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内阁变更37次 顾维钧为何总是“吃得开”

[摘要]1916-1928年期间,北洋政府的内阁变更了37次,改组24次,有26人担任过总理,此外还有4个摄政内阁在短时间内行使了执政权,任期最长的17个月,最短的仅两天。

北洋内阁变更37次 顾维钧为何总是“吃得开”

顾维钧

作者:杨红林

当代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只能算是近代以来最杰出的“半个”外交家。正是这特殊的“半个”外交家,在民国政坛上几乎始终屹立不倒,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在国力衰微的大背景下,尽管其个人努力有时显得有些苍白,但放眼近代中国外交史,仅就所付出的心血和获得的成果而言,顾维钧绝对是难以超越的。

如今北京城的地安门东大街(又称张自忠路)23号,是一座由东、西3个院落组成的宅院。当年,作为这座宅院的主人,顾维钧曾在这里度过了几年美好的时光。

张自忠路这个名字的历史并不长,那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冯玉祥的倡议下,有关当局于1947年3月13日将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雄张自忠。说起来,张自忠路的前身铁狮子胡同在老北京城那可是大有名头。作为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铁狮子胡同据说在明朝初年时就颇具规模了。据历史记载,早期这条胡同还只是一条两边开口、东边堵塞的狭窄通道,胡同中有一座名叫天春园的府邸,而府门前坐落着一对铁红色的石狮,胡同因此得名铁狮子胡同。至于这天春园,最初据说是明代英国公张辅的宅邸,后成为崇祯皇帝宠妃田贵妃之父田弘遇的私宅。在此期间,田太师得到了绝代美女陈圆圆,后又将其转送吴三桂。不料在李自成的军队攻入北京后,其部下刘宗敏居然将滞留北京的陈圆圆据为己有,不知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是否属实。清朝时,天春园多次易手,至道光时改名为“增旧园”。别看铁狮子胡同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在最鼎盛时却聚集了不少豪门显贵,从东往西依次坐落着和亲王府、和敬公主府和承公府。到清末民初,随着世事变迁,和亲王府改建成了海军部和段祺瑞执政府,而最西头的承公府则一度成为顾维钧的私宅。

话说1922年参加完华盛顿会议后,风光无限的顾维钧回国述职,很快就因其巨大的声望和广泛的人脉而被任命为外交总长。既然决定了留在国内发展,置办产业便提上了顾总长的日程。于是在财大气粗的新婚夫人黄蕙兰的赞助下,他斥资25万元买下了前清的王公府邸承公府,之后又大兴土木,将其改造成设施齐全的豪宅。在顾维钧最风光的那几年,这里名流云集、车水马龙。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时,就借住在顾宅西院二进院的正房里。当年,孙中山在冯玉祥发动事变之后应邀北上共商国事,而此时的顾维钧却因怕受牵连正逃亡海外。孙先生北上前,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曾向顾维钧“商借”铁狮子胡同5号为其行馆,并同意送给租金200元。顾维钧答复称,孙中山是“创建民国元勋,功垂寰宇”,能将自己的房屋作为孙中山的行馆是“无上之光荣”,最终决定将西边房屋供孙先生居住。却不料先生竟一病不起,1925年1月病重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后,他便移居顾宅,直至3月12日逝世。孙中山逝世后,顾维钧决定将西院的37间房屋捐出,作为孙中山先生行馆遗址。同年4月2日,孙中山治丧委员会决定在该宅门口悬挂“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匾,并在外间墙上镶嵌了一块长方形汉白玉刻石,上刻“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先生在此寿终”,刻石上方还悬有孙中山遗像。如今这里已成为重要的历史遗迹,而在经历多年的政治变迁后,其原本的主人早已同这里没有了关系。

1922年顾维钧返回国内述职时,按他本人的设想,接下来其实是希望继续从事自己的老本行,回到伦敦担任驻英公使兼驻国联代表,却不料竟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北洋政府的权力中枢,在北京一待就是7年的光景,成为北洋政坛上著名的“不倒翁”。而地处铁狮子胡同5号的那座豪宅,则成为他这段传奇政治生涯的见证者。

简要回顾一下顾维钧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履历,我们不禁会感叹他的际遇实在令许多同行羡慕呀!

从1922年到1928年间,顾维钧先后在七届内阁中出任外交总长,两度出任财政总长,并两次代理内阁总理,一次实任内阁总理和北京政府3人摄政之一,堪称北洋时期最风光的政坛“不倒翁”。

众所周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内阁作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不仅掌握着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且作为正统的合法性来源,成为军阀竞相角逐的竞技场。在此情形下,如果没有实力的保障,任何政客都随时会面临“下课”的危险。据统计,1916-1928年期间,北洋政府的内阁变更了37次,改组24次,有26人担任过总理,此外还有4个摄政内阁在短时间内行使了执政权,任期最长的17个月,最短的仅两天,阁员的变动更是如走马灯般变动,当时政坛动荡混乱的局面可见一斑。正因如此,当时的舆论界就讽刺历届内阁为“妾妇内阁”。

那么,一介书生的顾维钧,作为纯粹的“技术官僚”,他是如何创造个人政坛奇迹的呢?

有一点自然很重要:在那个国力虚弱的年代,外交事务始终是北洋政府的头等大事,而顾维钧恰恰又是享有国际威望的外交家。巧合的是,自从华盛顿会议结束之后,顾维钧、颜惠庆、王宠惠、施肇基、王正廷等英、美留学背景的外交家纷纷投身政坛,开始在国内谋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一改此前外交家只在国外任职的局面,力求通过直接参与国内中央政府的政治决策来实现其外交理想,并进而通过外交来谋求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因此被国内舆论归为“外交系”。而在“外交系”诸人中,顾维钧无疑又是最成功的。由于他的外交才干、学者风度和超党派影响力,加上其一向以对外大局为重,稳健自重,周旋有方,具有政治家的独特风范,故能长立政坛。顾维钧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徐世昌、张作霖各期北京政府,以及各届内阁,总能身居要职,在各派斗争中始终吃得开,玩得转,可谓不折不扣的官场“不倒翁”。不过多年以后,当有人向他请教为何能在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坛角逐中左右逢源而官运亨通时,他却淡定地回答说:“问题很简单,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我的活动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凡是有益国家的事,我必尽绵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宁愿挂冠而去。”

从顾维钧晚年的回忆来看,无论是同北洋时期哪一届“国家领导人”之间,他都基本能保持较为融洽的关系。那些在我们想象中祸国殃民的粗鄙武夫,却对外交家顾维钧礼敬有加。因此即便在后世历史评价再低的军阀,他都能在其身上发现闪光与可爱的地方。做人如此,难怪顾维钧能创造政坛“传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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