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和于光远先生聊“党内秀才”

[摘要]毛泽东的衣服破了,都是江青的姐姐给补的。

原载《同舟共进》2013年12期

作者系文史学者

2013年9月26日,在忙碌一天后上网,看到了于光远先生已然过世的消息。大约在2000年前后,虽说他还是那样乐呵呵的,但我已能感觉他在老去,行动也愈发不利索,他却告诉我说,还有许多写作计划要完成,我就再没有去打扰过他。

我如今已记不清是哪位友人告诉我,于先生在与人交谈时曾询问过“王凡是何方人士”。

我于上世纪70年代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时,初学政治经济学的读本之一,就是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故而久仰中共党内知名学者于光远前辈的大名,一直期待有朝一日能登门拜访。听友人如是说,我条件反射般地意识到,这真是个求见于先生的好机会。遂问这位与于先生熟识的友人,可否带个话,说晚辈王凡希望登门拜谒。不想友人很快就回话,说于先生表示愿意和我见面,我可以直接和于先生通话约定见面时间。

到于光远先生寓所拜望那天,我刚刚自报完家门,于先生就说:“噢,你就是王凡,你的文章我读过,我还写了一篇读后感呢。”“是那篇涉及基本粒子问题的吗?”由于我只看到了于先生在毛泽东寓所谈辩证法和基本粒子问题的追忆,故而这样问道。

“不是,是关于田家英的。我最近写了一篇回忆田家英的文章,因为对田家英自杀前后的细节一无所知,所以文中不曾言及,亦由此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你那篇文章后,便很有兴趣地读了。凭我对田家英的了解和‘文革’初期的亲身体会,觉得你的叙述是可信的,同时引起了我对一些相关事情的联想和思索,故而又写了一篇读后感。”

因为有文字做媒介,我们第一次见面,似乎已经相互认识很久了。

“我印象中的田家英是个聪明顽皮的青年”

正是由于田家英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于先生的距离,我们便顺着这个话题交谈起来。于先生认为我笔下的田家英有些过于凝重,而田家英在他的记忆中,印象更深的是聪明和顽皮。也许是因为他们相识时都年轻,所以于光远对田家英最初的记忆,是田家英毫无顾忌地讲述自己在四川老家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偷老板的钱。

田家英告诉于光远: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里有现成的黏性很强的药膏,涂在细细的竹棍上,从钱柜的缝中塞进去,把柜中的硬币纸币粘出来……于是这个同老板捣蛋的聪明顽皮形象,成为于光远对田家英抹不掉的记忆。尽管田家英后来脱颖而出,得到中共最高领袖赏识,成为党内不可多得的“秀才”。

“你知道吗?田家英特别怕蛇和像蛇的动物,怕到了闻之丧胆的地步。如果有人告诉他某本书中有蛇的图片,他就没胆量打开这本书;如果有人把蚯蚓之类的东西放到他面前,他会吓得逃跑。一次,我亲眼看到他的同窑洞的好朋友曹葆华恶作剧地骗他,说他背上有条蛇,他顿时面无人色的神情,我当时被逗得哈哈大笑。而在此后很久一段时间,田家英都不理曹葆华。当时他都是二十六七岁的人了,可每遇此情此景,我总觉得他更像个孩子。”

我想,作为自谓与田家英有着“无话不谈”情谊的于先生,对田家英的追忆应该是可信的。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当年在中南海时眼中的田家英伯伯。他喜欢逗孩子玩,常常要孩子们叫他“田老子”,有个小孩子还在口齿不太清楚的年纪,老是把“田老子”叫成“田老鸡”,逗得旁观者忍俊不禁。

于先生说:“延安时,田家英周围的人都比他大,都叫他‘田儿子’。我刚认识他时,也嘻嘻哈哈地跟着人家这样叫,然而田家英对此并不生气。”

后来,我将于先生关于田家英的谈论告诉了家父。父亲说于先生的感觉是准确的,不在领袖面前,不在工作时间内,田家英的确常常露出他调皮的天性,简直就像另一个人。

“田家英和朱老总的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关系都很好。特别是他跟陈友群在一起的时候,见面就打闹,玩笑开得没边没沿。”父亲说。

父亲还告诉我:在和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部下打牌时,田家英会悄悄地偷牌藏牌,被捉住时,会哈哈笑着抵赖。下棋时他会悔棋,对一个子的得失也要较真儿,甚至在眼看难以挽回败局时掀翻棋盘。这些不拘小节的调皮耍赖,似乎跟领袖大秘书、党内大手笔的形象相去甚远,可这确实是真正的田家英。

也许是习性所至,田家英在比较亲近的朋友面前,会开心地讲一些自己令人吃惊的调皮捣蛋行为;甚至在谈论政治时,也会用一种滑稽的态度、诙谐的语言,去表现他的惊人的观察。因此,于光远认为田家英这种性格,实在不适合给毛泽东当秘书。

“您这种说法,我还在其他老人那里听到过。但我听有些人的口气,似乎是在指摘田家英不是个很合格的秘书,认为秘书不该有太多个人的见解和思想。”我说道。

“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的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严肃性纪律性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这是他的悲剧。”于先生说。

陈伯达不是真心搞调研,而是揣摩思想动向

从田家英说到给最高领袖当秘书,自然就会涉及毛泽东的另一位大秘书——田家英与其打了多年交道的陈伯达。我说我是在写田家英文章的过程中才了解到,两人长期不和。

田家英与陈伯达的龃龉直可追溯到他俩的第一次接触。田家英和当时中宣部的其他一些年轻干部,参加了陈伯达写作《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班子,为该书的查阅核对摘录资料及行文,做了大量工作。可书成之后,陈伯达不仅未对这些年轻干部表露丝毫谢意,反而以“你们干了些什么”的询问,将他人的辛勤劳动一语抹杀。

于光远先生对我说,他和田家英在一起的时候,确实议论过陈伯达。田家英对陈伯达在毛泽东面前的虚伪表现尤为鄙视。田家英曾向于光远讲述了陈伯达的所谓“农村调查”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历来提倡调查研究,陈伯达也常常以喜欢搞调研自我标榜。可是他又怕吃苦,不愿深入农村,往往是舒舒服服地住在城市招待所,派人下去调查,只听听调查人的汇报。在此之后,他才装模作样地走一下,继而发表长篇报告,提出一套一套的建议。陈伯达不是真心搞调研,而是揣摩毛泽东的思想动向,然后搞些材料写文章去投合,因而有时由于把毛泽东的想法猜错了,写出的东西受到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批评。

后来,于光远去天津,恰逢陈伯达在天津的小站做所谓调查,目睹了陈氏调查法,果然同田家英所说毫无二致。陈伯达住在天津遵义道的别墅里,根本不到一线,只是听听汇报。于光远去看陈伯达时,陈伯达正给在场的人讲佛学,讲“阿弥陀佛”,而没有一句关于调查研究和思索的话。

“其实,我对陈伯达其人也早有自己的看法,那是一个由闻名而钦佩,由初次见面生好感,继而好印象一扫而光的过程。他让我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一回令人吃惊的虚伪。”于光远说。

我对陈伯达的认知,明显地烙有林彪事件前后对之大批判的印迹。可后来听有些人说起陈伯达,并非那么劣迹昭彰。因此,我对于先生说的认识过程很有兴趣,遂请他详细说说。

于光远带上《资本论》准备同陈伯达辩论

“我加入革命行列,是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期间,《一二·九宣言》中有一让人闻之难忘的警句,叫作‘华北之大,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时传闻(不知准不准)此语出自陈伯达手笔,当时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且负责宣传工作。这是我最早闻陈伯达之名,印象很好。”

1936年秋季,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艾思奇的《中国目前的新文化运动》两文几乎同时在北平、上海发表,由是引发了“新启蒙运动”。那一时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鼓吹民族自强、科学民主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文章和小册子。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更名为《大众哲学》并一版再版,陈伯达的文集《真理的追求》也为世人瞩目。

于先生说:“我当时非常赞赏对新启蒙运动的提倡,并在那时阅读到了这些小册子,对陈伯达的名字记忆更深了。在他这些著述中反映出的学识、见解,还是令人钦佩的。彼时我依然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1939年于光远到了延安,经何思敬介绍,参加了在毛泽东提示下成立的延安新哲学学会。在这次新哲学年会上,于光远算是和陈伯达谋了一面,但此后未同他有什么过往,直至抗战刚刚胜利,《解放日报》连载陈伯达的《中国近代地租概说》,他们才发生第一次接触。于光远认真阅读了此文,感到陈伯达在言及资本主义地租时,引用的都是千家驹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所汇辑的是封建社会的地租率和利润率,这说明陈伯达没有认真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没弄清资本主义地租同封建社会地租存在很大差异。于是,于光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两三千字的长信,对其文章中的错误,做了逐条批驳。

陈伯达接信后,立即给于光远复了一封信,邀于光远到他在杨家岭居住的窑洞会面。于光远预想这次见面可能会有一场辩论,就带上了《资本论》,准备在辩论中向陈伯达指出,在《资本论》某页某段,马克思是如何论述的,陈伯达的某个观点是与之不相符的。可见面后,陈伯达非常谦虚,一个劲地称赞于光远的意见很好。说:“你的信我看了,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学好。你对我的批评,是很好的教育,令我终生难忘。”当时的陈伯达已经是党内知名的学者,于光远自忖不过一个刚刚“而立之年”的青年,故面对陈伯达虚心纳谏的态度,生出一层好感。会面便由预想的辩论,变为随意的漫谈。

大约一年后,陈伯达连载的文章合辑成《中国近代地租概说》一书。于光远得到了一本,仔细一读,发现当初向陈伯达一一指出,而又被陈伯达虚心接受的问题,一点也没修改,原封不动地印在了书上。

“我对陈伯达的如此所为,只能用惊讶之至来形容。他嘴上说得那么好,可内心根本不接受。不接受可以争辩嘛,我觉得那是很正常的;如果他是出于不愿与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争论,也可以说‘你的意见让我考虑考虑’嘛!”

许多与陈伯达接触稍长的人,都会渐渐感觉到他的虚伪。但于光远第一次同陈伯达过往,积累了数年的好印象就被一扫而光。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完结,在“文革”中陈伯达又把此事翻出来整于光远,让于光远真正领会了陈伯达所说“令我终生难忘”一语的含义,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陈伯达又和于光远过不去了一回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身兼数职——中央马列学院(后更名中央党校)常务副院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同时,他还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成了于光远的上司,这使于光远有更多的机会领教他的为人。

1949年9月,艾思奇、胡绳等人创办了《学习》杂志。自第2期以后,于光远成了该刊的总编辑。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于光远将总编辑一职移交老同事和朋友王惠德,他当时同王惠德谈起自己的一种见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两面性。王惠德对于光远的见解表示赞同,并决定围绕这一专题组织系列文章。于是,艾思奇、吴江、许立群和于光远各写了一篇文章。好几个人的文章分两期发表后,社会上有些反映,说《学习》是中宣部的刊物,发表这种观点的文章,是不是说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有了什么变化?

“我猜想很可能是陈伯达向毛泽东打了小报告,毛泽东随即对《学习》提出了批评。我在中南海迎春堂旁边陈伯达的寓所附近,听了由陈伯达传达的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学习》杂志发表的文章,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是极其幼稚的,中了托洛茨基左倾思想的毒。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猜想呢?那是因为1955年我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看到一封胡风1952年写给路翎的信,信中提到陈伯达就《学习》杂志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时间恰好对上。”

如今回溯起此事,于光远说:“那时不可能去琢磨毛泽东的批评有什么问题,我从来就没读过托洛茨基的什么左倾言论,怎么会中他的毒呢?而当领袖对杂志提出了要做澄清思想的工作的要求时,我们还得马上检讨自己,并组织批评自己观点的文章。”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在今天看来有些滑稽的事。当时,《学习》杂志恰好收到一篇冯定写的稿子,来稿的观点和于光远等人的很近似。但得知领袖有指示后,杂志社必须立即落实,由于时间很紧,来不及组织新文章了,于光远他们便决定突击修改冯定的文章,将其修改成对于光远等持批评态度的文章。

“把赞同一种观点的文章,改成批评一种观点的文章,还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我们真是费了不少力气,稿子被改成了个大花脸。改完了,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改了篇名,内容没怎么动就通过了。”

因为《学习》是中宣部的刊物,所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为此作了检查,但部里并没对出题组稿的于光远和王惠德做什么处理;团中央的许立群也没受批评;华北局的吴江也没挨批评;唯独艾思奇,在中央党校被整得够呛,因为陈伯达是热衷于整艾思奇的人之一。

“听说1950年代中期,陈伯达又和你过不去了一回?”我问。

“呵,那是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会议。陈伯达在会上讲话,他又反反复复念叨他是‘小学生’、‘小小老百姓’。和我坐在一起的王惠德忍不住说:‘你听,他又来这一套了,真虚伪!’不想这话被坐在我们前排的陈伯达秘书听到了,但他并没有看到说话的人是谁,错以为这话是我说的。陈伯达听了秘书的汇报很生气,要当时负责中宣部常务工作的胡乔木批评我,可胡乔木没有那样做。我觉得,虽然陈伯达秘书当时是听错了说话的人,但他并没有冤枉我,因为我内心也确实是那样想的。”

在我们这次交谈时,于光远先生对陈伯达的批评是颇不留情的,但在随后评价毛泽东的几位大秘书时,他却认为“陈伯达有许多比较系统的论著,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超过了其他几位大秘书”。他的这一见解很独到、很别致。

和毛泽东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

说田家英、陈伯达的事,就不能不和毛泽东发生联系,他们都是给毛泽东当秘书的,于是,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说到了毛泽东,同时也就说到于光远和毛泽东。

“您也属于为党中央和最高领袖写文章的‘秀才’圈子,同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也打过不少交道吧?”我又问。“见面不算少,在延安,开会、看演出,领袖和群众在一起的情况还是时有的。但我近距离地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次数不多,记忆中也就那么四五次。”接着,于先生在我的询问下,一一做起了追溯。

第一次与毛泽东坐在一起并交谈,是于光远刚到延安不久。1939年末1940年初,延安在筹备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作为中央青年委员会委员的于光远,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1940年1月间,于光远带着另一个研究会的筹备骨干——刚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屈伯传(后来更名屈伯川。1934年9月赴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留学,获化学工程博士学位,是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第一人——笔者注),叩开了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他们是来向毛泽东汇报研究会筹备情况的,同时邀请毛泽东在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时,到会上讲讲话。

毛泽东饶有兴致地询问了一些与研究会筹备、设想和宗旨相关的问题。许多人回忆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都被问了一些个人问题,如姓甚名何,拉拉家常。但不知为何于光远他们第一次见毛泽东,缺了这一节目。“从第二次近距离接触毛泽东的情况看,我这次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果然到会并讲了话,这篇讲话曾在《新中华报》上刊载,后《毛主席语录》收有节选。

开会那天,于光远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许多人,刚到延安不久的于光远不认识,就让身边的人为他指认,其中有一人就是周扬。于光远说他就是在那次会上,初识了他后来的老领导、再后来的老朋友周扬。

于光远第二次和毛泽东坐在一起,是在他和屈伯传到毛泽东窑洞的5个月之后,即当年6月下旬延安新哲学学会的年会上。

延安的新哲学学会是1938年成立的,当时的中共领袖张闻天、毛泽东都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年会召开那天,毛泽东、张闻天和刚从前线回来的朱德都出席了。会议由会长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作会务报告。随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都相继讲了话。刚刚入会的于光远亦在会上作了发言,所讲的内容是用自然辩证法评议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一些观点。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见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反攻阶段。1939年,《新中华报》、武汉的《新华日报》都发表文章,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其中有一篇社论,将相持阶段称为“过渡阶段”。而且当时有些人认为:过渡阶段,就是我们的力量和日本侵略者的力量旗鼓相当、故而相持的阶段。

“我觉得这种认识与事实不符,就专门谈了有关过渡的问题,即什么情况下有过渡阶段,什么情况下没有过渡阶段。我先举了冰和水的例子:冰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水变成的。但冰就是冰,水就是水,没有既是水又是冰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之间没有过渡阶段。”接着,于光远又举了玻璃的例子:“玻璃是固体的、硬的,但当加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便转变成软的、液体状态了,这就是有过渡阶段。”

因此,于光远归纳说:事物的质是不同的,如果在某事物中,只存在一对矛盾,非此即彼,其中间就不存在过渡阶段;如果在某事物中存在着许多对矛盾,一对矛盾解决了,而其他的矛盾却尚未解决,得一对一对地解决,那么就存在过渡阶段。

于光远运用自然辩证法的法则和生动的语言,对毛泽东关于相持阶段并非敌我力量相当阶段,而是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因此这一阶段“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

年会结束后,与会者来到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聚餐,于光远和毛泽东恰巧被安排在同一张桌子吃饭。“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和毛泽东在一起,我就坐在毛泽东的右手边。”

也许正是于光远那番有特色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和注意,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毛泽东问起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说叫于光远。他又问我在哪上的学,是学什么的。我说上的是清华,学的是物理学。”之后,两人继续讨论起关于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搞哲学的也要搞自然科学,也要搞社会科学,因为很多问题是联在一起的。比如讲过渡的问题,你从自然科学讲到社会科学,这挺好嘛。”

毛泽东还就哲学是自然社会思维一般规律,讲了不少研究哲学的人要多学点自然科学这样的话,鼓励于光远继续在自然辩证法上下功夫。“从那以后,他记住了我,特别是记住了我对自然辩证法有研究。”

听着于光远的回忆,我思忖毛泽东为何会对他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大概和毛泽东在那一阶段对哲学非常感兴趣有关。以写《大众哲学》成名的艾思奇,1937年仲秋一到延安,就被毛泽东找去长谈,毛泽东甚至还萌生过让艾思奇做自己秘书的念头,想必也是出于同一个缘由吧。

1944年,延安大学重建,毛泽东很关心此事,专门把出任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叫去,谈课程设置问题。毛泽东说:“要开一门大课,包括三个部分: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现实的理论和思想问题。自然发展史的课,可以让于光远讲。”

周扬回到延大,将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于光远,自然发展史的课也就由于光远讲了;讲社会发展史课的,是延大的副校长张如心;现实的理论和思想问题,由周扬自己讲。

“我把那次汇报称作‘于光远丢脸史’”

显然,于光远对自然辩证法有研究,这一点,深深地印在了毛泽东的记忆中。每到他思考相关的问题时,他就会想到于光远。延安大学创办时提名于光远开课,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例证;1960年代召于光远到寓所畅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例证。

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日本学者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的文章,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时任该刊主编的于光远召到他的菊香书屋座谈。

“毛泽东习惯倚在床上看书。也许是我们到之前,他一直倚在床上看书的缘故吧,所以我们到时他也没改变姿势,只是不再看书,转过脸和我们交谈。”

那次主要是谈哲学包括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因为话题是从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新概念”说开的,毛泽东谈了他关于宇宙的无限和物质的无限可分的见解,引出人类对客观的认知也无穷无尽的结论。

“我们说的不多,我也谈了一些有关认识论的见解,主要是毛泽东在谈,从理论到现实,思绪跳荡,毫无拘羁。他还谈到了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反对他的‘一分为二’。这次谈话是我整理的,但我没把有关‘合二为一’的内容放进谈话记录里面去。”

“您还保存有记录原稿吗?”我问于先生。

“没有,整理完了,就交上去了。这份整理稿没有公开发表,但‘文革’中间被印在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小册子中。我看见过,基本上和我整理的内容相符,也不知这些红卫兵是从哪里弄到的稿子。”

既然于光远先生说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和毛泽东的近距离接触,我便希望他再多作些回忆。于先生说:“到毛泽东的寓所,除了谈自然辩证法这次外,还有一次,而且是在此之前。但那次见面不是在菊香书屋,而是在游泳池那边。”

那次是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是聂荣臻元帅带于光远去的,同去的还有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中国近代史上有个“五口通商”,20世纪50年代则有个“六口通商”的说法。当时中共中央工作分六个口,六位政治局委员各管一口:彭真管政法,彭德怀管军事,陈毅管外交,李富春管工业,谭震林管农业,聂荣臻管科学。所以聂荣臻带着于光远、张劲夫,到毛泽东那里汇报“大跃进”中全国科学界的情况。

“那次一到毛泽东的住所,对在那儿看到的一切都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挂了许多各种类型、规格的水压机的图。谈话中,毛泽东一再为钢铁生产的产量压不下来感到奇怪。”

于光远还记得毛泽东这次和他们见面时,穿的是睡衣。睡衣已经很旧了,在睡衣的膝盖附近,有一个很大的补丁。“这块补丁缝得非常平整,因而引起我的注意和想象,这块补丁是谁给补的?江青能补得这样平整吗?”于光远说道。

对于先生的这个疑问我恰好能回答,因为在此一年前,我刚对“五大秘书”之一的叶子龙做过十余次采访,他对我说过相关的情况。我告诉于先生:“叶子龙曾讲,江青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李云露。她孤身一人,无所依靠,江青就把她带在自己身边,后来跟着她进了中南海。毛泽东的衣服破了,都是江青的姐姐给补的。”

“怪不得呢,我总觉得江青不会有那么好的缝补手艺。”

当我问到于先生他们那次见毛泽东谈话的具体内容时,于先生说:“张劲夫汇报了中国科学院的情况,我则汇报了全国各地科研院所的情况,毛泽东听得很认真。”说到这儿,于先生紧接着感叹道:“我把那次向毛泽东的汇报,称作‘于光远丢脸史’。”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当时汇报的内容并不是我到各地调查看到的,而是靠各地上报的文件报告汇总的。其中有一份来自山东省的正式文件,说他们那里某地研究出一种嫁接法,把苹果和南瓜相互嫁接,结果南瓜有了苹果的味道,苹果能长得南瓜那么大。我堂堂一个搞科学研究的、被称为学者的人,竟不加分析思考,就根据汇报材料,将这些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不是大大的丢脸吗?”

这件事在于光远心中沉积了很久,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年,他仍常思考为什么共和国的历史上会屡屡发生类似的事。“我最近突然想到,我们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科学检查监督机构,任何事物、任何观念一出现,都应该先放在科学的尺度上衡量一下。我的科学第一的观念,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于光远说道。

在和许多前辈的交谈中,他们对往昔经历的诚恳反思我时有所闻,但像这样细致地叙述自己的“丢脸史”,并在检讨之后,引出令人深省的灼见的,于光远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

1995年春季的初次见面,我和于先生聊得很愉快。他滔滔不绝,我们从9点多一直聊到快12点,话题始终围绕着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几位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的人,即中共的“党内秀才”们。交谈中我们都觉得中共的秀才们是个很有意思很有含量的话题,可以作为一本书的题目,我们还一起掰着指头计算了有资格跻身“秀才”圈子的人物。于是,在第一次之后的几次见面,我们一直延续着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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