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大饥荒因苏联为工业搜刮农民口粮

最新文章深圳新闻网 [微博] 李燕2014-03-03 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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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苏联时期,这场饥荒的情况都“被小心掩盖”起来。

乌克兰“大饥荒”问题是从苏联1932—1933年饥荒问题“演变”而来的。1932—1933年,在苏联发生了一场大规模饥荒,死亡几百万人,覆盖了几乎当时所有产粮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一些历史档案首先在乌克兰被公布出来,并成为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和俄罗斯学界、政论界经常探讨和争论的问题。在乌克兰1932—1933年饥荒问题上,“种族灭绝说”与“共同悲剧说”基本上代表着当今研究这一问题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实际上,这是一场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评价的争论,也成为苏联解体后影响乌俄两国关系的、被政治化的历史问题。研究乌克兰饥荒问题,应将其放到上世纪30年代苏联国内外整体环境中分析。如果就事论事,单独放大某一个事件,将导致历史事实的碎片化和绝对化,以偏概全,违背了历史研究应尊重历史事实之基本原则。

一、乌克兰“大饥荒”问题的由来

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开始了工业化建设。为解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粮食和原料不足问题,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苏联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31年,苏联农业出现粮食减产,农村劳动生产率也有很大下降。1932年初,在乌拉尔地区和西西伯利亚地区开始出现一定规模的饥荒。不久,在乌克兰的44个区也出现了饥荒。这年夏天,饥荒一度停止,秋天再度发生,一直持续到1933年底。作为苏联最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在这场饥荒中受害最深,死亡人数特别引人关注。西方研究者罗伯特·康奎斯特在其著作中提出,饥荒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约有500万。

在当代乌克兰的各种宣传媒介中,乌克兰在饥荒中的死亡人数有时达到7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尤先科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甚至宣布,饥荒时期乌克兰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居民。乌克兰官方一个最新的统计数字是,在1932—1933年饥荒中乌克兰的死亡人数是3.941万。在俄罗斯,苏联解体前后就有研究者开始统计1932—1933年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近年来,随着档案文献和各种统计资料的公布,一些学者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数字。如,有研究者提出,苏联当时总的死亡人数有200—300万,乌克兰的死亡人数应在100—200万之间。

也有研究者认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总的死亡人数是700—1000万,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为290—350万。还有人提出苏联饥荒总的死亡人数是400—7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300万的说法。最新数字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科兹洛夫提出的,他认为,苏联1932—1933年饥荒中的总死亡人数不少于7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300-350万。这个数字基本上与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一致的[6]。一般来说,后几个数字在学界得到了更多的认可。

在苏联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这场饥荒的情况都“被小心掩盖”起来。事实真相首先在西方被揭开: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些流亡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侨民首先提出了30年代初发生在乌克兰的饥荒问题。自那时起,每隔一段时间,西方就出版一些有关乌克兰1932—1933年饥荒的研究著作。1983年是饥荒发生50周年,美国和加拿大先后出现了一批有关1932—1933年饥荒的文章和论著,主要研究者有詹姆斯·美斯、罗伯特·康奎斯特等。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拉开序幕,尤其是80年代后期揭露“历史空白点”,在乌克兰,许多乡镇和城市开始了纪念饥荒死难者的活动,如编写死难的同乡名册,建造纪念标志等。1990年,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了一些与1932—1933年饥荒相关的档案,乌克兰“大饥荒”这一历史问题正式出现在乌克兰政论界与学术界。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学界与政论界一度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提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一些学者和政论家如С.库里奇茨基、В.马洛奇克、Е.沙塔林等都出版了专著,把这场饥荒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来研究。

在饥荒的发生原因上,20世纪40—70年代西方研究1932—1933年苏联饥荒的论著中,多把饥荒说成是苏联高层有计划的活动,目的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消灭乌克兰人。到了80年代,詹姆斯·美斯、罗伯特·康奎斯特等西方研究者在著作中把饥荒与苏联的民族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饥荒是苏联领导人为种族灭绝乌克兰人,最终征服乌克兰而制造的。他们的观点得到С.库里奇茨基等乌克兰研究者的肯定,并继而提出,乌克兰“大饥荒”的发生“不是不明原因的偶然现象,而是饥荒恐怖,以及种族灭绝政策和极权主义措施造成的后果”,旨在种族灭绝乌克兰人。

自苏联解体前后起,俄罗斯学者就开始了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政府公布了一大批历史档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在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数俄罗斯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上世纪30年代初在苏联的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中央黑土州绝大部分地区、哈萨克斯坦、西西伯利亚、南乌拉尔地区等,都发生了饥荒。饥荒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强制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招致农民反抗,以富农为代表的农民抵制集体化运动,同苏维埃政权展开了“无声的较量”,结果带来长期而可怕的饥荒;第二,苏联政府为换取工业生产设备而加紧出口粮食,过度提高产粮区的粮食征购量,而集体农庄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采取了非常手段,把农庄庄员家里仅存的一点救急用的粮食也收走了,导致农民连基本的、维持生存的口粮都没有留下;第三,发生饥荒后政府对饥荒消息的掩盖以及禁止人们外出讨饭的种种措施,导致饥荒情况加剧。此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重了国家的粮食供应负担,1931—1932年在乌克兰等地方的旱灾也导致粮食收获量减少,等等。在这些主客观因素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政策导向,即全盘集体化和过度的粮食征购,因此这是一场人祸。当然,这些情况在苏联各产粮区都存在,不仅仅发生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1932—1933年饥荒的起因问题上,俄罗斯、乌克兰及西方学界大体分成两个“阵营”:部分西方国家的研究者和乌克兰侨民,还有当今的一些乌克兰学者、政治家认为,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有计划地安排和组织了饥荒,其目的是利用饥荒“种族灭绝”乌克兰人,斯大林是制造饥荒的“主谋”,是杀人恶魔、刽子手。他们用“乌克兰大饥荒”、“大饥荒”这样的专有名词指代苏联1932—1933年饥荒,强调乌克兰人是饥荒的受害者,饥荒是乌克兰人的灾难。俄罗斯研究者依据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证实,乌克兰饥荒是苏联整个30年代饥荒的一部分,是斯大林体制下“苏联人民共同的悲剧”;饥荒的发生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要是农业集体化政策所导致的灾难,不过,斯大林与苏联政府并没有专门组织和谋划饥荒,更没有种族灭绝乌克兰人;对于饥荒的死难者需要纪念,但应在所有受灾地区展开共同的纪念活动。两种观点的交锋使乌克兰“大饥荒”成为当代乌俄两国学界以及外交关系中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二、乌克兰“大饥荒”问题的演变及实质:历史问题的政治化

总体上,在进入新千年之前,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对于乌克兰1932—1933年饥荒问题的研究一般还属于学术范畴。进入新世纪后,这一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拉上政治台面,它被赋予的政治内容越来越多,俄乌双方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就越来越具有政治博弈的色彩。2001年11月21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在乌克兰定期纪念1932—1933年饥荒死难者。2003年是饥荒发生70周年,乌克兰组织了大规模的纪念与宣传活动。这年11月22日,在基辅市的米哈伊洛夫广场举行了纪念集会,包括罗马教皇在内的一些西方“名人”前来参加。从2003年起,每年11月的第四个周末,在乌克兰都举办“大饥荒”死难者的纪念活动。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和尤先科都曾发出呼吁,要求联合国、国际社会承认1932—1933年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在联合国会议上,乌克兰代表也屡屡提出这个问题。“大饥荒”一度成为乌克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2006年,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关于1932—1933年在乌克兰的大饥荒”的法案,以法律形式将饥荒定性为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并在这一年的11月25日,以总统令形式确定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日为乌克兰纪念“大饥荒”死难者纪念日。

2008年是乌克兰议会确定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年,从年初乌克兰就在国内外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希望在纪念“大饥荒”75周年之际,在国际舞台上,尤其是在联合国,对饥荒的定性能有新突破。乌克兰历史学家С.库里奇茨基提出,在纪念大饥荒75周年时,应该向乌克兰和国际社会宣告,1932—1933年饥荒不是不明原因或多种原因促成的偶然现象,而是苏联极权主义政权采取的饥荒恐怖,是种族灭绝的结果。乌克兰社会上层也希望对1932—1933年饥荒的研究能够在国际社会上引起更大的反响。不过,联合国并没有就“种族灭绝”问题表态。2009年初,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在他所签署的第37号总统令“关于公开、公布并研究与乌克兰解放运动,政治镇压以及与乌克兰大饥荒相关的档案文献”中,授权国家安全部门公开历史文献,列出与组织和制造大饥荒有关的人员名单。5月22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就1932—1933年在乌克兰实施种族灭绝的事实提出法律诉讼。

根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调查,正是“斯大林集权制度在那个时代作出了那些破坏农业经济建设传统习惯的决定,还夺走了乌克兰农民为生存所必需的粮食和食品储备”。因此,“乌克兰收集了足够的证据,来提起对有关布尔什维克制度人为制造饥荒,大规模屠杀公民的法律诉讼”。2010年1月,基辅上诉法院审理了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以造成1932—1933年在乌克兰的大饥荒——种族灭绝事实”为根据所提出的指控并进行侦查的刑事案件,以判决书的形式批准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侦查结论。该结论认定,布尔什维克极权制度——苏共领导人是造成乌克兰“大饥荒—种族灭绝”的罪魁。

这些领导人包括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苏联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中央委员会书记拉扎里·卡冈诺维奇、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塔尼斯拉夫·柯秀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弗拉斯·丘巴里,还有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门捷尔·哈塔耶维奇等。判决指出,就是这些人于1932—1933年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境内组织制造了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并“人为创造了目的在于部分地从肉体上消灭乌克兰人的生活条件”。

在公布判决结果的新闻发布会上,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言人还宣布,乌克兰将通过法律途径对那些种族灭绝的死难者予以物质赔偿,甚至返还给他们当时被不合法地没收的财产。对于基辅上诉法院的审判,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作出了积极反应。他肯定,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判决书”,将“重树历史公正”。不过,较之于2008、2009年“大饥荒”的纪念活动以及宣传报道而言,这一结论性的“审判”引起的反响总体上很小。2010年总统大选前后,尤其是亚努科维奇就任乌克兰总统后,乌克兰“大饥荒”问题逐渐淡化。

综合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有关“乌克兰饥荒”问题的研究有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最初,关于乌克兰1932—1933年饥荒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个不幸事件,在“改革、民主化、公开性”口号推动下,成为被揭开的苏联历史的“空白点”,是一个历史问题。之后,西方和乌克兰的舆论与宣传不断演绎,把乌克兰饥荒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从上世纪30年代初遍布苏联产粮区的饥荒中剥离出来,说成是发生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内的“大饥荒”,是“莫斯科政权”有意识地种族灭绝乌克兰人而造成的灾难。

进入新世纪后,乌克兰政府向俄罗斯提出赔偿与道歉的要求,并要求联合国承认这是种族灭绝,使这个问题远远超出历史范畴,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高度。这个演变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乌克兰与西方国家把乌克兰“大饥荒”这一历史问题政治化的过程。

其手段可以这样概括:先是把整体史实碎片化——把乌克兰饥荒从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整体史实中剥离出来,只把乌克兰一个加盟共和国农业区的饥荒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在披露饥荒“真相”的过程中,下手处、着眼点均落在乌克兰,由此造出一个专有的指代名词“大饥荒”;二是把被碎片化的历史事实绝对化。部分乌克兰和西方的学者、政论家极力夸大乌克兰的饥荒情况,把乌克兰饥荒放大到用来取代苏联饥荒的全部事实,并把饥荒发生的原因说成是“莫斯科政权”有意制造的,意在消灭乌克兰人,并在政治家的推动下,借助各种传播媒介用多种方式来演绎和宣传。于是,大肆渲染另一个专有名词“种族灭绝”或“种族灭绝——大饥荒”。

那么,一部分西方和乌克兰的学者、政治家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实质是借历史问题发挥,把历史问题政治化。对乌克兰的一些政论家或研究者而言,其目的首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反共、反苏宣传,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苏联解体之初的90年代尤甚。他们意图通过披露历史真相,揭开历史“空白点”,来揭露“斯大林主义”、苏联“极权社会主义”的黑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批判斯大林、指控列宁、批判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结合到一起,对社会主义苏联进行“清算”;其次是反俄。苏联解体前,对饥荒死难者的纪念活动就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推动了乌克兰的离心倾向。

苏联解体后,在独联体内部这种思潮加重了反俄倾向,部分乌克兰政论家甚至提出要求“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向乌克兰人民道歉,并要求俄罗斯给乌克兰饥荒的受害者以经济赔偿,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做法影响了乌俄两国关系。而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论家或者研究者而言,把乌克兰饥荒问题政治化的目的主要也有两个:一是对苏联“极权”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批判,以加强反共宣传。在苏联后期,他们借助“民主”、“人权”口号来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在乌克兰加盟共和国推行西方的反苏、反共策略,借乌克兰饥荒一类的问题大加渲染苏联的民族矛盾,加剧了乌克兰的独立倾向,从而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联解体后,西方借乌克兰饥荒问题插手后苏联空间,在独联体事务上,尤其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上做文章。

在一些西方国家煽动下,乌克兰屡次在欧盟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1932—1933年饥荒问题,使国际社会就这一问题大体分成了两种态度:一类是支持乌克兰,承认种族灭绝说法的。到目前,“种族灭绝说”已先后在国际上得到了十几个国家立法机构的承认。另一类是不支持“种族灭绝”说法或者对这一问题不表态的。可以说,苏联解体前,乌克兰“大饥荒”问题还是乌克兰流亡者或者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苏联国家之间的事情,苏联解体后变成了乌克兰与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之间的问题。加上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参与,导致苏联时期的“国内问题”国际化,并越来越复杂化。

三、乌克兰“大饥荒”问题的发展趋势及其警示

苏联解体至今,围绕乌克兰“大饥荒”问题,俄学界与官方做了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俄罗斯历史学家、档案学家以及农业问题专家就根据中央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公布的各种材料、各地方的户籍档案,以及对饥荒亲历者的调查访谈,采用人口学、数据统计、口述史研究等方法,对上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公开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文章、专著和档案文献汇编材料。这些研究成果充分证明,上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的确是苏联人民共同经历的灾难。

其次,对于乌克兰纪念“大饥荒”死难者的各种活动,俄罗斯基本采取默认或者赞同态度。不过,对于乌克兰方面把“大饥荒”问题政治化的做法,俄罗斯则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政策:一方面,对于各种夸大甚至歪曲历史事实的说法,俄罗斯方面予以“坚决回击”。例如,在讨论有关乌克兰“大饥荒”问题的欧洲及联合国会议上,俄罗斯代表就曾多次表态,坚决反对通过有关“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决议。

同时,俄罗斯领导人还在讲话中多次明确指出,乌克兰政权毫无根据地把大饥荒问题政治化,是要通过这个途径激起反俄情绪。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就任之初就向乌克兰发出了不要故意歪曲历史的呼吁。2009年5月15日,他发布第549号总统令提出“成立直属俄联邦总统的委员会以反对企图篡改历史损害俄国利益”,并拟定通过法案“反对在独联体国家——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范围内为纳粹主义、纳粹战犯及其帮凶翻案”,以此表明俄罗斯领导人对影响俄罗斯形象的篡改历史行为决不姑息。另一方面,俄罗斯学术界也在积极组织或参加有关上世纪30年代初苏联饥荒问题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与乌克兰和西方研究者展开正面交流与学术合作。例如,俄罗斯学者先后参加了1993年在基辅、2003年在意大利维琴察市召开的苏联30年代饥荒60周年和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文章,表明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在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俄罗斯与乌克兰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家的研究者也展开共同研究,使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渐由“分散化”走向“整体化”,力求达成共识。由于有关上世纪30年代初苏联饥荒的事实不断澄清,在当今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以及波兰等国的研究中,学者们对饥荒的范围以及饥荒发生的原因所持观点越来越客观。如,西方研究者R.戴维斯和S.惠特克罗夫特在他们的一本专著中就明确指出,乌克兰饥荒并非是有预谋的,苏联政府曾在1933年春夏对饥民进行过救助。他们举出了35个苏共和苏联政府颁布的有关对苏联饥荒地区的灾民进行救助的决议。这些材料证明,苏联政府从1933年2月初到7月下旬共提供了32万吨谷物用于救灾,其中向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和库班河地区下拨了26.47万吨,向所有其他地区下拨5.53万吨,从而以事实反驳了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说法。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内,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交流与共同认识也越来越多。

中国学界自苏联解体后才开始研究有关苏联上世纪30年代初的饥荒问题,进入新世纪前后,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不过,其中的一部分成果是把乌克兰“大饥荒”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来分析的,这就把上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苏联各产粮区的饥荒这个整体事实割裂开来,不自觉地陷入到西方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在了解乌克兰饥荒问题的来龙去脉之后,中国研究者应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的立场。

首先,全面客观地揭示历史真相。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客观公正,苏联时代掩盖事实真相的做法不仅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也使历史问题在被揭开后更加复杂。作为历史研究者,有责任向公众揭示历史真相。如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茹科夫所说:“任何时候都应该知道历史真相是什么。任何一个错误如果把它放大,那么它就不是真相,这是对历史不负责的态度。”不过,揭示历史真相应该客观全面,用事实和材料说话。苏联饥荒的真相最早是从乌克兰开始揭示的。在早期,当人们没有掌握足够的事实材料时,对乌克兰饥荒的认识有可能取代对整个苏联饥荒的认识。不过,随着历史的面纱逐步揭开,苏联饥荒的完整画面逐渐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在这个时候,如果研究者仍然坚持把乌克兰一个地区的饥荒与整个苏联饥荒割裂开来,把历史事实碎片化,就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在此,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观或许更有启示:“我们不应当把任何历史的开端看成一种绝对的开端,也不应当用一种简单化的方式去设想各个时期……对历史的每一次思索在思索的当时永远是足够的,而对后来则永远是不够的。”

其次,历史问题不能过度政治化。历史研究具有知古鉴今的作用,澄清历史事实,汲取其中的教训,警示后人,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但如果把历史事实与当代政治结合到一起,把历史问题变成政治的工具,甚至变成一些国家干预他国内政、挑唆别国关系的工具,那么这个历史问题就可能永远为政治所左右,只要有政治需要,就会被提起。苏联解体前,西方借乌克兰“大饥荒”问题插手苏联内部事务,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同推动乌克兰脱离联盟。苏联解体后,这个问题又成为西方插手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的一个借口,只要乌俄双方不能达成共识,西方就有可能借此干预两国关系。对此,中国研究者需要有明确的认识和坚决的态度,在澄清历史事实的过程中,一定要认清历史问题政治化的实质,避免人云亦云,夸大甚至绝对化历史事实。尤其在牵涉到民族地区的历史问题上,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警惕西方的意识形态陷阱。

作者简介:李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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