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庸:中国民营企业抗战西迁的大功臣

最新文章重庆卫视 [微博] 编导/撰稿:周卉2015-09-16 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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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继庸每天奔波在上海街头。

本文系纪录片《大后方》第二集《向西 向西》之文字稿,感谢重庆卫视特别供稿

江阴封锁了,上海割断了,公司的业务即十九被割断。一部分担忧的人们认为: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完结了;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认定,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上海外白渡桥下的苏州河,原本叫吴淞江。开埠以后,来到上海的英国商人发现可以乘船从这条河到达苏州,所以称它为苏州河。

1937年8月,夕阳余晖下,40岁的林继庸已经无暇欣赏苏州河沿岸的风光。他眼前的这条河流即将成为关系国家命运的重要通道。

上海的风声已然极度紧张,敌兵巡逻市上面目狰狞,战机一触即发。住在租界以外的人们,都赶着搬家逃命。在租界内居住的,亦赶着把家眷迁往乡间或原籍暂避。忙碌纷乱中,我们简直找不着人。

出生在广东的林继庸,早年曾在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1932年回国以后,他进入刚刚成立的国防委员会,开始积极改造和创办中国自己的军事工业。1936年,林继庸出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

淞沪会战爆发前夕,林继庸被任命为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此行的任务只有一个,尽可能多地将民营工厂撤离出即将成为战场的上海。

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的大小工厂不下5000家,加上附近江苏、浙江两省的工厂,总数超过全国其它城市企业的总和。

【采访: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苏智良】

当时中国工业的布局是非常的不平衡。我们的工厂主要是在沿海,譬如说,上海占了百分之四十的中国的工业,光一个地方,十家中国的工厂有四家在上海。所以整个的都在从天津、大连,一直到广州那一线。而这一线正是日本首先攻击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夕,将上海以及周边城市的工厂迁至内地,不仅意味着保存全国抗战的物资力量,更重要的是避免沿海地区沦陷以后,处于这些区域的工厂成为日本军队制造军需物资的重要基地。

早在半个月之前,林继庸已经来到上海,动员民营企业西迁。当时大多数工厂老板顾虑重重。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放弃经营多年的市场,另一方面他们更担心千里迁厂,路途凶险,除了资产损失之外,前途未卜,致使搬迁计划一拖再拖。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工厂最为集中的闸北,虹口和杨树浦最先陷入火海。上海工商业界领袖胡厥文的长城砖瓦厂被日军飞机炸得荡然无存。他在嘉定的合作五金厂的领班,在搬运机器的途中中弹身亡。正在开工的申新纺织厂,也突然遭到轰炸,数百名工人悉数遇难。

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声中,第一批工厂西迁的计划才刚刚落实。

根据上海民营工厂分布状况,迁移监督委员会决定:上海南头一带的工厂,集中在闵行,北新泾或者南市起运。闸北、虹口,和杨树浦一带的工厂,则先行将机器和材料抢拆至租界装箱,然后经苏州河运至武昌的徐家棚集中,最后分别西上宜昌、重庆,北上西安、咸阳,南下岳阳、长沙。

此时,整个上海的民用交通已经陷入瘫痪。淞沪会战爆发的两天前,为了防止日本军舰在开战后沿长江而上,国民政府先行阻塞了江阴城下游的航道。上海西面和北面的两个火车站正全力运送军队和弹药。市区以内的轮船和拖驳,几乎全被政府征用。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学校以及大量的难民也在涌向后方。

“难民们涌上小船,挤满所有角落。座位和过道都挤满了人,凳子底下和长凳之间也躺满了人,大家拥挤在一起,进出活动非常困难。”“拥挤不堪的汽船现在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了”,担负内迁运输任务在江上航行的各种船只,“每一英寸空间都被占据了”。

出于战争的迫切需要,国民政府把组织内迁的工作重点放在兵工企业和与之相关的工厂。民营企业的拆迁更多地依靠临时组建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及工厂自身。

在上海拥有四个化工企业的吴蕴初,从一开始便对内迁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由于时间紧迫,他在向迁移监督委员会递交内迁申请书之后,并没有静待回复,而是连夜将天原、天利两个化工厂的重要机件拆卸装箱。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几乎没有办法找到运输的轮船。

“他有一次回到家里,就说现在船很难租到。因为当时内迁的人很多,东西很多。再说那时航运还不那么发达,船只也很少,还有一些军队要运输,反正那个时候矛盾很大。但是他不怕困难.坚决要把这个厂往后方搬。他说:‘我决不能把这个厂留给日本人!’”

林继庸每天奔波在上海街头。拖轮已经无法租到,可以用来搬迁民营工厂的交通工具只剩下木船。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条轮船,先付租金,转眼间又为难民占领。如此的已不止一次了。好不容易搭通了线索,方才雇得些划船和力夫。在杨树浦一带更必须要出高价钱雇用白俄或高丽的力夫及司机,才可进出。

头几天的激烈巷战,中国部队把已经驻扎在上海的日军陆战队逼到黄浦江码头一带。可是,强大的日本海军用密集的炮火挡住中国士兵的猛攻。在狭窄的里弄里,交战的双方付出惨重的代价。

几天下来,上海街头,苏州河上,一片血泊。

8月22日清晨,顺昌机器厂终于找到5艘木船。迅速装载设备之后,船队开始沿着苏州河缓缓划出。

“我们将拆下的机件,装上木船,在船外以树枝茅草伪饰,掩蔽船内物资。各船沿苏州河前行,途中遇到敌机空袭,就停避在芦苇丛中,空袭过去再继续前行。”

按照事先计划好的路线,第一批设备在抵达苏州之后用小火轮拖载至镇江,再换装上事先安排好的江轮,运至汉口。

8月25日,上海机器厂的5艘船只装载70余名工人、50余部机床和一批原料相继出发。

8月27日,新民机器厂和合作五金厂的11艘船只,装载150余部机床和80余名工人启航。

第一批厂矿撤离成功的消息传到上海,增加了大家的信心。之前迟迟不愿搬迁的工厂陆续派人到林继庸的办公室,主动要求拆迁。

【采访: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苏智良】

首先考虑是一些重要的那些工业部门,比如说机械工业、造纸、化工和一些民用的,包括纺织业。

生产糖果糕点的冠生园本来不属于政府规定的迁移对象。工厂老板冼冠生联合多家食品工厂负责人赶往南京,向军需署表示愿意生产军用罐头,最终被列入内迁企业的名单。

1937年9月5日,日本军队为阻挠上海工厂内迁,出动飞机猛烈轰炸位于苏州河上的起运地点北新泾。附近的远东木厂和顺昌石粉厂随之被炸毁。

吴蕴初的天原化工厂在搬迁的最后时刻被日军的炮弹击中,所幸的是工厂大部分的机器零件已经打包装箱。他们在万难之中找到搬运的船只,可是,木船刚刚驶出港口便遇上麻烦。

由于日机的猛烈轰炸,驻防苏州河的中国军队迫不得已将乌镇路至北新泾一段的航路封锁。此前已经行进在此河段内的运输船只能漂泊在河中,进退不得。

按照中国军方的要求,内迁工厂搬出上海市区需要上海警察局签发的通行证,而进入军队防区又需要军队系统的通行证。

此时上海闸北一带战事激烈,林继庸与同事们只得冒险在弹片横飞的街巷穿梭,天天奔忙于京沪警备司令部、前线总司令部,以及各个地方办事处之间。

其时江上敌舰炮火直对着闸北一带乱射,弹片横飞,距鼻咫尺,中弹的房屋,随着脚跟倒下来,几葬身瓦砾堆中者屡屡。

几经周折,九月下旬的时候,林继庸总算获准从前线总司令部领取到100张通行护照。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主动申请搬迁的工厂越来越多,迁移监督委员会最初从行政院那里拨得的56万元迁移经费早已不敷应用。

困难犹如江水,滚滚不尽而来。监督委员会有两位委员早已于八月十四日因公返京。我亦因连日奔走南市,闸北,左脚受伤中毒,恐成残废。各厂家相顾无言,我亦只得一只脚跳来跳去!但我不能终止我的工作。

无奈之下,林继庸只得在上海马浪路租了一间跳舞厅作为临时办公室,悬着受伤的左脚,应接各方来往的人物。在万难之中,鼓励着各厂当事人的勇气。

他们每当走投无路,常常大发牢骚。对待他们只有忍耐,只有安慰,只有劝勉。当此千钧一发的时机,假若我们意志稍现颓丧,我们之处理稍感畏难,则此后工作进行将必陷于停顿……我们心念上海一隅的战事,不知能支持几时,岂肯轻易放松一瞬的时间。

10月26日,上海闸北一带被日军攻占。苏州河暴露在日本军队的枪炮之下。许多工厂仍在河边紧张地拆卸装运。已经停泊在苏州河中的运输船只好临时改道,从黄浦江绕道松江,转往苏州至镇江,再往武汉。

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各厂职工们正在拼着死命去抢拆他们所宝贵的机器。敌机来了,伏着地上躲一躲又扒起来拆,拆完了就马上扛走。看见前面那位伙伴被炸死了,大声喊声“哎哟”,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咬着牙筋仍旧是向前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白天不能工作了,只好夜间开工。在巨大的厂房里,暗淡的灯光常笼罩着许多黑影在那里攒动,只闻鎚鎜(锤盘)轰轰的声响,打破了死夜的沉寂。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直扑上海闵行。此时,华成和华生两家电器厂,以及中国和中华两家无线电器厂已经将机件拆装完毕。船只无法由黄浦江西运,不得不临时雇佣英国怡和公司的轮船,把物资运往南通,然后转民船经运河运出。

最后起运的龙章造纸厂已经处于炮火集中的日晖港。其中,一千千瓦时的发电设备和两个造纸用的大烘缸,体积庞大,每个重约12吨,搬运异常困难,最后终于分10批装船运出。第一至第四组安全到达镇江之后换载成江轮。第五、第六组到达镇江以后已经来不及换载,只能原船划至汉口。最后四组物资在镇江被已经赶到的日本军队拦截,被迫退回上海。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市区,淞沪会战结束。日本士兵登上木船,开始沿着苏州河庆祝他们的胜利。在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中,已经喧闹了整整三个月的苏州河,此时显出非同寻常的沉默。

在淞沪会战的三个月里,正是在这条河上,152家上海民营工厂,连同无锡、南京、镇江等地的200多家企业,超过2500名技术工人和5000多吨物资在上海陷落前向武汉、长沙等地撤离。

上海民营企业撤向后方的同时,山东、山西、浙江、江苏、河南等地的民众都纷纷自发起来将工厂迁往后方。

太原告急的时候,西北制造总厂全厂职工及眷属合力将工厂机件拆迁南下。为了渡过黄河,他们连夜将铁轨拆下,铺于泥泞中。工人们抱着木杆,跳入水中打桩,钉板,终于将码头草草搭起,让机器和人员顺利度过黄河。

南京失守之前,永利亚厂的厂长和工人在日军的炮火中,几次冒险冲入厂内拆运重要机件,几乎以性命相搏。不能拆运的,他们干脆将其破坏。12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青岛的最后时刻,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将日本人开办的九个纱厂全部炸毁。

火光冲天,炸声隆隆,九厂齐发,立刻成了一片焦土。火光经过15日始熄。

1937年12月,全国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天,在向西流亡的队伍中,加入了来自南京的人群。日本军队占领首都之后的暴行,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全国。数以万计的难民抢在日军推进之前展开大撤退。轮船,牛车,推车载着各种家当,从大学课本到大型机器,往重庆、广西、云南等大后方疏散。

沉默悲怆的面容中,凝聚着力量,根植在他们坚定的脚步声中,向西,向西。

长江,自古是中国的“黄金水道”。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沿江通商口岸开通,商用轮船驶入。长江日日夜夜托载的,胜似黄金。1937年8月13日之后,中国人不再称长江为“黄金水道”,改用两个字——命脉。国民政府,军队,民众,工商企业,整个中国全靠它作为维系战争中国家性命的大动脉。

此时,一批批中国军队正沿着长江退至武汉。跟随军队撤退的还有数以万计的难民和难以计数的物资。撤退的方向没有悬念:沿着长江一路向西。

宜昌,位于三峡最东侧西陵峡的峡口,是长江上一个重要的转运港。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进入四川没有铁路,公路运输也不发达,惟一只有走长江。长江从宜昌开始,进入三峡。在巫山和大巴山的夹击下,河道陡然变窄。这其间暗礁丛生,漩涡密布。有的地方仅容一条船通过。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到达宜昌的1500吨以上的大船,不能直接开往重庆。乘客和货物必须在宜昌港口下船“换载”,转乘能够通过三峡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而上进入四川。

而今,能够完成“换载”的轮船几乎都在一个人的手里。这个人就是卢作孚。

1925年,卢作孚靠8000元股金创办民生实业公司。1931年,他将公司总部从老家合川迁到重庆,随后展开了一场速度惊人的并购与扩张。

1931年民生公司合并7家国内航运公司,第二年又将5家公司纳入民生旗下。1935年,在一场惨烈的价格战之后,民生公司兼并与其规模相当的美商捷江公司,从而控制长江上游七成以上的运输业务。到1937年,民生公司已经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24000多吨,成为中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

1938年1月,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主管战时水路运输。10月23日,武汉陷落之前,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宜昌。

此时,原本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已经被突然涌入的难民和物资撑得爆满。最多的时候,各种滞留人员超过3万。大家都焦急地盼望能够尽快“换载”上船。然而,人多船少。为了购买船票,老百姓往往一等就是一个月。从宜昌城区通惠路到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和学校都被滞留人员占据了。不少难民只有露宿街头,或者栖身在屋檐下。

每天,民生公司位于宜昌怀远路的办公楼被购票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一些负责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有的甚至掏枪威胁要船。

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

武汉到宜昌的直线距离只有300公里。没有谁知道已经占领武汉三镇的日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从1938年秋天开始,日本近卫内阁扬言要攻击重庆。向鄂西进犯的日军,被张自忠率领的第33集团军阻击在襄河东岸。

此时,日本飞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从江边的一马路到13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经密密匝匝地装满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大约9万吨的待运物资中,大部分是兵工器材。

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满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

更为严峻的是,从每年10月中旬开始,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之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资必须在40天之内运走。

此时能够在川江上航行的轮船只有24艘,而这其中有22艘来自卢作孚的民生公司。所有船舶的运输力量加起来每个月只能运载12000吨的货物。按照目前的运力,要将宜昌的人员和物资全部运送到重庆,至少需要整整一年。

而现在,留给卢作孚的时间,只有40天。

为了防备空袭,会场窗户拉着厚厚的窗帘。墙正中悬挂着民生公司的川江航运地图。 摆在卢作孚眼前的是一道最难解的课题。明天日出的时候,他必须给出答案。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从宜昌起航。船上除了亟待抢运的物资之外,还有卢作孚亲自护送的几百名难童。

正是在这一天,民生公司领衔签订运输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协运,确定参加抢运的船只、人员和物资数量。

10月31日,民生公司万县分公司开始给奉节、巫山等地调配驳船和装卸工人,组建简易码头。同一天,负责短途航线的小型轮船陆续从重庆启程东下。

11月1日,民俗轮装230吨、民康轮装100吨兵工设备开往万县。卢作孚精心策划的宜昌抢运,正式拉开帷幕。

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去时溯江而上,需要四天;返回时顺江而下,需要两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卢作孚将整个航线划分成五段。每艘轮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轮船先行抢运货物到中间各个港口囤积,之后再接运到重庆。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卢作孚通过缩短航程的办法,使物资更快撤离出宜昌港口。

其实,卢作孚早在武汉会战开始之前就已经预料到宜昌抢运的这一天。

淞沪会战开始后,卢作孚积极派人到香港、广州等地大量收购柴油和修理轮船所必须的五金材料。在那时,他已经预料到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必然导致燃料的短缺和五金材料的断货。

为了增加宜昌港口的转运能力,早在1938年5月,民生公司就开始在宜昌港增建装卸码头。除了增加各个转运公司的驳船数量,按照卢作孚的安排,宜昌港还特意配备装卸重型货物的起重机械。随后,民生公司又陆续派人在各地招募熟练的码头工人。

为了解决运力不足,卢作孚还派人紧急征用民间木船1200多只,用于运载轻型物资。

宜昌抢运开始之后,民生公司开始对客运舱实行“坐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可以容纳5人的坐票。仅仅这一项就增加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民生公司还降低收费,对教师实行半价,对战区难童免费,货物运费只收取平时的十分之一。

由于川江航道狭窄,暗礁密布,轮船只能白天航行。为了加快泊船周转时间,卢作孚将物资的装卸工作都安排在夜间,并亲自控制每一艘轮船在港口的停泊时间。

查“民风”在渝停至三日,“民元”至今尚未开出,未知究竟何故。如此延误,实与前线战败消息同样可惊。未知问题究在驳船不足,抑在小工有误。驳船是否有调整办法。公司新造者,何时可备用?小工是否可以增加或训练?

随着宜昌抢运大规模地展开,各种困难接踵而至。

在巫山,奉节等地设立的临时港口,夜晚装卸所需要的绳索、跳板,马灯和汽灯等等都需要从宜昌购买。抢运开始之后,工人们很快就发现装卸设备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有一次在巫山港口装卸大鑫厂的矿砂,一夜之间工人们就把原有的19个箩筐全部用坏。码头赶紧给宜昌发电报:“在箩筐没有解决之前,请不要再运矿砂到巫山来!”

此时的卢作孚在凭借一己之力,全力打通中国的“生命通道”。在宜昌的指挥中心,收发报机24小时不停地响着。上游各个港口和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每一封电文都要经由卢作孚亲自审阅和批示。很多时候,他自己也不清楚在日本人到达宜昌之前,究竟能否将岸上的物资和百姓全部撤离。他能做的只是埋头抢运。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州、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11月5日,日军出动6架飞机,轰炸宜昌以东的当阳县城。紧接着,日本军队分三路南下进攻湖南岳阳。11月11日,岳阳失守。

11月10日,蒋介石对撤运不及的物资予以毁坏的指令到达宜昌。与此同时,日本飞机开始疯狂轰炸位于宜昌的物资码头。申新纱厂、震寰、周恒顺机器厂和天原化工厂都陆续遭到轰炸。裕华纱厂的棉纱被炸,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为了集中力量转运兵工器材,国民政府交通部已经全面暂停民营企业的水路运输。

此时,江面上还有几艘中立国的轮船。但是,这些轮船的船主声称只运一般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战争的物资,而且每吨的运费高达300至400元。从上海,武汉一路迁来的民营厂矿,因为无法承受高额的运输费用,不得不将一些分量重、体积大的设备拋掷在沿江两岸。

负责企业西迁的林继庸已经赶到炮火中的宜昌。他找到卢作孚,要求民生公司想办法运送民营企业的物资。卢作孚让林继庸设法找到空置的驳船,先行将物资装运到驳船上,再找机会用民生公司的轮船迅速拖往距离宜昌仅32公里的南沱,再分批运往巴东、巫山、奉节和万县。

中国轮船为了报效国家,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30到37元,其他公物只收40余元,民间器材只收60到80余元。

除此之外,卢作孚通过合作办厂、减免运费的方法,将无力搬迁的河南中福煤矿,上海大鑫炼钢厂、常州大成纺织厂、汉口周恒顺机器厂挽救下来。

临近12月,寒风不断袭来。长江的水位越来越低,货船能够装载的物资越来越少,而日本飞机轰炸的次数却一次比一次频繁。

民生公司的四条大型轮船已经停航。卢作孚重新部署抢运航线,将小型轮船和民间招募的木船集中在宜昌和巫山之间继续抢运物资。

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1938年的冬天,上海企业家吴蕴初的船队在长江上漂泊了整整一年后,最终抵达重庆。此时的吴蕴初已经身无分文。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他将内迁的全部器材向银行作了抵押,借到220万元,在重庆开设新厂。1940年6月,重庆天原化工厂成为后方兴建的第一家内迁民营企业。随后,天原化工厂厂生产的化工原材料使得更多的内迁工厂得以复工。

截至1938年底,撤入大后方的民营工厂虽然只有304家,机件重量5万余吨,但大多数是中国近代工业的精华。这些企业内迁以后,分别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等地形成11个后方工业区。与工厂同时撤入的技术精英和熟练工人在到达后方之后,很快投入生产,为接下来的持久抗战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

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集中了大后方军工和民用的主要企业,涉及制造、枪炮、弹药、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等行业,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军工和民用物资的主要生产基地。

东部沿海地区一些重要企业内迁,奠定了大后方工业的基本门类和发展框架,促进了经济中心西移和战时经济体制的实现,使西部地区极其薄弱的经济基础得到极大加强。迁到湘西和湘南、广西桂林、贵州、云南、陕西等地的民营工厂,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内地重工业得到超常规发展的阿同时,还建立了一批新兴产业,从而推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为中国坚持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撑。

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抵抗,会长久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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