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派”骨干刘仁静1949年后的遭遇

[摘要]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中国托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

1987年8月5日清晨5点多,在北京,一辆从北太平庄开出的22路头班公共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南驶来,马路上薄雾未散,行人稀少,司机一时大意,没有注意到一位老人低着头,正从东往西穿越马路向北京师范大学走去,等到发现前面有人已来不及刹车,车前杠把老人撞出七米开外,当场昏死过去。

这位老人是当时唯一活着的中共“一大”代表、85岁的刘仁静。他的家就在马路东边,他是每天这个时候去北师大操场晨练的。他的老伴正站在窗口看着他过马路,震惊地发现了他被撞倒,等全家人赶到出事地点时,老人已被送进附近的北京军区262医院抢救,但因颅骨碎裂,大量出血,医生虽采取了一些措施,已回天乏术了。

刘仁静刚在上一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的行政关系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作为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我闻讯赶到医院时,他已被送进太平间了,他儿子刘威立向我叙述了出事经过,我去太平间看了刘仁静老人,他脸色惨白,双目紧闭,走得实在太突然了,我心中怆然。不久,参事室也派人到医院来了。在商议后事时,刘威立向参事室的同志提出一个请求,希望组织上给他父亲的一生经历写一个结论。但最后得到的回答是:不写了吧,不写比写好。

就这样,刘仁静默默地结束了自己复杂而又坎坷的一生。

刘是1952年1月由组织上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以后他虽被列为编外人员,“文革”期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多年,但他的关系始终在人民出版社,从1952年到1987年整整三十五年,他这个特殊人物的后半生,和人民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是,作为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中国托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的刘仁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愿意通过认错,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是他的认识和党的认识差距太大太远,他不能见容于新社会,后半生过得相当艰难。

因工作关系,我和刘接触的机会较多,三十多年除他被关押在监狱的十一二年外,几乎没有间断过。他这些年的经历和遭遇我都比较清楚,对他的历史和思想状况,也逐步有所了解。深入观察和探究这位历史人物复杂而多变的一生轨迹,令人感慨良多。

新中国成立,当时刘在上海,他与大多数托派分子坚决不肯或不愿承认这巨大的革命现实不同,他无法否认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的铁的事实,他发现自己真的错了,开始了认真的反省,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想斗争,几经犹豫,最后决定赴京向党认错。

刘当时的主观愿望是,他自以为与张国焘不同,也与彭述之等人不同,他虽也批判过党的路线,但都是清谈空论,没有具体行动,有错无罪,只要自己主动认错,真诚回归,应该可以见容于党,得到党的谅解,下半生还能做点工作。

1950年8月,刘到北京找了中央组织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组部要他写出书面材料。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37年斯大林已把托派定性为:“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和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各国党都按此定性对待本国的托派,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以此为标准,把中国托派分子包括陈独秀视为十恶不赦的死敌,是一伙汉奸、特务、反革命,“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这个认识始终未变,这当然也是针对刘仁静的。因此对刘的来归,即使不认为他是死敌,也会认为他是心怀叵测的缴械投降之敌。

刘到北京后,想找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只有许德珩仍把他当作老同学、老朋友接待了。那时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仁静的认错检讨,但加了一个措辞严厉的“编者按”。该“编者按”首先全文引用了斯大林对托派的定性,同时指出:“托洛茨基—陈独秀叛徒集团既然完全堕入这种反革命立场,就不能不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被人民唾弃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残余分子在中国人民胜利以后虽然销声匿迹,但是对于他们继续进行破坏和暗害行动的可能性,仍然应当提高警惕。”接着介绍了刘仁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即叛变革命,1929年还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并指出:“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他都在国民党反动组织中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他的检讨却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无论他说得怎样,是否确实有悔悟,仍然有待于他的行动证明。”

刘仁静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判决”,因为他不相信托洛茨基集团是一伙特务、间谍、杀人匪帮的断言,也不认为自己从事过反革命罪恶活动。他去找安子文争辩,但毫无结果。因为这个“编者按”显然是经过党中央认可的,它和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对托洛茨基分子所加的注释如出一辙就可说明一切。而这也正是党对中国托派和刘仁静作出的不许辩驳的结论。刘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学会在这个结论的重压下去适应今后严酷的现实。

北师大的学生首先作出强烈反应,他们看了《人民日报》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个如此反动而又不知悔改的刘仁静正是他们的教师刘亦宇,立即群起抗议,校方不得不撤销了刘的教学任务,让他改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但群众同样不能容忍,实际上刘已无法再在北师大待下去。组织部只好重做安排,先让他去淮北参加土改,回京后通过人事部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刘来出版社报到时仍用刘亦宇的名字,除个别领导外,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来头不小,有人传言说,他是刘少奇、安子文介绍来的。根据他懂外语和理论的特长,分配在第三编辑室即哲学编辑室任外国哲学方面的编辑。因他年龄较大(那年他50岁),又有较丰富的学识,大家对他都很尊重,相安无事。

1952年中,“三反”运动开始,这本来涉及不到他。但后来社方接到上级通知,说要触动触动他。于是在部分群众骨干中公布了刘的身份,印发了有关材料,主要是那个长达一千多字的“编者按”,让大家心中有底。开始以小组会的形式对他进行“帮助”,结果三天一共开了四次会,一次比一次升级。第一次是他自己作交代,群众听后发现,他的交代及认识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刘既不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也不认同斯大林对托派的指控,还说托派“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个派别,不是反革命组织。至于后来是否发展为杀人犯、间谍匪帮,我不知道”。群众当然深信斯大林包括《联共(布)党史》和我党对托派的定性,还有《人民日报》“编者按”作出的结论,认为这些都是绝对真理,理直气壮地批驳他的“谬论”,而刘则顽固抗争,毫不退让,双方僵持不下。

第三次会议之前,社领导找他个别谈话,规劝他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进一步提高认识,说明大家无非是要你正视托派的严重罪行,承认自己确实有罪,答案本是现成的。但无论怎么启发和帮助,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坚持自己的认识,不愿顺竿爬作违心检查而得以过关。到开会时仍是我行我素,一味和大家争辩,坚不认罪。他本来不善言辞,一生气就更讲不出话来,群众则是振振有词,逼得他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下,他竟站起身来,退出会场,全场为之哗然。最后一次会已从批判会升级为批斗会,参加的人数也增加了,会场气氛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群众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一定要他回答在托匪组织和国民党反动组织中从事过什么样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他则咬定自己只是写写文章而已,没有任何反革命活动,甚至说:“我回答不了,我的脑筋就是这样顽固,你们枪毙我好了!”群众气愤至极,在一片声讨声中,刘头脑昏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竟使劲摔碎茶杯,躺倒在地大喊大叫,最后晕厥过去,会议就此中断。

刘的这种严重对抗群众运动、抗拒改造的反常行为,理所当然地激起全社人员的公愤,认为一个反动分子,气焰如此嚣张,实属罕见。人民出版社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此事当然上报到了中央。我只听说上面好像在意料之中,传话下来说刘这个花岗岩脑袋是改不了的,随他去吧!但为了平息众怒,出版社最后召开了一个全社职工大会,历数刘抗拒改造的恶劣行径,然后一致通过开除他的工会会籍。这就是说,把刘清除出了工人阶级队伍,此事就这样戏剧性地收场。

1952年12月,全国肃“托”,各地所有托派分子均被逮捕关押,一些骨干分子被判刑。刘仁静已不能再作为国家干部和正式工作人员留在单位工作了。人民出版社在请示上级领导同意后,将刘改为编外的特约翻译,即不再是出版社的正式职工,由出版社分配任务,在家译书,原工资数额不减,每月以预支稿费的方式付给。

刘原和他夫人两人住在出版社的东总布胡同宿舍里,我后来也正好住在这个宿舍,和他家只隔着一间房。我每天晚上都见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跳绳,锻炼身体,一次要跳好几十下,这是一种相当剧烈的运动,他坚持不懈,从不间断,一般像他这样年龄的人是做不到的。我很佩服他的坚毅和耐力,当时他跳绳的身影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他被改为编外人员不久,出版社又在附近居民区的遂安伯胡同给他找了一所住房,让他搬出了原来的宿舍,大家就很少见到他了。刘每月除按时到出版社领钱和交稿外,也很少外出,似乎在社会上已经消失,人们也逐渐把他忘却了,他有幸躲过了“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

他的唯一工作是在家里埋头译书,出版社主要让他从俄文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普氏的著作理论性强,译起来难度较大,但按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开始几年,他译稿的质量较好,完成的数量也较多,后来发现他不太专心,译文质量明显下降,出版前往往要经过别人仔细加工才能达到要求,也不如期交稿,进度缓慢。社领导王子野派我去向他传话,要他改正,并顺便了解一下他的思想状况。在交谈中,我发现他有时精神恍惚、心不在焉的样子,弄不清是什么原因。他还曾一度精神失常,被送去精神病医院治疗过。现在回想,他的这种变化明显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的,斯大林的盖子被揭开后,他显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思想状况极为复杂,是高兴,是怨恨,是痛心,还是无法解开的“冤苦”情结,我们无从知晓,他也从不表露,不过慢慢地他又恢复了正常。

他的译稿曾用“刘若水”的笔名出过几个单行本,后来多数收入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他还译过法共领导人加罗蒂等人的著作,也出过单行本。

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中苏大论战激烈展开。中央宣传部要求人民出版社负责组织出版一批供研究批判用的参考资料,亦即包括托洛茨基著作在内的各种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论方面的反面材料。这些书即人民出版社后来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一批内部发行的“灰皮书”。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国际政治编辑组专司其职,由我负责。我们同中央编译局和中央联络部等有关单位共同规划,收集资料,组织翻译,以配合党中央对苏共这场不同寻常论战的需要。在这期间,刘仁静来过社内多次,向我了解出书情况,显得相当活跃。最后他告诉我,他有托洛茨基俄文版文集,愿意提供给组织上使用。我听后大喜过望,因为我们和中央编译局正发愁找不到托氏的原著,只收集到过去公安部门在全国肃托时从一些托派分子家中查抄到的部分托著的中译本,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版本,还有一些英译本和法译本,从未见到过托的俄文文集,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就把托洛茨基的全部著作清除干净了。

十分可惜的是,刘交给我的托的俄文版文集已经不全了,只剩下七卷还是八卷,我记不清了。全套原来共有十多卷,但这已是十分难得了。因为这些书是托氏本人寄赠给刘仁静的,刘把它珍藏至今,经过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有的被人借走或拿走了,有的不知怎么丢失了,保留着的他都无偿地奉献出来,即使不全,也同样十分珍贵,这些文集使用后至今仍在中央编译局保存着。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仁静当然在劫难逃,革命群众决不会放过这个“大人物”。批斗、挨打、抄家成了家常便饭,把他折腾得很厉害。不过造反派认为他早已是只“死老虎”,无足轻重,对他兴趣不大,所以他人身还是自由的。1967年五六月间,他去街上看大字报,顺手从墙上揭下了一张大字报,想带回家中仔细研究,被红卫兵发现,立即被揪到人民出版社,社的造反派一面在院子里召开批斗大会,一面打电话告知公安部门要求将他收审。

批斗会尚未结束,市公安局就派人当场把他带走了,先押他回家拿了些东西,就把他关进了北郊的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六年多。最后向他宣布的罪名是两条:一是去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二是回国后组织托派组织,宣传托派思想。刘心中不服,认为这都不能构成被关押的理由,只是无可奈何。

1973年中共“十大”以后,据说周总理宣布了一条释放全部在押托派的指示。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专程去监狱找刘谈了一次话,态度十分和气,条件也很简单,只要他写一份认罪书即可出狱。刘口头答应,经过思考后又“变了卦”。据刘自己说,他最后写了一个“不及格”的东西,辜负了这位首长的一番好意,只好把他继续关押。不过条件有所改善,转到了团河农场,给了一个小院,有生活费,还把他在上海的夫人接来同住照顾他,但他本人只能在院子里活动,不能出大门。后来又转到少年管教所,住进一个专建的院落。据说这原是认罪较好的托派分子杜畏之释放后留下来的房子,显然是为了向刘提示党的早认罪早释放的政策。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初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来,恢复了自由。就是因为不肯承认自己有罪,又被关押了五年多,一共将近十二年,这时他已77岁,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

刘回社以后,仍按特约翻译对待,但不必再译书。根据中组部的意见,从各方面改善了他的生活待遇,一是他的生活费从100元提高到200元:二是把他的儿子刘威立从外地调入北京,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又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新街口外大街分给他一套四居室的新居。

以后几年,因为自包惠僧去世后,他是仅存的唯一的一位中共“一大”代表,很多党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及个人都来登门拜访,向他求教,请他提供材料,写回忆录等,令他有点应接不暇,不过内心却是比较愉快的。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他的智力严重衰退,思想也开始比较迟钝,但在回忆过程中,他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革命年代,昔日的峥嵘岁月又历历在目,他常常处于一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中,因此他对来访者都竭诚欢迎,尽自己的记忆据实相告和回答问题,对自己的经历、历史和所犯错误,也从不回避,并作了一定的反思。他儿子刘威立在帮助他父亲整理资料、接待来访者,并和众多的党史工作者接触交谈的过程中,逐渐对他父亲一生的经历和思想脉络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曾把他写的有关他父亲的文章给我看过,我觉得他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也很赞同他对他父亲整个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析。他后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郑惠等同志主编的“中共‘一大’代表丛书”写了三十多万字的《刘仁静》一书(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比较全面、客观、真实地描述了他父亲的一生。

1986年10月间,国务院参事室通知人民出版社,决定任命刘仁静为参事室参事,宣布任命时还将宴请他和他的夫人,要人民出版社派人作陪。我想这应该是中央对他作出谅解和落实政策的表示吧,虽然来得迟了一点,但对这位迭遭挫折、饱经风霜的老人来说,总是一种安慰。赴宴是我陪同刘仁静夫妇俩去的。参事室的两位领导吴庆彤和王海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应该说,这也是三十多年来他们老夫妇最高兴的时候了。这以后,他参加过参事室组织的几次活动。

谁知不到一年,刘仁静老人却因车祸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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