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瓠蛮”追溯历史:为何说祖先是一条狗?

[摘要]当盘瓠的子孙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狗的时候,他们把这条狗杀了,他们的母亲指责他们,他们很惭愧,后来就一直祭拜狗祖先。

“盘瓠蛮”追溯历史:为何说祖先是一条狗?

10月14日至16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了“差异与当下历史写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系列会议之二,继去年讨论“空间”问题后,学者们今年将关注点放在“差异”问题上。

在14日下午的开幕式上,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王明珂教授做了题为“历史叙事中的结构与差异”的演讲。

不同于其他人类学家的“蹲点”田野,王先生称其在岷江上游村寨所做的研究为“多点移动田野”。他不在一个村寨久留,而是轮流到各个村寨短居,到每个村寨中都尝试了解其社会情境,同时记录与此情境相关的口述历史记忆作为与之对应的文本。这样他一方面观察村寨之间的情境差异,一方面与所得文本差异相对照,以探索其意义及二者(文本与情境)对应变化之逻辑。王先生称这种田野方式是“在差异与陌生里寻求意义”。

“这有点像我在用一个凹凸镜看羌族的社会,凹凸镜上呈现的是已经变形的像,其实我看不见凹凸镜底下的社会本像。那么我怎么大略可以知道这个凹凸镜下面的本像是什么样的呢?我的方法是不断地移动这个凹凸镜,去看表面上呈像的变化,这种方法最大的好处可能不是你了解了社会的本像,而是你能了解这个凹凸镜的性质。”

王先生在演讲中提出的对“差异”的思考与反思性研究给予台下听众很大的启发,现场的同学们踊跃交流,王先生的回答也颇为精妙。在此,笔者选取几轮问答,以飨读者。

您讲的羌族兄弟祖先的故事都非常相似,那能不能引入DNA检测技术来确认他们的亲属关系是真的还是假的?

王明珂:这个可能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人类的族群认同是建立在你相信什么,而不是实际上是什么。而且做这种检验也是有问题的,可能会破坏他们的族群想象。譬如说台湾有些原住民认为他们是跟蓝岛有关系的,可是如果DNA证实他们是从闽粤或其他地方过来的话,那就破坏了他们在认同上的想象。所以DNA研究碰到人类学家所讲的认同问题,就会有非常多的争议。

您的研究范畴包涵了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现在的历史人类学有两种分化的趋势,一种是以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山大学为代表的历史学的取向;还有一种像北京大学的王铭铭老师为代表的人类学取向。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两种取向呢?您个人更支持哪一个呢?

王明珂:我不觉得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取向,我们也不用太在意某个研究到底是历史学、人类学还是历史人类学。简单来看,我们只有一种人类、一个地球,很多人类现象都是相似的,我觉得可以把这些学科结合在一起,不同学科让我们从不同的表象来看本象,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学科或者学派的差别,我们最好是“Open Minded”。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要研究加州的华人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一般来讲,一个人类学家会到华人教会、华人中文学校或者侨团去做田野;一个做文化研究或者比较文学的,他会从华裔作家的作品里去分析这种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一个人类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去分析这些小说呢?做文化研究的为什么不能去做田野呢?做了田野以后再去分析这些小说,我是觉得问题不太大的。

在范晔的《后汉书》和干宝的《搜神记》里都提到过一个西南民族——盘瓠蛮,他们在追溯自己祖先的时候,把他追溯成了一条狗。为什么盘瓠蛮会把祖先追溯成动物呢?

王明珂:这也是我讲的“英雄徙边记”的故事之一,只不过它更不堪了,祖先变成了一条狗。其实这个故事是中原人发明的,因为当时中原帝国没有力量对这些人去征税,所以就要解释为什么没有办法对他们去征税:他们的祖先是一条狗,而这条狗娶了我们皇帝的女儿,所以他们可以免税。后来当帝国真的有力量对他们征税的时候,他们受不了,于是就利用这个故事来说我们就是那个狗王的后代,因此我们可以不用交税。

其实这些人是知道叙事的尺度在哪里的。我们可以在几个文本里移动“凹凸镜”,比如湘西苗族的口述文本,当盘瓠的子孙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狗的时候,他们把这条狗杀了,他们的母亲指责他们,他们很惭愧,后来就一直祭拜狗祖先,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是知道尺度的。在瑶族的文本里面,很多是把盘瓠变成了盘古,把狗变成人了,作为一个更古老的祖先,你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知道尺度的。到了福建、广东那边畲族的文本里面,盘瓠娶了公主以后,让人把他放在金里面炼了七天七夜,炼成了人形。当“凹凸镜”从一个文本移到另外一个文本的时候,你可以读到里面特别的情感。

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故事,说老实话,有点像James C.Scott讲的“不被管辖的艺术”,我认为这是个“被管辖的艺术”。他们被帝国管辖着,但是他们用这样一个叙事,来宣称我可以不用交税。

您的田野调查更多的是在西南地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都有广泛分布,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与西南地区相比有什么差异之处?

王明珂:我想最大的差异就是,西北或北方地区游牧、半游牧的民族,他们的社会跟汉人社会差不多,是个中央化、阶级化的社会,所以他们是英雄祖先社会。大家想想看,随便都可以想出一大堆英雄的名字,像完颜阿骨打、耶律楚材这些。但是你去想南方的历史记忆里面有没有这种英雄呢?经常是没有的。在南方或者西南地方,大家常常讲的是诸葛亮的故事,或者其他从汉人的历史记忆中借来的英雄,这表示在南方很多地方,他们倾向于这种“弟兄祖先”的历史心性,这种历史心性让他们不记载英雄,粗略来讲就是这样的差别。

但是文本本身有时候是一种符号,它就提醒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事情,我曾经注意到,但是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到了云南、贵州这边,很多“弟兄祖先”的历史文本其实发生了变化,不是“弟兄祖先”,而是“兄弟姐妹祖先”的历史心性,里面开始有了女性,比如传说里四个哥哥两个妹妹这样。这一类符号提醒我们,在云南、贵州地区女性角色一定跟羌藏地区是不一样的,我虽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还没有做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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