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严扫“黄赌毒”

[摘要]苏区境内烟赌肃清,整个社会风气、精神面貌为之一变。

所谓“黄赌毒”,亦即色情、赌博和毒品,此乃举世公认的三大人类公害,也是各国政府久治难愈的社会顽症痼疾。它令人销膏靡骨而不觉、伤天害理而不知耻,严重危害民众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道德风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领导、发动苏区军民开展了一场全面、彻底的社会改造运动。通过严禁与疏导并举、自律与他律约束相结合的综合整治,形成了一股浊浪排空、清波浩瀚之势,一举洗濯涤荡了旧社会淤积凝滞下来的污泥浊水,从而显著提高了苏区军民素质,根本改观了社会面貌,巩固和扩大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革命前夕建政初,歪风正盛邪气浊

黄赌毒是社会顽疾,危害极大。土地革命战争爆发前夕,封建官僚、反动军阀为了一己之私,明禁暗纵放任黄赌毒泛滥,助长歪风邪气蔓延。因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上自权豪势要、达士通人,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普遍沾染上了嫖娼、赌博和吸毒等恶俗陋习。城乡各地风雨萧条、百业凋零,唯独色情、赌博和毒品市场生意火爆、繁荣“娼”盛。特别是地理位置闭塞、文化教育落后的省际边贫地区,妓院、赌场和烟馆成了社会渣滓寻欢作乐的天堂,孽根祸胎繁衍生息的温床。

赣南“各县民众性质特别刚强,最喜斗争,好吸鸦片”(彭德怀《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1929年10月)。“种鸦片者极多,即就兴国一县而言遍地都是罂粟花,每年为政府税收之大宗,亦出产的重要分子”(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寻乌2700人的小县城竟有妓院三四十家,色情和赌博从业人员多达400多人,占总人口的16%。瑞金县壬田圩和日东圩也各有十多家妓院、赌场和烟馆,每圩吸引周边嫖客、赌徒和“瘾君子”成千上万。日东圩隔沿江桥连接江西省石城和福建长汀,曾有“过了沿江桥,不赌即是嫖”的说法,嫖赌业盛极一时。

闽西“无县不公开烟赌”。武平县在军阀曹万顺统治时期,“发动种植罂粟数万亩,将全部非法收入刮入腰包,县内吸毒者大增”。永定县在军阀赖世璜盘踞时期,“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仅一年时间,先后收取罂粟种籽款、捐税款12万元。许多国民党政府官员、豪绅地主及少数平民也吸食鸦片,烟毒流害严重”。长汀县在北洋军阀王献臣和国民党军阀郭凤鸣驻防期间,公开设立利益公司和花捐局,准许赌场和妓院挂牌营业,征收捐税充当防务费。

其他边区的“灾情”有过之而无不及。湘赣边“如宁冈民众特别懒惰,嗜好鸦片者占百分之五十”。湘鄂赣边修水“全县各区人民均极朴实,惟各乡村烟赌习惯,乃遍县之恶风”。赣东北广昌县“社会风气极为恶劣,鸦片烟馆、赌博场、窑子林立”。贵溪县“城乡赌博之风甚盛。赌博方式五花八门”,“虽无公开挂牌营业的妓院,但半公开的娼妓很多”。湘西“地主军阀嫌一般捐税收入不多,就要老百姓种鸦片,规定一亩地要缴多少鸦片,老百姓不种,就收懒捐”,“由于遍地都是鸦片,人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

川陕边的鸦片总产量和烟民总量更是高居全国各边区之首,烟田面积竟占土地总面积的三到四成,只有千余户人口的通江小县城就有200多户开烟馆,江口得胜场130户450余居民只有6人不会吸烟(鸦片)。民因烟而废、因赌而贫,废贫交集,逾越防闲;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国民党逼上梁山,陆续进入上述边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样面临着被黄赌毒大染缸污染、歪风邪气大环境异化的危险。湘赣边主力红四军刚组建不久,有一次军部正在开会,二十八团有些人公然找来歌妓在军部门口调笑逗乐。特务营和独立营“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劳苦人民家庭,被生活驱使当了雇佣军,但大部分在旧军队中染上了不少恶习,特别是吸鸦片和赌博成风,不少人成为‘双枪兵’”(何长工《改造袁、王与双枪兵》)。

湘鄂西主力红二军“则带有土匪性与土匪成分”,“党的领导更差,而且还有吃大烟的成分”(周恩来1930年9月30日《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鄂豫皖主力红一军成分最复杂、流氓习气最浓厚,三十三师“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参谋长的办公处,是他吞烟吐雾的地方,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因参谋长吸大烟,在军队没有方法禁止士兵不吃烟,甚至于有许多人打土豪得着大烟都向参谋长进贡”。

地方党政军界情况更严重。“这些弊病而整齐者,莫若宁冈。该地党员负责人,多有赌钱吸鸦片的恶习”。赣西南“二、四团红军大部分吃鸦片,打仗要发饷,二十五纵队是大部分老弱与流氓吃鸦片烟的”。会于瑞边区“如总指挥部所建立的易洋游击队,竟有过半数是吃大烟的流氓”。鄂东“同志一天天的腐化,吃烟、喝酒、打牌、吃肉”。

黄赌毒盘根错节,三种毒素互相转化、互为因果,一般群众亦沉湎其中,间接影响生产建设、兵源质量和红色政权的生存基础。一些党员、干部和军人痴迷其中不能自拔,直接损害党的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削弱军队战斗力,乃至于断送革命前途。因为他们“习惯嫖赌吃喝的浪漫生活,也就没有迫切革命的要求了”,加以革命失败的影响,以至于流氓意识、流寇思想和个人享乐主义大行其道,“我们横直不免打死,快活玩一下吧”之类的奇谈怪论甚嚣尘上。

策顽磨钝用重典,整军化民立规矩

“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周易·师》)1927年年底,毛泽东从本部和地方武装基层骨干中首批招收了150名学员,在井冈山龙江书院创办了苏区首家红色军校——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他自任兼职教官,深入浅出地给学员讲解“革命”就是革故鼎新的原理,并把“不嫖、不赌”作为学员“三不八能”行为准则中的首要项。红四军成立后,军部还制定了三项军事纪律,其中《一般纪律》规定:“赌博则没收其所有金钱并决定一月内不发零用费,嫖妓则处以夜不归营之罪,因嫖妓而滋事者量其大小或处死刑或罚勤务或打屁股或手心,其余比较细小之错误则按其轻重处罚之。”

然而,随着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红四军主力在出发赣南以后四战皆北,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也连吃败仗,一时之间“议论又起,军心涣散”,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决议案,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规定:“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并把“不吃鸦片,不赌博”列为以后新分子入党的五个必备条件之一。

1930年6月上旬,毛泽东又在长汀南阳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进一步把“与流氓意识争取领导权”上升到“现在红军中最严重的任务”的高度,严正指出:“现在的红军及赤卫队中,包含有不少的流氓分子,他们是破坏纪律最厉害的。……只有把他们洗刷出去才能健全红军、赤卫队,执行伟大的阶级任务。也只有排除这些反纪律反组织的成分,才能更大规模的争取群众,使之乐意加入红军。”其他根据地的工农武装纷纷跟进,从贯彻古田、南阳两会决议精神入手,厉行清党整军,大力开展反腐化倾向、洗刷流氓的斗争。

与此同时,苏区各级党政机关也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黄赌毒的法规条令。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苏维埃政权决议案》,同年10月永定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十大施政纲领》,11月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颁布的《最低政纲草案》,都明文写进了严禁烟赌嫖的内容。1928年7月,湘鄂赣边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苏区首份《政治纲领》,采取“饥饿疗法”对付黄赌毒,规定:“吃鸦片、嫖赌者绝对禁止,倘敢犯者,开除饭籍,实行不工作者不给饭吃的口号。”1930年2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则规定:“雇农及农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

1929年4月29日,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暂行纪律》,对涉毒犯罪作了简单而又严厉的规定:如发现栽种、贩卖、吃食鸦片,“经二次警告而不改者处决”。1931年7月,鄂豫皖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婚姻问题决议案》,对涉黄犯罪作了明确的规定:“废除娼妓制,苏维埃对于娼妓得实行强迫劳役,对于嫖客得处罚和逮捕,尤严禁苏维埃政权下一切工作人员狎妓宿娼行为。”1932年9月28日,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颁布的《禁烟禁赌条例》,针对3种对象分别设计了拘留、警告和劝告3个处罚等级。1931年5月19日,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暂时刑律》体例最全面、内容最丰实,在中共立法史上首次单列了鸦片烟、赌博和奸淫三项罪名,并细分了20条相应的量刑定罪标准。

通过明文立法、具体设规,无疑对当事人起到了明示、预防和约束作用,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团团长陈浩在攻下茶陵城后只顾吃喝嫖赌,不愿回井冈山过苦日子。毛泽东忍无可忍,第一次亲自下令处决手下战将。鄂豫皖红二十五军三十六团副团长陶某利用缴获的财物包养7个妓女,霍邱县二区的阎德成吸鸦片烟、聚赌抽头,均被当地政治保卫局逮捕、处决。湘鄂西联县四区的何纯乐也因嫖赌逍遥、不事生产,乡苏维埃政府报请上级同意后,开大会把他杀了。在苏维埃严刑峻法的威慑和打击下,苏区境内的歪风邪气大有收敛,黄赌毒泛滥之势大为减弱。

移风易俗劣根除,改天换地开新局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旧思想、旧风俗和旧习惯势力自有其生长的穷泉朽壤,黄赌毒泛滥实属多种负能量叠加的结果,也就决定了除旧布新、移风易俗必然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社会工程和重大政治任务,不可能下几道禁令、杀几个人就能一蹴而就、大功告成。祸根不挖掉、死结不解开,“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一味的严禁滥杀,只不过是磨铅策蹇、扬汤止沸,始终难以跳出越禁越反弹、越杀越添乱的怪圈、恶性循环。

各根据地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尊重科学和人性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严禁与疏导同步推进、预防与根治并轨运行的综合治理方式,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截断传染源、稀释淡化毒素,最终倒逼黄赌毒实质性退出历史舞台。军队不再将黄赌毒涉及对象拒之于门外,新兵入伍还定量发给鸦片;地方上对一般青壮年群众也不再苛求限期戒除,对积习已久的老年人、重症患者则适当迁就。苏区军地普设专门的戒烟机构和过渡性质的工农烟馆,因人而异研究戒烟方法,因地制宜研制戒烟药物。红四军采取“偷梁换柱”法在鸦片中掺入黄烟叶,逐渐取而代之。湘西红军以蒸馏水溶化硫苦作静脉注射,结合口服戒烟药,只需个把月就能把毒瘾戒断。川陕苏区高薪聘请当地名中医,用中草药搭配少量鸦片精制成“双效”戒烟丸,既戒烟又治病,烟龄“四年者即需一个月,毫无痛苦”。

苏区各级党政在加大物资投入、强化政策支撑改善硬件环境的同时,着重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教育手段、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深根固本培植教化软实力、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针对苏区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现状,宣教工作者尽量选用口语方言,创作了大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标语、歌谣,教他们读诵传唱。比如,赣东北苏区流传的《戒烟歌》:“鸦片烟管五寸长,送了多少少年郎,卖了多少好田地,败了多少好家当。”湘鄂川黔苏区流传的《赌棍歌》:“赌棍哥,背着空箩箩,家中嘛没有米下锅……戒赌吧,地里去干活,猛回头,莫再赌博。”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剧团创作的《扩红谣》:“老乡们,听我言,人穷胆大志不短,莫赌钱,莫烧烟,跟着红军去造反。”川陕苏区还组织錾刻队,在山岩石壁显要处勒石刻字:“穷人吃上鸦片是杀伤自己的身体,而且遗毒子孙后代。”

苏区境内出版发行的报刊也纷纷开辟专栏、采编特稿,指名道姓揭露腐化现象、批评流氓行为。比如,1932年3月25日,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发表的《“特别区”的“特别”》写道:“于都梓山区团区委以前的书记,对一切工作非常消极,但好象又很忙的样子。后来调查出来,原来他与区政府党区委的一部分人,每天忙于一件特别的工作——赌博。”1933年8月13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的《样样来得的贪污分子》,揭露永丰县七都工委书记刘彦才的日常生活是“嫖妇女、赌钱”。1934年2月18日,该报发表的《加紧开展反贪污浪费的斗争》,揭露中央总务厅事物股长管永才“生活腐化,嫖老婆至八个之多”。不断有当事人因媒体曝光而臭名远扬、落入法网,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威力。

在各级党政群工组织的鼓励、引导下,受黄赌毒为害最深的家庭妇女竞相上台现身说法,有的指责丈夫把她唯一的裤子偷去嫖娼,害得她不敢出门;有的哭念儿子因赌博纠纷畏罪潜逃,至今下落不明;还有的怒斥公公嗜毒败家,导致子孙生病无钱医治而夭折……种种悲景惨状,极大地激发起了同病相怜者参与斗争的热情。少年儿童也被组织起来,充当查禁黄赌毒的急先锋。瑞金县儿童团自备竹刀下农田,见烟苗就劈铲。兴国县永丰区“儿童团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全不讲人情,‘真正公事公办’”(毛泽东1930年10月《兴国调查》)。赣东北广昌县中寺区儿童团在1933年一年就捉获烟痞、赌棍20余人。湘鄂西鹤峰县“童子团员关阳春揭露了自己的爷爷吸鸦片,把爷爷绑在腿子上的鸦片也查出来了”。皖西北六安县童子团软硬兼施,把石婆店街南头的老鸦片鬼冯长顺整得服服贴贴。

中国共产党发起的这场以整治黄赌毒为重点的社会改造运动,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功。一盘散沙的游民阶层经过教育改造,潜移默化间文明了其精神、健壮了其体魄,脱胎换骨成为各条战线上的生力军。苏区境内烟赌肃清、娼妓绝迹,整个社会风气、精神面貌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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