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赣骝:记忆中的父亲李烈钧

最新文章名人传记李赣骝 周海滨2014-08-25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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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烈钧说,“张学良不愧为张作霖的儿子”。

李烈钧是国民党元老,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讨袁、护国、护法、北伐等战役,其功绩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那么,他留在后辈记忆中又是什么样的痕迹呢?

1925年,北京。在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上,上海大夏大学的教授送了一副挽联:

二十年革命辛勤,排满倒袁,百战相依唯一李。

四万万人民愿望,兴邦建国,千秋遗憾在三陈。

其中“一李”系李烈钧。孙中山的逝世是李烈钧政治生涯的转折点。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江西,李烈钧出任江西省主席兼南昌革命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汪精卫此时主持武汉国民政府,拉拢李烈钧未果,便离间滇军将领朱培德与李烈钧的关系。此后,反对李烈钧的声浪渐起。李烈钧将省政交给朱培德。他赋诗说:“哂矣无能吾去也,留将心迹待公平。”

二十年后的1946年2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李烈钧在重庆病逝。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现场。父亲是在重庆去世的,六十五岁,我才小学毕业。那时正是国共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重庆,派董必武、叶挺等到家吊唁。”李赣骝说。

李烈钧的人生脉络从其挚友冯玉祥的评价中可观端倪:“协和先生,自求学以来,即参与革命。后得追随总理,创造民国,举凡辛亥、讨袁、护国、护法、北伐、龙潭诸役,无不躬亲其间。固善将兵,亦善将将者,冒大险,犯大难,决大疑,定大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其为党国也,忠诚如此。”

孙中山称赞云:“协和先生上马能武,下马能文,诚不可多得之当代儒将。”

1933年8月,李赣骝出生于上海。这年,李烈钧五十三岁,已经育有六子三女。

李赣骝印象中的父亲当时为国事四处奔波,他与父亲相处的机会很少。

2011年,离开父亲六十五年后,在位于北京东皇城根南街的民革中央机关大院,李赣骝出现在笔者眼前,他谦逊,随和,笑容满面。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讲述了自己记忆中那个遥远而又从未远离的父亲——李烈钧。

孙中山去世是父亲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父亲是江西人,虽然我并未在父亲的故乡成长,但是父亲在他的孩子们的名字上永远刻下了故乡的印记。我父亲是“烈”字辈,我们是“昆”字辈,但父亲不忘故乡,把我们名字的排行全改为“赣”。我们的下一代又恢复了族谱,还原到排行“季”。

我们的名字寄托了父亲的喜好。我父亲属马,他很喜欢马,所以他给孩子都取马的名字。男孩,取公马的名字;女孩,取母马的名字。相传周文王出门,所坐车子由八匹马拉着,其中最前面的两匹为“骅”和“骝”,俗语称之为“八匹骏马,骅骝开道”。我五哥就叫“赣骅”,我则为“赣骝”。我二哥叫“赣驹”,四哥叫“赣骥”。大哥叫“赣鹏”,三哥叫“赣熊”,我八姐叫“赣鹤”。他们三个是“动物园里面”的,但不是“马”。

我读小学一年级时才开始跟父亲在一起。我出生以后,一直跟着姆妈(上海话,即生母),中间父亲带我回过江西,去过庐山,还去过其他地方,那时候我很小,不记得了。

辛亥革命爆发时,我还没来到人间,关于父亲当年上马打仗、卸鞍吟诗的传奇经历,全是从父辈那里听来的。

我很早就从长辈们那里听说,父亲是1902年以武宁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江西武备学堂的,1904年被清王朝选派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再入士官学校,习炮科。1905年8月,父亲在东京神田俱乐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演说,对革命倾服,由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逝世。北京临时政府决议为其举行国葬。孙中山治丧委员会决定3月19日把孙中山遗体移往中山公园社稷坛公祭。

我二哥李赣驹亲历了这一幕。3月19日11时,黄惠龙、马超俊等八名国民党员将灵柩抬出。其他人分为三组轮流抬棺。我父亲分在第三组,一路护送灵柩至中山公园。3月23日,国民党党内举行公祭,24日、25日向各界民众开放。在护送灵柩及到中山公园社稷坛时,有一个人多次放声大哭,撕心裂肺悲痛欲绝。父亲说,他是汪精卫。

1927年,父亲指挥了生平最后一场大战。此时,他的身份是南京国民政府五位常务委员之一,兼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宁汉分裂”后,武汉政府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父亲转赴南京。

这年8月,北洋军阀孙传芳,率数万之众,突然在南京东面的栖霞山、龙潭一带偷渡长江,准备进攻南京。

这时,蒋介石并不执掌权柄。他已在何应钦、李宗仁的胁迫和汪精卫的反对下通电下野。军事委员会继统诸军。我父亲主持中央政府,调集了西北军、桂军、粤军等几方面军,平息了叛乱,北伐得以继续进行。

1928年,北伐完成,国民政府改组,父亲退出实职工作,林森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此后,父亲离开南京到上海养病,此后病痛便一直伴随着父亲,连孙中山先生遗体的最后告别仪式也没参加。

1929年春,中山陵大体告竣,国民政府组成奉安委员会,5月26日,灵车沿铁路南下至南京举行公祭。5月30日,孙中山的女婿戴恩赛来上海接父亲赴南京参加奉安大典。父亲当时身体有恙,不能远行,我二哥李赣驹代表父亲去了南京。二哥到南京后就住在中央党部。1929年6月1日清晨,大家坐马车到中山陵,一路上气氛肃穆。到了中山陵山门口,二哥说看到前面很多人在往上缓缓地抬升灵柩,戴恩赛牵着他的手缓缓走上台阶,走在前面的还有蒋介石、宋庆龄、宋美龄等。走到中山陵大堂,大家列队向孙中山先生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

西安事变后父亲审判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我父亲打电报给张学良——我父亲跟张作霖算是同辈,张学良算是我父亲的下一辈。父亲在电报里说:你不能把我们的统帅扣留起来,这影响我们国家的大局,意图是很好,共同抗日,但是你不能扣留统帅。

1936年12月26日12点20分,宋美龄陪同蒋介石返抵南京明故宫机场。

当时我二哥李赣驹十八岁,也在人群中迎接蒋介石,他发现了宋子文和张学良的行踪。我二哥说:“飞机停得很远,我看见蒋介石下来了,就跟随众人齐道:‘辛苦、辛苦、辛苦!’大家都慰问他(蒋介石)。接着我看见张学良从一部汽车里下来了……”

12月29日,国民党中央举行的以如何处置张学良为主题的政治委员第三十二次会议作出决议,把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同时“一致推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会审”。 审判官由我父亲指定为朱培德(代表中央军)、鹿钟麟(代表西北军),以示公平。

蒋介石为了让我父亲审判张学良,还把我父亲的军衔提了一级,本来是三级上将,提到了二级上将。本来,他和张学良是同级军衔,现在由他审判张学良,要比张学良高一级才行。

在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开庭的前一日,即12月30日,父亲前往谒见蒋介石请示。

我父亲曾回忆当时情形:“坐定,(蒋)询余曰:‘审判长对此案如何办理?’余静坐于旁答曰:‘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但是蒋介石“未答”。

父亲为了说服蒋介石,特举春秋战国时的例子(即寺人披请见,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他还说:“奉国府特任钧为审判长,当依军法办理。”蒋介石于是说:“君慎重办理可也。”

我现在对父亲的做法很理解,对张案的审理,父亲是持宽容态度的。

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会审正式开庭审理张案。如今的南京羊皮巷新街口商圈,是当年南京军事法庭的所在地。当年萧瑟的审判现场,我无缘亲历,但通过父亲的回忆,大致的经过是这样的:

审判时,父亲对张学良很客气,进来的时候,请他坐。例行问话都问了,张学良说: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审判长,不知是否可以。父亲说:可以。

张学良问:“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没有这事?”

父亲说:“有啊。”

张学良说:“是为了讨伐他的专制行为吧?”

父亲说:“是。”

张学良说:“我在西安的行为,也是针对中央的独断。”

张学良的言外之意是说,袁世凯是你的上级,你当年反对了他,反对了你的上级,那我为什么就不能反对我的上级呢?他不对我就要反对他。

我父亲下不了台,拍了一下桌子,斥责说:“你怎能把袁世凯和蒋委员长相提并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蒋委员长是什么人!这不能比!”

这时,旁边两个审判官来圆场了,说先休息休息,就休庭了。

我父亲回来说,“张学良不愧为雨亭(张作霖的字)的儿子”。

这个事情,张学良的回忆录里面也写了。前几年,我到台湾探亲,去看我姐姐,专门到张学良的故居去了。他的回忆录内对我父亲评价很高,他说最满意的就是我父亲的这句话。

最后,父亲按照既定程序执行,宣布判决:“张学良首谋夥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后蒋介石考虑到当时的民意及李烈钧、宋子文等一大批政要的反对,作了一番“虚应故事”的核议后,发布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实际是变相的无期徒刑。

父亲把自己的五个儿子都送上了抗日前线

父亲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积极主张抗日。他跟各方面的人士关系都不错,又是国民党的元老,所以当时他出面到处去游说各方面的头头,如冯玉祥、阎锡山等,还有南方的一些人物,如胡汉民等。他也给蒋介石发了不少电函,催促蒋介石抵抗日本侵略,有一电函说:“目前为中华民族存亡之时刻,如你不举抗日大旗,必被异党所用。”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目击时艰,如芒刺背”,主张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

但国民党政府对父亲的大声疾呼置若罔闻。父亲为此愤然发出了“人醉我独醒”的感叹,并以“身体益弱”为由,拒绝出席1932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抗日反蒋事件,“福建事变”发生。事变后建立了反蒋政权,公开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对待“福建事变”,父亲根本上持反对态度。但他同时认为,“事变”实因南京国民党政府“设施鲜能适合国体,洽人民公意”所酿成,提出唯以迅速“开放政权”为根本“救济之法”。所以,他力主和平解决。

此后,父亲高血压加重,多次入院医治,医生劝他“少说话”,“静养为宜”。但病情稍一好转,他便又呼吁“开放政权”。 1934年4月13日,他致电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斯时对外,诚为难事,然撑持大局,本赖全民国民大会。会期既经决定,犹不能解放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束缚,遂致民族力量无由表现。本党政策何异尽走死路而放弃生路也。人心尽失矣!”

父亲一再宣布,他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对外主张积极武力抵抗,对内促成民治实现”,全部活动是抗日与开放政权两件事。

终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召集社会各界在庐山图书馆举行“庐山谈话会”。当时,蒋介石就在那次座谈会上,发表了全面抗日的宣言。

这次“庐山谈话会”,我父亲也参加了。现在这个谈话故址还在,我2010年去过,桌上还有我父亲的名帖。父亲此时虽然只有五十五岁,但是他有高血压,之后又中风,导致左侧偏瘫,所以走路都需要有人搀扶。

全面抗战开始后,由于长时间劳累,父亲又患了脑血栓,身体行动不便,不得不淡出政治活动,只挂名国民党中执委。后来他从上海坐汽车,经贵州到了云南大后方。

此时,父亲觉得很惭愧,自己到处呼吁抗日,结果真抗日了,自己却跑到后方养病,这有违他自己的心愿。于是他把自己七个儿子中的五个都送上了抗日前线。父亲共有七子三女,我是最小的。二哥李赣驹、四哥李赣骥入黄埔军校,七哥李赣骕入海军学校,三哥李赣熊、五哥李赣骅参加青年军赴缅作战。大哥李赣鹏早年学医,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当时已经在香港行医;我岁数小,无法参军。五个哥哥有三个在读军校,两个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当时媒体对此事广为报道,称之为“党国元老,五子从戎” 。

当时父亲去昆明后,我和母亲还在上海。上海淞沪会战前后,时局很是动荡,我和母亲就从上海坐船到了香港。这时大概是1936年,我三岁左右。我是在香港上的幼稚园。

在香港,我和母亲住在表姐家里。我表姐夫是香港的海关总督,他弟弟戴恩赛是孙中山的女婿,即孙中山第二个女儿孙婉的丈夫。

谁知香港情况也不好,也要打仗。我们就又从香港坐船到了越南河内,又从河内坐火车到昆明。至此,我和母亲才与父亲团聚。

那时,我开始读小学一年级,从此时开始,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我一直跟父亲生活在一起。我对父亲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六年——1939年到1945年。

后来,蒋介石要父亲到重庆去,我们便又随父亲从昆明坐飞机到了重庆。

和父亲在重庆歌乐山的最后时光

到了重庆,我们住在冯玉祥歌乐山的公馆里面。

父亲和冯玉祥同为1882年出生的人,私交甚好。1942年,两人都是六十岁,他们两个相互题词,以书画作品相赠。当时冯玉祥还特意请了一个著名的雕塑家,给父亲做了个半身塑像。

到了歌乐山,父亲就再也没有离开,在此长住直至终老。

在我的印象中,冯玉祥曾提醒父亲说:你不要住在蒋介石安排的地方,也不要接受蒋介石派去的卫队,蒋介石派去的人都是特务。你就住在我的公馆里面。

冯玉祥把郊区歌乐山的整栋房子都借给了我们家住。一次,在外出的路上,冯玉祥对父亲说:我们说话要小心点,隔墙有耳。

冯玉祥和他太太经常吵架,他们一吵架我妈妈就去劝架。

父亲给我们讲,冯玉祥去见蒋介石,白天的时候,提着灯笼,蒋介石问他怎么提着灯笼呢,冯玉祥说世道太黑暗了。

父亲与冯玉祥,一南一北,命运原本并不交叉,但是,孙中山的去世让他们在之后共同的革命事业中相遇相识,渐成莫逆之交。

在歌乐山借住期间,前秘书雷啸岑来看望父亲。父亲对他说:“阔人在城里有公馆,在郊区有别墅,我却没有栖身之所,仅靠朋友帮忙,得借一尘为氓。”

在歌乐山半山腰有一个教堂,父亲去过,我也跟他去过。父亲平常也念佛,可以说他是一个信佛的人。他病的时候,拿着佛珠到庙里面去朝拜,有时候也住在庙里面休养、吃素。

我们借住冯家的房子大概有三年。冯玉祥还派了一个班的警卫负责保卫。冯玉祥本人有一个团的警卫,因为他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在重庆期间,父亲与冯玉祥来往密切,两家的孩子们也经常来往。当时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和我五哥李赣骅年纪一样大,读书不仅在一个学校,还在同一个班,更是同桌。虽然五哥和冯理达同桌,关系也不错,但冯理达和我六姐关系更好,她们两个女孩子经常在一起玩。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五哥和她们两个人吵了起来,两个女孩打他一个人,最后还是两个女将厉害,他只好跑掉了。

父亲去世,董必武、叶挺来我家吊唁

父亲由于长期患高血压、心脏病,身体每况愈下。我后来觉得父亲其实病得并不重,但也是回天乏力了。拿现在的条件来讲,他的病比较轻,能看好,但当年的条件很差,他就去世了。

1946年2月20日,六十五岁的父亲与世长辞。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下遗嘱说:“强敌既摧,危机犹伏。全国同胞务祈上下一心,精诚团结,谘诹善道,察纳雅言,紧握千载一时机会,迅速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共维世界永久之和平。”

中国国民党为父亲举行了国葬,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追悼会。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重庆,他们派了董必武、叶挺等三四人,来我家吊唁,我们兄弟姐妹正身着孝服跪在灵堂前行礼。董必武跟我父亲关系更熟一点,国民党第一次中央全会的时候,我父亲是中央执委,董必武是中央委员,毛泽东是中央候补委员。

我记得,董必武摸着父亲的棺木说:“李老先生一生讲了很多很重要的话,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宁为烈士魂,不做亡国奴。’这个话,我们永远记住了,并且我们也这样去做了。”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我父亲是相当尊重的。因为,我父亲没有牵涉到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里去。父亲最初反对清政府,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他虽是前赣督,位高权重,且为孙中山所倚重,却并没有成为一方军阀,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国民党元老里面自身有一个特点,即从不拥兵自重。一些革命的军事领导人,往往都抓住军队,霸住一方成为军阀。父亲却从来没有嫡系部队,到一个地方就带那个地方的部队,调职后就把部队交给接班人,从来不留一兵一卒。

父亲一直靠工资生活,当然他的工资也不低。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家庭生活尚可。

抗日战争期间,他虽然一直在病床上养病,住在大后方,没有参与抗战,但他一贯主张联合抗日。抗日胜利结束后,他又去世了。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他是很尊重的。

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时候,北京举行了一个纪念大会,表彰了辛亥革命十位先进的烈士,里面有我父亲。当时台湾中国国民党也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也表彰了十个人,里面也有我父亲。由此可见,国共两党对我父亲,都很认可,很尊重。

主祭以后,父亲的棺材被装到船上,运回原籍,从重庆经九江、修水到武宁,沿路各站都摆了很多香烛、水果等路祭,场面很隆重。

父亲的棺木安葬在江西武宁箬溪镇,修水河边上的崇雅楼是当年我父亲读书的地方。

1962年因修建柘林水库,父亲的墓需迁葬。柘林水库位于庐山西面,那个水库比千岛湖还大,如果不迁走,父亲的墓就要被淹到了。

迁墓颇费周折。当时,中央统战部来我们家征求意见。家里人有两种意见,其中一种是说那就在原地不动,因为我父亲的坟墓是钢筋水泥的,埋在水库底下也很好啊,也很保险。中央的意见呢,是觉得埋在水库底下,被水淹了不尊重父亲,还是让我们迁。最后我们家同意迁。于是,中央统战部派了两个干部,陪着我两个哥哥,回江西,把父亲的坟迁到了武宁县烈士陵园里面。一直到现在,父亲的墓还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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