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的成立与终结

最新文章炎黄春秋范达人2014-08-10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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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效”成员讲述当年隐秘往事。

一、工字厅会议

“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它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10月。我记得,有一天,北大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通知我:“明天,你到清华大学工字厅去开一个会。这个会很重要。会议内容,你不要对别人讲,回来也不需要向我汇报。”这一番话使我感到奇怪,特别是无须向他报告会议情况。因为按照常规,他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应该把参与的一切活动如实地向他汇报,而且把汇报视为党性的表现。可是,这次却如此地反常,足以显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和神秘性。

第二天,我去清华工字厅参加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约十二人,北大、清华各一半。北大这边,有中文系的魏建功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哲学系的汤一介先生,研究马列主义的徐琳,北大政工组干部龙协涛,他最年轻,只有二十七八岁,我当时在北大历史系算青年教师,其实也已38岁。在清华那边,到会的有王世敏、王朝文、孙中原和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等六个人。

人到齐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静宜走了进来,并讲了话。迟群说,把你们清华、北大的同志找来,是为了编一份材料,前一段,我们去林彪住处发现他有尊孔的思想,我们向上(指毛主席)汇报了,上头要我们组织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继续收集和整理林彪尊孔的材料。迟群特别强调此事要保密,不得向外人泄密。谢的讲话内容与迟群相仿。

文革中,毛泽东亲自抓“六厂二校”作为文革试点,其中的二校就是北大和清华。毛泽东派他的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干部,抓两校的试点工作,具体由迟群、谢静宜二人了解情况,传达指示,贯彻政策。迟群年约40岁上下,原为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女,1935年生,1953年军委机要学校毕业,1959年起任毛主席的机要员。

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一事,迟、谢指定王世敏负责。王世敏,女,40岁左右,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员,后转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迟、谢在毛家湾收集林彪尊孔材料时,先在清华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小班子,其中有王世敏。一次江青提了几个有关历史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当时在场的王世敏反应敏捷,口齿清晰,对答如流,江青非常赏识,称她为“女状元”。

二、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我们这次参加会议的人组成了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会后不几日,王世敏将我们召集到北大俄文楼的一间教室内,展示他们已经找到的几条林彪尊孔材料。数日后,大家觉得现有内容太单薄,难以做文章,提出再去毛家湾(林彪住地)找一找,看看能否进一步发现一些林彪尊孔的素材。迟群、谢静宜向上面请示后,同意我们小组再去毛家湾查找。之后,我们一行十余人前往毛家湾,查找林彪尊孔的材料。

10月中旬,我们第二次去林宅查找,发现了大瓷缸里林彪写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我们认为林彪尊孔的思想在此暴露无遗。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克己复礼”,要害就是“复礼”。根据杨荣国的说法,孔子的“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就是复辟西周腐朽的奴隶制,也就是复辟。因此,这句话便成为我们日后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中心。此外,我们还看到林彪的笔记本上记有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警句。

大约在1973年12月,我们第三次到林家大院,查找叶群书上的批语,发现有问题的,即抄录在卡片上。我主要查阅《史记》,摘抄了一些她尊儒反法的批语。最后,我们发现叶群的笔记本上记着林彪口授的“韬晦”二字。

根据在毛家湾收集到的材料,我们开始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经过一个多月日夜苦战,材料编妥。它以对照格式编就,即将孔、孟和林彪的言论进行对照,然后加上标题和一段按语。具体写作方法是大家先讨论,然后一人执笔写成。当时我年轻气盛,在前辈面前不知谦逊,往往由我概括而成。例如材料的第一个标题:“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按语“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写下了以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的大事。”

1974年1月,我们又到林彪住处核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所引用的原文。

材料编出后的一天,江青要谢静宜去看她的女儿李讷。谢说,我最近很忙,在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江青得知后,当即索取了一份。接着,王洪文、江青将此材料上呈毛泽东并附信说:“主席: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它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样简明扼要的材料。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毛在信上批示:“同意转发”。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1月24日,江青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干部会议,由迟群、谢静宜宣讲这份材料。次日,又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干部万人大会,周恩来总理主持,参加大会的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纪登奎等党政领导人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大会还是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在迟群、谢静宜宣讲材料之后,江青在主席台上问编写材料的班子来了没有。我们这些汇编材料者均非机关干部,全是北大、清华的教员。因此,当时无一人在场。迟、谢立即通知北大、清华党委,要他们迅即将编写材料的人送到首都体育馆。周总理表示没有将我们请来开会是他的疏忽。小汽车立即将我们中间能够找到的人送到了体育馆会场。周总理说这个材料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编得很好。大会结束后,中央领导人在休息室与编材料者一一握手,集体接见。

三、“梁效”的内部架构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表后,我们开始写批判文章。自此,批林批孔材料小组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该组后来常用笔名“梁效”。

“梁效”有三个头头,即李家宽(原八三四一部队文书科科长,当时是北大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任大批判组党支部书记,实际负责人;宋柏年(原为北大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王世敏分任大批判组党支部副书记。名义上,“梁效”还有一个党支部委员会,除李、宋、王三人外,周一良、汤一介、范达人、杨克明、王朝文和卢振义均为党支部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电影放映员卢振义作为工人代表参加支委会,含有“掺沙子”的意思。支委会不常开会,大批判组支部的领导工作均由李、宋、王三人负责。他们三人的直接领导是迟群、谢静宜。谢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接受指示。

三位头头下面,又分成两个大组:材料组和写作组。材料组组长汤一介,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当时有十余人,其成员主要是原先参加编写批林批孔材料的人,除周一良、汤一介二位先生外,还有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等人。我是写作组组长,负责撰写批判文章。为了加强写作组力量,又从北大、清华增调了一批笔杆子。他们是:杨克明(哲学系教师)、叶朗(哲学系教师)、孙庆升(中文系“文军”写作组长)、胡经之(中文系教师)、朱耀庭(历史系教师)和清华大学李润海、张德等人。另外,抽调了一些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如中文系的卢永麟、哲学系的穆少安和历史系的马朝军。写作组约有十五六人。

由于形势发展,后来写作组又分成几个小组。历史组由我负责,主要写史学方面的文章,如评介秦始皇、孔丘、农民起义等;哲学组由杨克明负责;《红楼梦》组由胡经之负责。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由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中国文学史教员孙静负责,其任务是注释诗词,供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参考。注释组有时还要将诗词译成白话,以便工作人员先理解诗词含义,然后给毛泽东诵读。为了加强力量,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后来又从中文系调来林庚教授和吴同宝先生。

“梁效”后期,据说中央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需要查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著,由于他们不可能去阅读全文,因此专门从北大经济系调来王俊宜,要她在《资本论》等书的重要段落下面划红线,标重点。此时,除少数人作注释和划线外,其他人全并到写作组,主要任务转向写文章。当时写作组发展到30多人,比较庞大,为便于工作,分成九个写作小组,直属李、宋、王领导。每个小组各有侧重,详见下图:

“梁效”的成立与终结

各写作小组:

范达人小组侧重史学

钟哲民小组侧重政治

叶朗小组侧重哲学

胡经之小组侧重《红楼梦》研究

徐琳小组侧重马列主义理论

孙庆升小组侧重文学

梁英明小组侧重政论与国际问题

汤一介小组侧重哲学史

孙静小组侧重文学史

九个写作小组长均是些“笔杆子”,大多数是教师,唯钟哲民例外,他原是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政工干部,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粉碎“四人帮”后,“梁效”有两个小组被称为“尖刀班”,我和钟哲民均拥有“尖刀班长”的头衔。可能由于我们两个小组出手的文章比较多些,加上“态度不好”,因而挨了更多批斗,吃了较大的苦头。九个小组,每组三至四人。我们这个“尖刀班”最后仅三人:陈先达、何芳川和我。

“梁效”后来还做了些与大批判无关的工作。例如,全国各地有不少人给中央写信,其中一部分群众来信就转到了“梁效”,由我们摘其要点,综合上报。这超出了“梁效”作为大批判组的职责范围。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说“梁效”不仅是一个写作班子,也是一个秘书班子,此话不无一定的道理。

另外,江青还曾要“梁效”做过一件与大批判毫不相干的事。一次,江青到新华印刷厂,不知怎么疑神疑鬼,认为新华印刷厂有特务,有人收集她的情报,她将此事告诉了迟群、谢静宜。他们便派宋柏年两次去新华印刷厂调查。最后宋柏年否定了江青的疑惑。

“梁效”最后的成员有:

李家宽北大党委常委

宋柏年北大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

王世敏(女)清华大学哲学教员

马栩泉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教员

王朝文清华大学国际共运史教员

龙协涛北京大学政工组工作人员

卢永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田余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员

史国衡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叶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卢振义清华大学电影放映员

孙中原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

孙庆升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员

孙静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员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员

陈先达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哲学研究所教员

吴同宝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员

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

李润海清华大学国际共运史教员

陈熙中北京大学留学生汉语教研室教员周一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郁龙余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

张正钊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教员

范达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

洪兆龙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员

张世英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杨克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林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根清华大学化学系教员

罗祥文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员

张德清华大学教员

赵齐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钟成勋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员

胡经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钟哲民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常文保北京大学政工组工作人员

梁英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员

穆少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魏建功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授、北大副校长

在上述成员中,知名度高的有魏建功、周一良、张世英、史国衡。冯友兰是“梁效”顾问。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梁效”若有事,便到冯府请教,例如,《孔丘其人》写成后,就曾派人登门征求冯老的意见。

“梁效”成员均由党组织选调而来,个人无任何选择权,不像“文革”初期加入群众组织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

这一组织最初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后来用了许多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笔名是“梁效”。为什么取“梁效”这一笔名呢?记得在1974年初,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当时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笔名。他说如果报刊上经常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文章,有点不大好。姚将其意见通过《红旗》编辑告诉了李家宽,李向迟、谢作了汇报。迟、谢同意用些笔名并说这样可以使人感到有很多人参加大批判,而不仅仅是两校。于是,后来一些分量不太重的文章便用笔名。用什么笔名呢?在一次会上迟群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个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当时,迟群对我的建议未置可否,李家宽等人倒同意用这一笔名。后来,“梁效”竟成了我们的主要笔名,人们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一名称渐渐淡忘。国内外索性将这一组织称为“梁效”。如社会上广泛流传“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有人还用“写梁效式文章”的语句,讽刺他人。

“梁效”在组织纪律性方面,要求甚为严格。大批判组内编写什么材料、撰写什么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组内与此事无关人员谈及。基本上是各干各的,互不通气。除非需要,才在较大的范围内讨论。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1974年中共中央第一号文件向全国下达以后,我们搬进了北大朗润园北招待所。从此,这里便成了两校大批判组的办公地点。此楼原为专家招待所,专供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专家到北大讲学和学术交流时下榻,楼内装饰较为高雅。大批判组的中、青年成员均在此食宿。每人一室,写作组占用了一层楼。二楼除李家宽和宋柏年外,多数为材料组占用。三楼住着王世敏等少数女同志,偶尔迟群、谢静宜也在三楼小住。二层与其他楼层相比,戒备更为森严,因为搁置了许多材料。闲人不能随便入内,会客只能在一楼客厅。大楼门边设有传达室,昼夜有人值班,这座灰色的大楼的确笼罩着一层神秘的云雾。

中青年成员每日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时间工作,非常紧张。唯星期六晚可以回家,星期日晚则必须返回驻地。有时为了赶写一篇文章或准备一份材料,甚至连星期日也要加班。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每人每月自交10元,公家每日补助4角钱。两者相加每月约22元。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而言,我们的伙食相当不错。早餐有稀粥、豆浆、油饼、鸡蛋等,中、晚餐均为一荤、一素、一汤,夜间加班则有馄饨、包子等夜宵。逢年过节另有丰盛的会餐。

四、一段清闲

在“梁效”期间,我们写了很多文章(部分重点文章的写作情况可参见《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一度很是风光。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梁效”的人感到迟群有点情绪低沉且到“梁效”的次数明显减少。什么原因,大家均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方知原来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关于组阁问题有过一场很激烈的斗争。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曾有自己的组阁方案,江青曾提议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部长。后来,他们的组阁计划落空,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当时,我们对内情一无所知,只感到迟群不大高兴,不那么活跃而已。

1975年3、4月间,姚文元借毛主席的话,反复强调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这时候,“梁效”内部传达了江青在4月3日、4日、5日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她指出,经验主义是主要的危险、是当前的大敌,是党现在的最大危险,应该加以批判。“梁效”写文章时亦加进反经验主义的精神,例如有的小组起草批判“因循守旧”的文章时,便尽可能地把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融入其中。所谓反对经验主义,当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有经验的人,指向文革前担任领导工作的“走资派”。这一点是明确的。

但过不多久,反对经验主义问题似乎不再有人提倡,仿佛上面已经“刹车”。传说毛主席对此有批示。后来,我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新华社有一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姚文元审阅后上呈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要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一项主要内容。毛主席看后于1975年4月23日在上述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毛主席的批示,特别是“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那一句,显然是针对江青和当时党内的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样的消息对“梁效”封锁,当时,我们无人知晓。

尽管毛主席4月的重要批示未向我们传达,但是,我们仍然感到气氛的变化。“梁效”从4月份起开始萧条,大家没有什么具体任务,有点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撰写一本秦始皇传记。大家赞同我的提议,并提出赴西安参观秦陵、兵马俑,进行实地考察。可是,李家宽不同意我们去西安,而要我们去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参加一点社会实践,不要整天关起门来写文章。

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接触社会,大家都很乐意。与东城区联系后,我们小组到一个做医用手套的乳胶厂劳动。劳动期间,我们应邀参加了东城区“学理论、谈心得”大会。此外,还参加了几次由东城区委为我们组织的座谈会。在这种会上,我们一般只听、记,不发表任何意见,不随便讲话,比较小心谨慎。

在乳胶厂劳动时间不长,仅三周左右便告结束,重又返回“梁效”住地北招待所。之后,便进入7、8月北京最为炎热的季节。可是,“梁效”却处于冷冷清清的状态。当时,我们有一种“断线”的感觉。因为,以往迟群、谢静宜不时地到“梁效”来,常带些上边的精神,而现在,他们很少来,几乎见不到他们的人影,我们没有上边的精神,岂不就像断线的风筝。过去我们的文章经常见诸报端,且往往是头版头条,而现在很少有人约稿,我们这些人空前地清闲。我常以游泳消遣。有一次,在北大游泳池,碰见我们系一位同事,他得意地说:“你们现在没什么事儿了吧?不写什么文章了吧?”我觉得他的话有点不大入耳,便告诉他:“《红旗》第八期不是发表了我们一篇《评林彪的卖国哲学》吗?”他说:“那是你们以前写的稿子,你们的存货。”此时,校园内和社会上已议论纷纷,“谣言”四起。传说毛泽东对江青有所批评。毛泽东就电影《创业》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过去,我总以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所说的就是毛的想法,现在看来并不尽然。“梁效”中大部分人在听到社会上的种种传闻后产生了许多疑惑,比较突出的是一位写作组小组长。他私下流露出对江青的怀疑,后有人向上汇报。迟群、谢静宜得知后强调:“梁效”内,不能有人怀疑江青,否则就要立即调离。但是,后来不知何故,此人并未离开,仍留在“梁效”。

上述萧条状态持续了相当一段日子,在此期间,我们就学学理论,读读马列,倒也自在。

五、评《水浒》

1975年春,“梁效”来了位中年女性。她与我们一起用餐,但不与人接触、交谈,偶尔只与谢静宜说上几句话。此人是谁呢?她就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卢荻。她是1931年生于东北辽阳,解放前曾在北大中文系攻读,后到解放区;1954年起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后,转到北大中文系。

当时,毛主席已年迈体衰,行动不便,走路需人搀扶,昔日畅游长江的风采已成历史。眼疾更使他备受困扰。他备有两副眼镜,一副只有左腿,另一副只有右腿,供其侧卧时使用。这样看书,时间一长,十分疲倦,对一位耄耋之年的病人尤甚。因此,需要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人为他侍读。经过筛选,最后选中了卢荻。

卢荻先到“梁效”呆了一段日子,由谢静宜向她介绍毛主席的有关情况并交待注意事项。1975年5月26日,卢荻进入中南海,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据卢荻回忆,1975年8月13日,她就如何评价《水浒》问题,请教毛主席。她之所以就此发问,是因为1974年《北京日报》约北大中文系写一篇评论《水浒》的文章时,希望点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一实质。当时,学术界对此反应不一,分歧很大。毛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上讲的。接着,他谈了对《水浒》的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廿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前面。

上述评论,姚文元当日获悉。他立即致函毛泽东,内称主席所提的评论《水浒》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建议将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评论《水浒》的文章。毛泽东收到姚文元的信后,当天批示同意。

江青于8月下旬,召集会议。她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一百多人讲话时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江青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谢静宜将此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并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当时,上述情况未向我们透露。

在此期间,《红旗》第9期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称: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当时作了反击。9、10月间,他在部分省委书记会上反驳道:“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我认为毛主席与卢荻关于《水浒》的谈话可能属于文学领域之事,但他圈批姚文元拟在全国范围内评论《水浒》的建议就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具有针对性,其矛头指向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

在毛泽东同意印发姚文元的信后,沉寂了一段时日的“梁效”重又活跃起来。“梁效”写了不少评论《水浒》的文章。我们小组撰写并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投降主义的赞歌——评〈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另一题为《林彪与〈水浒〉》。在撰写上述文章期间,“梁效”又从北大中文系调来几位对《水浒》比较有研究的人。我记得其中有吴同宝先生,他有时参与文章的起草,有时参加文章的讨论,向我们提些中肯意见。他用吴小如的笔名写过不少文章,是文学史方面的一位专家。我在北大读书时,曾听过他作的题为“怎样欣赏京剧”的讲座。他边讲边放梅兰芳、程砚秋等人的唱片,讲得有声有色。粉碎“四人帮”后,他与我们一起接受审查,其实他到“梁效”的时间很短,且又主要做注释工作。

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传达后不久,“梁效”成员均赴大寨参观去了。这次活动是应大家的一再要求安排的。在半山腰处,我们见到了郭凤莲。她梳着两条辫子,穿一双布底鞋,挑着一副箩筐,准备去田间干活。郭与我们一一握手后简单寒暄了几句。我们兴致正浓时,迟群、谢静宜给李家宽打来了电话,通知“梁效”班子立即返回,说有任务。我们只得怏怏地打道回府。

六、想离开“梁效”

李家宽和王世敏在“梁效”内曾有过一次信任危机。大约在1976年4、5月间,宋柏年召开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全体成员大会,对李家宽、王世敏两人的工作作风进行揭发、批判。迟群、谢静宜也参加了此会并支持大家对李、王二人的批判,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大批判组,回原单位工作。那天,我正好回家,没有参加那个批判会。事后,有的同志向我简要介绍了会议情况。李、王二人调离后,宋柏年担任“梁效”主要负责人,东语系的郁龙余和中文系的孙静进入领导班子。北大党委书记、原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王连龙和北大党委常委魏银秋得知此事后,认为处理欠妥,强调即使李、王二人工作作风或其他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但政治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不应调离“梁效”。迟、谢考虑了王连龙和魏银秋的意见,两三天后,又将李家宽和王世敏调回大批判组并官复原职。

1976年春,我的妻子从波兰回国休假。为便于工作起见,她希望我同往华沙。我也想乘机离开“梁效”。我向“梁效”领导打了报告,要求随妻赴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请调报告先交给李家宽,再转送迟群、谢静宜。出乎意外的是,“梁效”党支部、校党委和迟、谢一路绿灯,旋即获准。当时,我以为领导通情达理,照顾我们夫妻两地分居呢。粉碎“四人帮”后,有位头头告诉我,迟群生怕我把“梁效”的情况泄露给外交部,曾几次说:“让范达人走吧!”由此看来,我的请调报告正中他们的下怀。不过,我并没有调成,在等待的过程中,就赶上了华国锋下令查封“梁效”。

七、“梁效”终结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覆灭。但我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到10月10日我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当日正好星期天,晚上我从家里返回“梁效”的途中,走到北大哲学系的路口,天已经黑了,组织组的一个副组长刘隆亨,碰见我,说你还去上班?我说是啊。他说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我说没有啊,你听到什么消息?他说迟群、谢静宜篡党夺权,搞阴谋,被抓起来了。我心里一震,说怎么就这样抓起来了?这两个是我们直接的领导啊!

我将迟、谢被捕的消息告诉了自己写作组的成员,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事情会有多严重。

半夜12点,我们都睡觉了,灯光很亮,很多吉普车、摩托车,军队把“梁效”住地包围起来了。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头。一个为首的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中央下令查封“梁效”,你们马上离开,只能带洗漱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我们灰溜溜地走出了“梁效”住地。

从这时开始,“梁效”成员受到严厉审查,写材料,交代问题,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我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八、从严发落

1976年10月中旬,正当我们在写揭发、交代材料之际,历史系一些教员和学生,一边喊口号,一边敲着锣,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红二楼下游斗李家宽、王世敏和魏银秋。李家宽的脖项上挂着“梁效”头子的木牌,王世敏则挂有“江青的女状元”字样的牌子。魏银秋因为来自八三四一部队,因此,胸前牌子写的是“通天人员”。

由于文革初期我有挨批斗的经历,因此,当时的心情并不紧张。这一天似乎还讲政策,并未把我揪出来,尽管我在“梁效”的位置比较突出,罪名不可谓不大。

可是,好景不长,之后,我被批斗过多次,曾被北大理科的学生和年轻教员揪斗过,也被历史系揪回系斗过几次,既有大会,也有小会。

后来,清查组的火力,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斗争逐步升级,从此,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原先,除开会学习和写交代材料外,其余时间无人看管。此时则不然,平时我不得随意离开红二楼。我的妻子受到牵连,突然从驻外使馆被调回。虽然对我不断施压,但过了一段日子,清查组大失所望,认为我并未交代出什么要害问题,而态度甚至比以前更坏。1977年3月,在全校批斗大会上,北大革委会副主任黄辛白宣布对我和杨克明实行隔离审查。随即,清查组派来两个人进驻我的房间,实行24小时的监视。外出打开水,有人跟着;去食堂用餐,有人盯着。不许我与任何人交谈,当然更不准回家。隔离审查一段时间后,我认为该交代的问题均已和盘托出,再也写不出什么新内容,于是,便索性不再考虑此事,自学起英语来。

后来,为我建立了一个专案组。尽管特地为我的专案组调进新人,增强兵力,软硬兼施不断地审问我,但对我这个“堡垒”仍难以攻克,无甚收获。此时,北大历史系某些人特地在“梁效”受审楼内,贴出一墙大字报,洋洋数千言,对我进行全面系统的“揭发和剖析”,与专案组内外呼应。

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罪行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除北大师生员工外,还有国务院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和兄弟院校等32个单位的代表。整个体育馆座无虚席,少说也在万人以上。首都体育馆的主要设计者和建筑师是周一良教授的九弟周治良,因此,周先生在其自传中戏称其弟为兄建造了“耻辱柱”与“审判台”。

中午“,梁效”全体成员先被拉到北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然后,大会组织者下令,从中挑出15名左右“梁效”骨干,等候批斗。鄙人荣占首席,第二名是钟哲民,后边如何排列,难道其详,因为禁止我们东张西望。乐黛云在其自传中说,发现她的丈夫汤一介站在第四位上。这15名骨干基本上是“梁效”组长以上成员,外加我们写作小组的两名成员何芳川和陈先达。进入体育馆会场后,我们15名“梁效”骨干低着头,排成一字形站在体育馆中央示众。据说,台上还站着迟群、谢静宜、王连龙、魏银秋、郭宗林、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

这次大会的重点之一,是对我——“梁效”骨干分子,作为从严发落的典型,进行批斗。1977年12月31日《新北大》校报报道:“×××同志严厉批判了范达人卖身投靠‘四人帮’,炮制大量反党黑文,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邓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行径,并鉴于范达人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实际情况,强烈要求从严处理。这一要求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坚决支持。”

随后,党委副书记韦明代表校党委宣布决定:“范达人在隔离审查期间,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老实交代反党阴谋活动,经北京市委批准,决定范达人由公安机关监护审查。”

此次大会还宣布对一名“梁效”成员从宽处理,他就是林庚教授。林先生是著名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老教授,到“梁效”没有几天,专做诗词注释,没有任何问题,将他作为从宽对象,实在是荒唐可笑。

这样,这次万人大会,又称之为体现党的政策的宽严大会。

宽严决定宣布后,就在万人大会上,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在许多学校和各界代表面前,我被公安人员押解出会场,上了一辆囚车。此时,车内已有一人等着我,他就是我的专案组长。由于好奇心驱使,我抬头向车窗外张望,公安人员厉声喝道:“你不要看,坐下去,坐下去。”我被迫坐在车内地板上。约半小时后,囚车在一座旧式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大门传达室值班人员首先收缴了我的手表、钥匙、人民币和粮票等随身物品。然后,由一名牢卒领着我往里走。他打开一扇又一扇铁门,阴森迫人,令人毛骨悚然。后来进入一个过道,牢卒令我站住等候,他去询问值班人员,究竟将关在哪个号子。此时,一名剃着光头的犯人把我招呼到他的小号子前,我问他,这是什么地方。“半步桥监狱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他低声回答。我不由地噢了一声,弄清了自己到了何处。

在狱中,一次,我看到了文革期间北京大学的文革主任、大名鼎鼎的聂元梓。此时的她头发花白,行动迟缓,昔日“光采”荡然无存。我从牢门的小孔中,还看见过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的头头李冬民,小伙子剃光了头,时不时与牢卒争吵。看到狱中有这么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懊丧情绪稍稍减缓,我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

在监狱里呆了一年零十九天后,1979年1月17日下午,我走出了大墙,结束了牢狱生活。

我出狱后,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对我进行系统揭发和批斗的×××当面向我表示歉意。据说,当时北大党委要历史系出一人在大会上发言,互相推来推去,最后找到了他。这位发言者到专案组看了我的材料,认为现在材料不过硬,不足以说明我问题的性质,而党委领导却鼓动他:“这事由党委负责,你就这样发言吧!”

说到当时的北大党委,我想到一位副书记,他原是中央团校负责人,后调任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兼“六五三”分校校长,粉碎“四人帮”后,负责清查“梁效”。在清查中,他极力按照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定下的基调,向我们施加压力,令我们老实交代。一次在俄文楼召开的对“梁效”成员训话会上,他厉声吼道:“范达人,你那篇文章(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如果贴到天安门广场去,你就是反革命,你就会被抓起来!”后来又在一次会上,他指责我们歪曲历史,说什么“史书上明明记载拥护武则天的人只有八千,你们为什么要写六万人?”当时,我心想是你把史实记错了。对他的训斥,我均沉默以对。1979年,我出狱后,曾为我问题的性质一事找过他,一进客厅,见他正在阅读《资治通鉴》。他看到我,显得非常热情,说了一番颇为通情达理的话。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有才能的,是北大的精华,进入“梁效”是由当时的组织上调去的,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努力发挥作用。若干年后,他已到中央某一单位任职,一次游览长城时,与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不期而遇,当得知其中有我的儿子时,态度十分亲切。这位副书记对“梁效”成员的态度,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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