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到三国里的于禁，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这么一位严肃正经的老干部，为什么会“投降”？
三十年来说旧交，可怜临难不忠曹。
知人未向心中识，画虎今从骨里描。
——罗贯中《三国演义》
提到三国里的于禁，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这么一位严肃正经的老干部，为什么会“投降”？
看了知乎上许多大神的解释，归根结底都是一条：他确实投降了，没什么好说的。其实不要说我们，就连曹操听说于禁“投降”的时候都深感意外。因为众所周知，于禁是一个“以法御下”的人。
公元197年宛城之败，曹操的青州军趁乱劫掠，于禁不顾误会出兵惩戒他们，甚至冒着被诬告的危险先坚守营寨，于大混乱中凝聚了军心，从此深得曹操赏识；
公元206年，五次反叛曹操的昌豨被于禁等大军包围，经过张辽的劝说来到于禁营中请降，他本以为于禁是自己的老友会网开一面，没想到于禁却以“围而降者不赦”的军令斩杀了他——尽管他自己也痛苦万分。
当曹操听说这件事后，一方面叹息昌豨命运不佳，一方面却更对于禁倍加器重。就是这样一个奉法至公、不恤私情之人，他怎么会不知道投降的后果，又怎么会心甘情愿的投降？
如果说“投降”尚且是实锤，那么更蹊跷的还有于禁之死。
按常理来说，于禁身为魏国大将，战败投敌，当命有司审理定罪。可是曹丕先是宽恕了他，封他做安远将军，还要派他出使东吴，背地里却命人在曹操的陵屋内画上当年关羽大胜的壁画，还画上于禁投降、庞德就义的形象，然后特意让于禁去凭吊。结果于禁看到壁画后倍感羞辱，不久“惭恚发病薨”。
没有公开的下旨惩罚，也没有交给廷尉审理，却偏偏用了一种非常险恶的手段羞辱了于禁的人格，曹丕作为一国之君，究竟有什么理由非要如此行事？难道仅仅是他阴刻的个性所致吗？
《三国演义》里有一首于禁的判诗，说“知人未向心中识，画虎今从骨里描。”但在我看来，真正该描骨的，其实是“杀死”于禁的人。
让我们把视角拉回公元221年，也就是于禁去世的那一年。
此时的魏国刚刚代汉，刘备为了继承汉统在成都称帝，孙权害怕刘备为关羽报仇，于是向曹丕纳降称藩。然而刚刚建立的魏国两年前还在经历 “水淹七军”带来的巨大动荡，因此曹丕的首要任务不是连孙抗刘，而是稳固根基。
为此他从220年继承魏王开始，一方面颁布九品中正制，拉拢士族和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命宗亲武将出任中央和地方军事统帅，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同时诏令严禁外戚、后宫、宦官干政，整肃官风，制法削藩，形成曹丕本人绝对的最高权威。
在这样的背景下，于禁被孙权作为纳降的见礼而送还，无疑是让冉冉升起的大魏又回想起两年前的阴霾。
公元219年七月，关羽举荆州三郡之兵北伐攻魏，借着汉水暴涨水淹七军。“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庞德不屈节而死。”于是“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一时“威震华夏”，吓得曹操都想迁都河北。紧接着邺城、洛阳都发生了叛乱，曹丕亲自参与镇压，可见当时的震荡有多大。
所以对于曹丕来说，七军之降的恶劣影响是难以磨灭的，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似乎正是于禁，因此“惭恚而薨”也是他罪有应得。然而，和于禁一起投降的人，可不止一个。
疑点一：“降者”仅有于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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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魏文帝践祚，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
一个“等”字虽不显眼，却足以令人遐想。
实际上根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的记载，当时关羽俘虏的魏军高达三万人，按一军五千人计算，除去淹死、逃亡、倒戈的士卒，这些几乎是七军的全部建制。所以被放回来的人里，一定包括七军的将校。
当初他们对“投降”一事一定是或支持或默认的，按理应和于禁共同担责。那么除了于禁以外，这些人是否受到了处罚呢？
答案是没有。
翻遍《三国志》，不要说惩罚七军诸将，就连这些人的名字也没有记载。然而，有一个和于禁有关的人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就是朱灵。
在《三国志》里，朱灵的传记十分潦草，附在徐晃传的最后，号称“遂为好将，名亚（徐）晃等”，可见他的资历仅次于徐晃。然而就是这样一员大将，竟然在曹操的授意之下，被于禁收了兵权：
太祖常恨朱灵，欲夺其营。以禁有威重，遣禁将数十骑，赍令书，径诣灵营夺其军，灵及其部众莫敢动；乃以灵为禁部下督，众皆震服，其见惮如此。迁左将军，假节钺，分邑五百户，封一子列侯。——《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在此事之后，于禁传紧接着就写了“水淹七军”。那么，于禁收朱灵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水淹七军”时，朱灵还在不在于禁的麾下？
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记载，直到公元215年曹操西征张鲁，朱灵一直都是独领一军，而此后直到“水淹七军”结束，便再也没有独立领兵的记载。因此可以肯定，在215年之后，219年之前，朱灵变成了于禁的部下。
而于禁此后马上升官并手握大权，再加上曹操对朱灵的厌恶，可以肯定他此后一直呆在于禁麾下。而关于朱灵在“水淹七军”时的去向，《三国志》里也没有明确提及，也就是说朱灵不大可能从战场上逃脱。
因为如果他逃脱了，那么他就是三万人中唯一没有被俘而且生还的大将，类比关羽败亡后廖化被俘而逃脱的记载，这样忠肝义胆的英勇事迹应该大书特书，但偏偏没有。
所以可以肯定，朱灵在“水淹七军”的时候，也和于禁一样，被俘“投降”了。
疑点二：曹丕裁决公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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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确认了朱灵的经历，吊诡的一幕就出现了：在裴松之注朱灵传所引的《九州春秋》里，曹丕称帝后曾重赏朱灵：
文帝即位，封灵鄃侯，赠其户邑……于是更封高唐侯，薨，谥曰威侯。
——《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中间省略的部分，是曹丕诏书中对朱灵的嘉许，其中还要求朱灵“若平常所志，愿勿难言”，也就是你想要什么随便说的意思。
那么既然朱灵和于禁一样“投降”了，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惭恚而薨，一个却被厚加赏赐的情况呢？史书中没有解释，但是我们依然能从二人的传记里看出一些端倪。
初，清河朱灵为袁绍将。太祖之征陶谦，绍使灵督三营助太祖，战有功。绍所遣诸将各罢归，灵曰：“灵观人多矣，无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复何之？”
——《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然（于禁）以法御下，不甚得士众心。
——《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从史料中我们得知，被曹操厌恶的朱灵本来是袁绍之将，早在曹操讨伐陶谦的时候，他就受命前来助战，被曹操的魅力折服而毅然决定辅佐“明主”。
结果二十多年过去，“明主”不仅没给他优待，反而让于禁夺了他的兵权，而于禁紧接着“迁左将军，假节钺”，意味着他不仅是朱灵的主将，而且有“节钺”在手，有权依军法斩杀军士，还能裁决二千石以下官员的生死。
也就是说，朱灵从被夺权的那一刻起，小命便握在于禁的手中。就算他心有不甘，一旦稍有妄动，于禁不用通报曹操直接就能杀了他。
这样的际遇，注定朱灵是无法效忠于禁的，更何况于禁本来就不招人喜欢。“莫敢动”三个字，生动的刻画出朱灵等人口服心不服的状态。因此当他和七军诸将被送还魏国后，也不是不可能串通起来构陷于禁一人。
“知人未向心中识，画虎今从骨里描。”朱灵和于禁之间的龃龉，其实对曹丕来说无关紧要。他不一定要找出所谓的“罪魁祸首”，但一定要让此事有个交代。
这不仅关乎七军诸将的功过荣辱，更关乎魏国乃至曹操在世人心中的地位。然而此事一旦交给廷尉彻查，势必牵涉甚广，届时又将闹的满城风雨、人心惶惶——这是刚刚底定大魏的曹丕最不愿看到的。
他一定要在不惊动旁观者的同时告诉所有人：魏国尊严不容辱没，魏国权威不容质疑。在这样的思路下，舆论就成了曹丕判断的风向标：
谁是众矢之的，谁就是“罪魁祸首”。而只要这个“众矢之的”不在了，他就能以最小的代价消弭矛盾，为当年的耻辱画下句号，然后再慢慢笼络活着的人——一切都是为了曹丕的无上权威，为了魏国的江山永固。
因此我们看到，曹丕在不动用公开渠道的手段下逼死了于禁，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杀人诛心。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今天看来是可笑、可悲甚至可恶的，但在黑暗落后的那个时代，连调查取证都很困难，更不要说给人公道、还原真相。
曹丕的“帝王权谋”虽然冷酷，但对于魏国来说却有实际效果，这便是于禁命运的可悲之处。
其实，原本庞德才是受人猜忌的“众矢之的”，直到他慷慨赴死之后，一向“不甚得众心”的于禁便成了新的“众矢之的”，只有不显山不露水的朱灵，凭借旗鼓相当的资历，在这场旋涡当中成了最后的赢家。
所以，于禁的死并不是因为罪无可赦，而是当他“投降”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被钉在魏国的耻辱柱上，横遭千夫所指，永世不得翻身。
疑点三：于禁被俘变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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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尝试揭穿于禁“投降”的真相。
虽然结果可能是徒劳的，但《三国志》及裴注作为杰出的史书资料，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作者的拳情拳意，如果没有认真解读就草率结论，未免辜负了他们的坚持。
在于禁事件里，首先必须明确一点：我们常说的“投降”，其实包含了“被俘”和“变节”两个行为，而只有“是否变节”才是判断事件性质的关键。
前文所有带引号的“投降”，都是指被俘但不确定是否变节的情况。而坦率的说，我认为于禁在“水淹七军”后的真实情况，极有可能是“囚而未降”。
首先，根据残留的曹军军法记载和当时的一些案例，可以肯定曹魏的士兵一旦阵前逃亡，全家都将受到重罚（连坐处死）。既然逃亡都要全家处死，更不要说投敌叛变了。
由于曹魏军队采用“世兵制”，即当兵的人世代当兵，兵户的家庭都被官府严格控制，连将军的家人也要送入霸府为质。
在全家人的生命威胁下，于禁七军既没来得及为曹魏尽忠，也没有在实力上受挫，而是被人数并不占优的关羽“侥幸”生擒。就这样让人投降，恐怕谁也不答应，而熟知军法的于禁本人，应该更是如此。据此推理，“水淹七军”之后的七军虽然缴械被俘，但是否变节要打个问号。
顺着事件继续推理，此时庞德慨然赴死。我们一向觉得庞德之死是鹤立鸡群，但是在七军被俘且不甘投降的前提下，连庞德这样的降将都英勇就义，试问谁还有脸投降？所以此时骑虎难下的人，反倒成了关羽。
因为关羽的仁义和刘备一脉相承，他素来“善待卒伍”，既不想将三万人统统杀掉，又不能把他们统统放回，所以只能全部收押在后方，而历史就是这样真实的发生了：
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惟城未破。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
整整三万魏军，几乎是七军的完整建制，关羽非但不能分而化之、反过来压制襄樊以战取粮，还把他们全部押往江陵养起来。这不是关羽太蠢，就是他被逼无奈。
我们历来认为关羽在北伐之战中高开低走，漏洞百出，以致有人据此质疑关羽的能力，但这样的理解却忽略了曹操和刘备的眼光。
关羽是当时天下有名的名将，他的战争素养应该是顶尖的。如果不是于禁的领导，关羽不可能面对三万被俘的魏军一点办法都没有，甚至在缺粮的情况下不惜“擅取湘关米”来勉强度日：
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
——《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在陈寿的记载中，关羽“擅取湘关米”是孙权偷袭荆州的导火索，如此重大的外交事故，比骂使拒婚要严重得多，如果不是关羽军陷入了生存和信义无法调和的陷阱，他们岂能因乱生变，自取败亡？如果于禁和三万魏军真的变节投降，关羽应该实力大增、力克襄樊，又岂会如此窘迫？
循着史料推理至此，于禁“囚而未降”的轨迹已经非常明朗了。
说了这么多，仿佛“囚而不降”是于禁的苦肉计，但造化恰恰是弄人的。
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七军未能就高处扎营达成一致，以致延误了时机。当洪水来临的时候，七军的主将们或是眼睁睁的看着士卒泅水逃命，或是连自己都被卷入大水九死一生，最后面对耀武扬威的关羽军只好“缴械被俘”。
但等到庞德被杀之后，考虑到曹魏军团的尊严，考虑到家人的安危，考虑到关羽军并不占优的人数，再加上未曾决一死战却被关羽侥幸逞功的窝囊，投降显然不是七军的最佳选择。此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利用关羽的心态和他博弈——囚而未降，就是这么简单。
只不过，在当时一些外人的眼里，此时的七军战败被俘，不死节就是不忠，谁又会去体量于禁和七军的处境呢？在“平地水数丈”的“洪灾”来临之时，于禁要么投敌叛变，要么英勇就义，要么忍辱偷生，早已别无选择。
假设以上的推理全部成立，那么这也是一场是非和荣辱的较量：“投敌叛变”将丧失原则失去家人，但自己却能获得荣华富贵；“英勇就义”能成就自己的美名，但群龙无首的三万魏军恐怕将彻底葬送了曹魏；“忍辱偷生”虽然什么也得不到，但是从史料来看却成了三万魏军的定海神针。
在我的眼里，一向奉法至公、不徇私情的于禁，选择“忍辱偷生”绝不是自暴自弃，而应该有他的理由。也唯有如此，当他面对后来东吴虞翻的屡次折辱，才能做到“犹盛叹翻”。
投降是悬案，威刑失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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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多方佐证和深入推理，但由于史料记载的模糊和年代的久远，我们最终无法肯定于禁悲剧的真相。
今天，我们之所以同情于禁，一方面是因为他沙场周旋、奉法至公，不像一个轻易投降的人；另一方面，身为一代名将的他因此事屡遭折辱，当看到了“水淹七军”的壁画后，终于明白故国已经不容他活在世上，最终惭恚而亡，结局着实可悲可叹。
聊以平衡的是，曹魏朝廷最终并没用“投降”给他盖棺定论：
子圭嗣封益寿亭侯。谥禁曰厉侯。
——《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
封一子嗣侯，说明朝廷认可于禁的功绩，而谥号曰“厉”，却是“暴虐无亲、致戮无辜”的意思。古代谥号是对谥主一生的高度概括，一个“厉”字，或许也暗示着于禁悲剧的背后，主要原因还是他不近人情、不得人心，而不是变节投降
——按照前文的推理，如果七军能就高处扎营早点达成一致，也就不至于束手无策的“被俘缴械”了。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于禁扛过了战场上的大风大浪，却终于没有扛过波云诡谲的人心。
遥想当年杀昌豨之时，于禁对面涕泣，曹公扼腕惋惜，如今他自己行将就木，没有老友的垂泪，没有明公的挽留，没有申诉的希望，甚至与他同行的朱灵不但无罪，反将厚加恩赏。
生荣死哀，于禁一生如此巨大的起落，裴松之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臣松之以为围而后降，法虽不赦；囚而送之，未为违命。禁曾不为旧交希冀万一，而肆其好杀之心，以戾众人之议，所以卒为降虏，死加恶谥，宜哉。
——《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第十七》裴松之注
终曹魏一世，于禁身后未能入宗庙从祀曹操。倘若爱才如命的曹公泉下有知，定会请他和五大谋士、宗亲八虎、“四子良将”、二猛诸州一起坐在身边，青梅煮酒，泣诉衷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