP，然而这个数字还是过份乐观，实际的赤字是15.6％，公共债务则为GDP的110%，远超欧元区60%的警戒上线。
为了解决困境， 2010年5月，希腊跟欧元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商借了1100亿欧元的纾困贷款，两年后，希腊又借了一次钱，使其纾困款总额达到2400亿欧元。如今，这些贷款即将到期了，而希腊表示无力偿还，希望债务能够减免或重组，而债权人不答应。这就是最新版本的希腊债务危机。
毫无疑问，希腊人如今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自找的，要不是“好吃懒做”、“消费无度”，又何须举债度日？当然，这与南欧人的性格特点有些关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或多或少的都有“希腊病”。但既然事情这么发生了，就是你自己的责任。希腊人还不起钱，就该破产，卖掉所有家当还钱，自认倒霉。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更何况，新上台的希腊左翼联盟居然把几十年前的二战赔款旧账拿出来说事，要求德国赔偿1600亿欧元——这种做法无疑容易引发反感（但这个做法并不一定毫无依据）。
对公平无比在意的中国人，也很难认同因为同情就减免希腊人的债务，正如债权国之一的斯洛伐克总理所说，不可能接受希腊一方面要求削减债务或者延长贷款，一方面让希腊国民免费享受住房和能源，不可能向“贫穷”的斯洛伐克民众解释，应该用他们的薪金和养老金去补偿希腊。
相比之下，德国式的财富观令人推崇
主持对希腊进行援助的是被称为“三巨头”的三个组织：欧盟委员会、欧州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两者起的作用更为主要，这两个组织的主导者都是德国人。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力量，德国经济表现稳健，财政和债务方面都保持着健康。这背后的关键原因在于，德国人有着与南欧人完全不同的财富观——不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更重要是保持经济竞争力，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实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同时保证工业产出的可持续增长。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财长朔伊布勒，要求希腊遵守严格的财务纪律事实上，德国人也经历过艰难的时刻。两德统一后，社会福利负担大增，2000年前后，经济也乏力。当时，德国总理施罗德推行了艰难的社会改革——“哈尔茨改革”（Hartz reforms）。其目标是鼓励就业，降低失业救济水平；降低雇主的社会保障负担；并向劳动者提供激励，促使其学习新的技能等。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德国为了提升竞争力，努力控制实际工资水平——目前的实际工资水平只略高于1999年。通过艰苦的国内改革和辛勤工作，德国成为欧洲最出色的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国。
不用多说，这种德国式的财富观才是令人推崇的——实干创造财富，享受的前提是好好工作，而不是依靠举债，当经济形势不好时，就该节衣缩食。在德国人自己看来，这种做法也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德国民众对给希腊减免债务也有很大抵触，如果强行减免，那么无疑会出现“道德风险”——自己人还节衣缩食，怎么可以对他国胡乱慷慨。
然而，希腊按照德国人要求去“紧缩”，结果却比几年前更萧条
在2010年的时候，德国人把自己的这套财富观推销给希腊人，作为援助的条件。当时定下的条件主要是这样的： 必须减薪17％、削减政府支出、加税、国营事业民营化（约500亿欧元），另外还有劳工市场改革，最低薪资也必须减少22％。
在德国人主导的“三巨头”看来，“紧缩”是挽救希腊的不二法门——既然希腊问题的根源就在“大手大脚”，那么解决办法自然就是“砍手砍脚”。“三巨头”相信，尽管短期内紧缩会对经济造成打击，但由于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私营部门高涨的乐观情绪，可以大大弥补削减开支造成的摧毁就业的直接效果。他们的预期是，希腊经济下行很快就会结束，在2011年只会发生有限的经济收缩，到2012年希腊经济就会复苏。这种经济预期还认为，失业率会大幅上升，从2009年的9.4%，提高到2012年的近15%，但很快就会下降。
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形，却是一场经济和人道噩梦。希腊的衰退远未在2011年结束，反而还大幅加深。希腊的境遇到2014年才触及谷底，当时该国已经体验到了全面的萧条，整体失业率提高到了28%，青年失业率提高到了将近60%。希腊130多万的失业者中，已经有90万失业超过两年。
一位希腊失业者在一个社会中心领取物品，希腊失业率曾高达27%按美国媒体描述，“在这里，生计艰难的状况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那些颗粒感很强的黑白照片没什么不同。自杀率直线上升，车辆被遗弃在街头，人们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
即使仍然有工作的人，待遇也是直线下降。一位酒店女服务员称，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她每天打扫20间客房，现在每天打扫35间，工资还从每月的1600欧元降到了985欧元，并且没有节假日工资，休息日也减少了。她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改变这一状况，她表达过不满，但得到的回应只是，“门就在那边，要走请便”。
就在前两天，希腊公布了2014年的经济数据，实际增长0.9%。金融危机后首次实现年度正增长。一些人认为这是”紧缩“的功劳——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主要是希腊GDP跌了太久的缘故。不少人认为，这种复苏则徒有其名，几乎观察不到什么迹象，它也无法让希腊人在可预见的未来，看到生活水准回到危机之前的前景。
“节衣缩食财富观”为何没能救希腊？
为什么德国人推崇的财富观没办法挽救希腊？很多人想必认为原因在于希腊政府的执行力太差。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在实行紧缩的政策的时候，希腊政府未能做到一视同仁，一些富人巧妙的逃过了紧缩政策，因此贫富差距没有缩小。但在削减赤字方面，希腊是实打实的满足了“三巨头”的要求——希腊大幅削减公共服务、政府雇员工资和社会福利。由于一波接一波的紧缩举措，公共开支的削减幅度超出了最初计划的预期，当前水平比2010年降低了20%。这个幅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欧洲国家。
那政策为什么没有效果？
按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弗里登的说法，债务国要想偿债，国内经济调整的过程通常是降低实际工资水平、减少消费并提高产出；为了刺激出口、减少进口，还要使本币贬值；政府为了偿还债务，还需要增税并且减少非偿债支出。
然而，这些措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利益，如货币贬值会降低本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但有利于出口产业。可是希腊是没有办法进行货币贬值的，因为身处欧元区。那么在缺乏汇率手段的情况下，通过紧缩手段以压低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这意味着经济调整的成本主要由劳动者承担。换句话说，债务国不得不通过大量裁员和降低工资水平提升竞争力。这么做的后果就是，民众的购买力降低，需求愈发不足。而出口实质上也没什么增长。就算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前来旅游，但服务水平的下降也很难保证降低价格后收入会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增税意义就很小了，因为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大大缩小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今希腊政府征收的税款占GDP的比例，与过去相比明显提高了，然而由于GDP下降如此之快，税收收入总额却下降了。这当然就没有办法偿还债务。
所以，结论就是，希腊人并不想当无赖，他们已经在节衣缩食，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由于采用了错误的经济政策，他们没有办法偿还债务。正是由于民众看不到通过紧缩政策改善现状的可能，左翼政党才因此上台，试图摆脱紧缩政策，要求减免债务。同样的趋势在意大利、西班牙也已经颇为明显。
希腊债务危机的教训：合适的时机采取合适的财政政策
“节衣缩食财富观”之所以在德国成功，而在希腊失败，关键的区别在于两国面临的时机不一样。德国改革时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因此调整虽然艰难，但依然可以从容行动。而2009年的希腊好比一个百病缠身的重症患者，要求他节衣缩食虽然是根治的手段，但撑不住反而要一命呜呼。按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说法，这时候的理想手段应该还是加大特定领域的公共支出，控制失业率，以维持基本的社会运转，待合适时机再进行控制支出的改革。
对于中国人来说，希腊债务危机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的教训，都很值得吸取。许多国人都听过中美老太太买房的故事：美国老太太年轻时贷款买房，等到死去的时候房贷还完了，住了半辈子的房；中国老太太拼命赚钱，终于买上房的时候，也差不多老死了。这个故事虽然很刺激国人，但真正以此为然的并不多——事实上，很多人的辩驳很有力度，万一来个天灾大病怎么办？这就好比推崇德国人的财富观，而拒绝希腊为代表的南欧享乐主义。这种保守的思想对于抵御风险当然是有好处的。
但一旦陷入希腊式的债务危机，是不是还该采取德国式的节衣缩食财富观呢？从希腊这几年摆脱危机未果的教训来看，恐怕不一定好。目前，中国的出口增长已经遇到了天花板，国内债务风险也在不断提高。一旦经济风险变为现实，靠什么摆脱困境？这是需要及早未雨绸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