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后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

金雁 东欧问题专家

苏联对民族问题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明确政策和长远理论,俄罗斯是在没有做好“收缩”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族裔关系的巨大挑战,当苏联控制的“铁幕”突然崩溃时,俄罗斯拿不出任何应对民主派和民族势力的有效理论武器。

终于见到了期待已久的季什科夫的大作《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以下简称《后苏联的民族冲突》)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二战中出生的瓦列里·季什科夫是跨苏联和俄罗斯两代的资深民族问题专家,他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一直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是民族志研究所的副所长,剧变以后曾任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在普京时代是俄罗斯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现在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什科夫虽曾在“体制内的高位”,却没有沾染上从学者变成政治家的官僚习气,也能始终保持一份不被自己的研究对象拖着走而“迷失在角色”中的冷静,他是当今俄罗斯罕有的勇于反思且能够宏观把握俄罗斯民族问题症结的“解惑者”。季什科夫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剖析苏联解体后的民族问题大部头著作《后苏联的民族冲突》由姜德顺先生2005年开始动手从英文翻译,到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虽说我们现在拿到手的中文译本距离作者写作时期已过去了十多年之久,此时俄罗斯国际国内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叶利钦之后又经历了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任总统,外交政策的定位坐标也几次变化:从叶利钦的“面向西方”,普里马科夫的兼顾东、南的“欧亚主义”以及普京前期的“向北”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和普京后期的“新斯拉夫主义”+“强国主义”,但是该书至今读来不但没有过时的感觉,仍有振聋发聩的功效。可以说季什科夫当年对俄罗斯民族问题发展前景定义的“过渡中认同”以及深刻的反思,使人不能不佩服季什科夫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和高屋建瓴般对后苏联族裔问题的整体把握。

苏联早期“实力至上”的民族政策的后果

我们知道,苏联早期民族政策的设计此一时彼一时的差异很大,它完全是根据自身的实力调整的。1917年11月2日通过的《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具有很强的“革命党”色彩,十月革命前处在反对派立场上的布尔什维克希望各个民族“越乱越好”,在内战阶段因为需要民族主义支持新政权,也唯恐各个民族不“独”、唯恐非俄罗斯民族“缺乏民族自决权”。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特点就是不但同意自治,而且赋予自治很大的权力,宪法中承认“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是自治实体”。比如在对待乌克兰独立问题上,1917年6月27日列宁说:“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否认乌克兰独立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了,只有无条件地承认这种权利,才能真正同万恶的沙皇制度的过去永远决裂。”正如后来索尔仁尼琴评论的:“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等到布尔什维克自己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权力稳固下来,力量足够大了,“民族自决权”就成了从自己身上割肉,而这时就需要以稳定压倒一切来取代民族自治了。

包括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俗称《卡拉汉宣言》)中说,“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这些被我们欢呼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方针也就是听听而已,不能当真,等苏俄的处境稍有改善,它立马就不认账了。季什科夫坦承:“一旦布尔什维克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就会消除与自己的图谋相脱离的权利,给支持各独立民族国家思想的人,贴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标签”,因为从骨子里“苏维埃政府包括列宁本人尽管还发表冗长的政治花言巧语,但并不热心支持族裔联邦制”(57-58页,所有引文的页码均出自该书中文译本,下同),“一旦布尔什维克们的军事局面好转,政府就严格限制自治体的政治地位,列宁多次给瓦利多夫说,先前的协议只不过是‘一张纸’”(62页)。可以说苏俄早期的民族自决背后掩盖了太多的实用主义的考虑,官方批准的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中央政府需要的一种政治策略,而他们“对真正的民族主义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仁慈”(68页)。

我们后来把苏联的这种政策转化归罪于“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其实这是“执政党”不同于“革命党”的决策变换。超脱点看,这种基于利益的谋略外交对于苏俄的生存与壮大确实有过成效,但问题是它的“双重性质和矛盾特征的联邦制的荒谬开始让这个苏维埃政府为难”(59页),这种实用主义的“仓促设计”为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俄变成了“苏联”,俄、乌、白俄、南高联邦成为首批四个加盟共和国。苏联时期所谓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盟”,实行的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独特的“集权一党制下的‘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一方面,根据十月革命后的民族自决原则,联盟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均规定了自愿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则,正如前苏联国歌的歌词中唱的“伟大俄罗斯,永久缔联盟,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布尔什维克不但允许这首批的加盟共和国设有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中央”政府,还在国际社会张扬其形式上的“主权”,直至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这样做是为了贪图其“一国占有三席位”的特权。但是这种“联盟”在全境实行一党制,而且党内高度集权统一,加盟共和国的党对联盟党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级,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并且也不存在反对党。执政党的集中统一便使联盟成员在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权成为不可能行使的虚假权利。当时谁要敢以宪法为根据实行其“自由权利”,在党内立即就会被干掉,根本不可能在政府或议会的层次上提出“退出权利”,所谓的“人民的意愿,只不过是一种寓言,一种政治工具”(102页)。

这种状况是以党国不分和党内集权为条件,一旦“党国”体制有变,联邦成员本来就合法的自由退出权便由虚转实,使“联盟”的解体变得难以避免。在苏东剧变过程中,三个这样的“联邦”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都解体了。但没有实行这种“联邦”制的其他几个多民族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尽管也有民族问题,也实行了民主化变革,却没有损害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解体。因此民主化绝非导致联邦解体的原因,但那种设置了自由退出权的“联邦”体制,却使这种联邦在“党危机”中难免解体的命运,即便没有民主化,只要党内斗争失控导致党的分裂,哪怕是分裂成几个各自同样集权而丝毫也不“自由化”的党,国家的统一也就完了。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建国史给其人民留下了无数伤痛的记忆”

季什科夫认为,“苏联既是苏维埃各个族裔民族的摇篮,也是他们的牢笼”(455页),“苏维埃斧头大规模建构民族工程到处留下了的人为制造边界”的痕迹(68页)。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与民族践踏和驱赶是同步的,斯大林时期民族居住地布局的调整力度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从1919年开始有一百二十五万哥萨克遭难,1931-1932年有两百万库班人被流放,同时期又有两百万哈萨克人饿死或者离开了他们的故土(71-72页)。1926年全苏第一次人口统计共有一百九十五个民族,十月革命后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权,伏尔加河的日耳曼人建立自治共和国,北高加索的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分别建立了本民族的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克里米亚鞑靼人建立了自治共和国,不久他们就遭到了厄运。第一次的纯粹民族迁移是针对朝鲜人的,1935年有大批的远东朝鲜人迁移到哈萨克斯坦。苏德战争爆发后两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说这些民族当中有人通敌,斯大林认为这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根据战时的法令,必须对全体民族采取惩罚性措施”,把他们全体迁移到其他地区。这些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被惩罚民族”。

1943年12月从高加索完全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喀人,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走,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身份被划定为所谓的“特殊定居者”的迁移人数为二百七十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人,其中一百二十万日耳曼人、三十一万六千车臣人、八万四千印古圣人、十六万五千鞑靼人、十万立陶宛人、八万一千卡尔梅克人、六万三千卡拉恰伊人、五万两千希腊人、五万梅斯赫特突厥人、四万五千摩尔达维亚人、四万列托人、两万爱沙尼亚人(75页),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被监禁和枪毙的人数,也不包括冻饿病死的死亡人数。这些“被惩罚民族”的民族政权同时被撤销,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实体”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受压制的各民族被迫经受了极度的身心创伤——屈辱与丧失集体尊严,成为被摧毁民族和无法律地位的“双重少数者”,它们的领土分给其他共和国或者建立新的行政单位。在被安置地,这些人被剥夺了基本公民权,受到种种严格的限制,他们只能居住在划定的“特殊居住区”内,在居住地四边设置了路障、岗哨,移民不能随便出入,每月要到当地内务部门特别局登记,共产党员要由武警押送参加党的会议,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开设学校、发行书籍和报刊。像日耳曼人原来有五所高校、四百所中小学,而迁入地没有一所学校;克里米亚鞑靼人原来有九种报纸、三种杂志、一所科学院和一个民族剧院,强迫俄语教育使这些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大降低。虽然1964年和1967年分别给日耳曼人和鞑靼人恢复了名誉,认为给他们加上支持德国法西斯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迁移后遗症的难题却无法抹平。后来这些民族返回家园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也是如今族际关系紧张和族际冲突的主要原因。

“强制同化”与“人为异化”

后斯大林时代,单一的发展战略和强迫接受来自中央意识形态宣传的总体框架并没有改变,但是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告一段落。此后的1960年至1980年,苏联政府都在为消化斯大林惩罚性的“民族大搬家”的“后遗症”绞尽脑汁,当时的政策是“花钱买平安”,政治上的钳制与经济上收买并行。应当承认,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除了计划体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的优势外,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空间的存在也是其他民族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苏联一方面强化中央集权,对各个民族分而治之,“以各族群的层级”理论消除地方认同(60页),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族裔关系不匹配。此时民族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甚至可以大力扶植你的经济。苏联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夸大的文化保护意识,有意识地搞一些大熊猫式的“稀有民族”。“文化歧视与文化再造并行”,文化特征成为被中央使用的战略武器,只要你在政治上听话,别的什么唱歌跳舞、传统民俗、年节礼仪乃至语言文字之类的“民族特色”不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还大力提倡,甚至人为地阻断自然融合,强化民族差异。政治上不许有异端,“文化”上却提倡有“特性”,一些“专业形式的文化得到支持和发展,甚至被炫耀”(77页)。但是排他的特性认同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而缺乏人权导致的不满却不会因为“文化”的受保护而消失,而从唱歌跳舞中成长的排他性认同反而成为争自由的纽带,“潜藏的隐性民族性”一旦有机可乘就会转化为显性的政治民族性、激进民族主义。比如苏联时期“文化”上如此受抬举的穆斯林族、白俄罗斯族剧变以后不但照样反水而去,有时还更加反目成仇,“恐俄者”并没有因为“文化保护”而减少。

第二个特点是“以面包代替自由”,经济上向民族地区倾斜,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然而在非民主制度下,他们“代民作主”镇压非俄族裔的账被算在了俄罗斯人的头上,导致非俄民族怨恨俄罗斯,连带怨恨联盟。但他们“代民作主”慷俄罗斯之慨恩赐于非俄民族,却不会使后者感谢俄罗斯,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

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另一方面中央大肆收买地方精英,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文化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地区,以为讨好了地方精英就可以保证苏联各民族的团结,尤其是后期由于培养了大批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识分子,实行干部本土化,并且处处迎合这些群体的利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强大力量源泉,正是苏联培养的这些貌似“没有民族倾向的政治家”的合力“成功地埋葬了”苏联(125页)。

另外,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和缺乏长远考虑,苏联整个的官僚体系中的人都想的是,“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绝对不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斯大林种下的民族恶果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药”,直至形成与“民族政策有关的所有事物”都患有一种“敏感症”,所有的人都以自我蒙蔽的办法假装它不存在。官僚集团一致的做法是“绕着走”,不去碰它、不去变动它,守住旧摊子,保住乌纱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说法是:“苏联是发达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谐平等。”勃列日涅夫晚期曾出现过试图推动民族关系的企图,比如1977年新宪法讨论过程中涉及民族关系,1984年苏共二十六大前夕有人建议成立一个社会民族政策部,建立民族管理委员会,专门理顺民族关系和解决各民族之间的领土争端,但是都由于遭到党内强硬派的反对而流产再无人提及。到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时期,民族问题的累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建国六十周年时承认说,苏联的民族问题十分严重,解决不好就有激化的危险。1991年统计,前苏联七十九个地区有领土争执问题,苏联解体以后地区划分变成了国界问题,于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矛盾的导火线。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各民族将来要走向一致,寄希望在苏联会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苏联民族”,但是当“苏联民族”的认同尚在“过渡之中”(102页),民族裂变的大潮就已到来了。可以说后斯大林的苏联对民族问题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明确政策和长远理论,俄罗斯是在没有做好“收缩”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族裔关系的巨大挑战,当苏联控制的“铁幕”突然崩溃时,俄罗斯拿不出任何应对民主派和民族势力的有效理论武器。

“新帝国综合征”的产生及其族裔和谐之路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国家收缩”战略强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权型的民族主义”(442页)和“优势群族”心理的俄罗斯人。长久以来他们习惯了扩张性的发展历史,他们一直被灌输的都是“伟大的苏联国家”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身份认同,而如今转轨时期经济长期在“平底锅”里徘徊。有两千五百万俄罗斯人“转眼间发现自己成了散居在外国的居民,很多的俄罗斯人被排除在新型独立国家的政治进程之外”(444页),到处呈现的“一盘散沙”现象令俄罗斯饱受“身份认同危机的折磨”(445页)。于是,激进主义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一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俄共、自民党、统一俄罗斯等各种政治势力都竞相瓜分民族主义的遗产。曾任政府部长的鲍里斯·米罗诺夫公开说:“假如俄罗斯民族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那么,我就是个法西斯主义者。”(《莫斯科新闻》1994年8月28日-9月4日)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整个社会的“火气旺盛”(562页)。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灵魂在苏联的躯体灭亡以后,又在民众的心中复活了,各种极端形式的俄罗斯族裔民族主义团体纷纷亮相,它们迎合了失落了大国自豪感的俄罗斯人的不平衡心态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化”的政策导向。苏联霸权型的民族主义经历了质变后开始“向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转移”,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耗尽了潜能之后,“逐渐被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以其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452-453页)。

有人说,现在的俄罗斯弥漫着“斯大林热”,表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怀念之情。其实只要稍微深入观察就会发现,目前俄罗斯回归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而是从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中挖掘“光荣的往昔”的民族诉求。意识形态霸权降低与民族主义霸权抬升经历了一个双向互换过程。官方有意识地对斯大林在进行一种“选择性地再塑造”,以一种“理想筛选”,使人们忘记“大清洗”和“大饥荒”,对“斯大林时代充满罪恶的‘好日子’”抱有幻觉(英《今日历史》2009年10月号),似乎“苏联那时是多么‘安全’和‘幸福’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各族友谊鲜花盛开”(475页),这些沉浸在“大国光荣”怀旧的矫饰话语中透露出俄罗斯人的安全焦虑、安全恐慌。

布热津斯基希望俄罗斯回落到一个类似法国、英国那样的“正常国家”,或者像“奥斯曼帝国灭亡后的土耳其一样”,“把自己纯粹限定在一种切合的环境内”,另有些人甚至把俄罗斯与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并列,这种国家降级、民族下行的局面让俄罗斯人愤愤不平。而现实当中国家领土的收缩、欧洲与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挤压它的“特权利益区”,这一切叫当惯了老大哥、历来具有救世情结、对领土安全极端敏感的俄国人怎能无动于衷呢?怎么能不点燃俄罗斯人“炽热的头脑”呢?“苏联遗产生成的原动力”(472页)是现在俄罗斯的民族建构的重要落脚点之一,它既综合了沙俄帝国的内容,也保留了苏联时期的支配权观念。帝国的三色旗帜和苏联镰刀锤子的旗帜只有在这方面是高度重合的,其结果就是——“新帝国综合征”的产生。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凝聚民族认同,才可以培养下一代的民族自豪感。普京、梅德维杰夫政权有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并选用了一套新词汇比如强国、民族自豪感、俄罗斯的伟大之处,以及垂青于民族主义的一些象征符号和标语口号。由于出生人口减少,学者们发出了“俄罗斯正在死亡”的呼声,民族学研究所的科兹洛夫教授提出,为了避免“俄罗斯族体死亡”要采取政治措施(18页),据社会学调查结果看,这种趋势依然在发展着。

季什科夫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双向的,一方面“外部缺乏对苏联解体后那个空间所处的理解和尊重,这可能会阻碍这些国家内建立内部和谐与自尊的进程(550页),同时,正在孵化的微型民族主义——周边的防御性民族主义正在转化成分离民族主义,他们的挑战加速了俄罗斯主体的民族膨胀”。所有这些都刺激了“苏联解体后的仇外和偏执,产生了有利于群体疏远和族际关系紧张的社会风气”(534页),而“新帝国综合征”唯我独尊的成分又会损害周边民族,容易产生新的紧张关系。

如何化解后苏联的族裔紧张关系呢?季什科夫提供的解决方案是:需要对俄罗斯的尊重,尤其应当把对其领土疆界的尊重包括在内,横向结合、减少族裔悬殊、加强地方自治、实行立法多元化、强化秩序并控制武器、拓宽和平区、对族裔领导人进行教育、建立领导人的责任制度、强化族裔和谐的国际因素等等。他尤其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不能丧失自我反思能力,要敢于正视自己灵魂深处的“大俄罗斯主义”的阴暗面。季什科夫坦承,现今的俄罗斯“政治和学术界的确出了毛病,这两个领域都没有准备好去‘承认我们错了’”(554页),如今大多数人仍“淹没在肤浅的、火力旺盛的”以“炽热头脑”形成的潮流中(562页)。他告诫知识界说,当事者迷的非理性冲动不可能对俄罗斯的“新帝国综合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假如学者和知识分子照样还站在以救世主自居的立场上,不克制那种发号施令的傲慢”(555页)和“俄罗斯式的‘命定说’的陈旧的傲慢”,他们的梦想将会破灭,俄罗斯“新帝国”的梦想也会破灭。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著,姜德顺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587页,48.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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