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中苏交恶

最新文章经济观察报 [微博] 述弢2014-01-15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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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毅指责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共产党以老子党自居。

中央电视台曾与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共同举办了名为“等着我”的中俄跨国寻亲大型公益节目。当初的骨肉至亲、同窗好友、异国情侣,在彼此音信隔绝、苦苦等待五六十年之后,终于奇迹般地相聚重逢,无不喜极而泣。此情此景,令人不胜唏嘘。同时也不免产生疑问:何以会出现如此骨肉分离、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个中原因,主持人不便点明,或者说不说自明。其实,这一切都源于若干年前的中苏交恶。

建国之初,中苏友好深入人心,看苏联书,唱俄语歌,观苏联片,一时蔚然成风。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几成既定的国策。然而好景不长,五十年代末期,两国即开始渐行渐远,最终发展到彻底决裂、兵戎相见的地步。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多年来在中国早已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力主援华

被伟大领袖批为“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的赫鲁晓夫,放牛娃出身,小学文化程度,参加过国内战争,从基层做起,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曾经担任过区委书记、市委书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等职,颇受斯大林的重用,但似乎并未将他当成接班人来培养。斯大林去世时,赫鲁晓夫不过是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而已,党内排名不是很靠前。当时问鼎最高权力呼声最高的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岂料阴差阳错,倒让赫鲁晓夫拣了个漏,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一号人物。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赫鲁晓夫终其一生也不能动笔为文,随便写个批示或者便条都不免要犯拼写错误(也就是写错别字)。然而就是这么一位“白字先生”,居然把苏联的事情办得轰轰烈烈,风生水起。至于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成败得失,这里按下不表。

且说赫鲁晓夫主政后,于1954年9月率团前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庆典,并献上一份厚礼。苏联将4个股份公司的股份全部归还中国,并提前将旅顺港海军基地归还中国,增加对中国15亿的贷款,修建新疆铁路。来华前他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大幅增加对华援助,并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大量援华项目。可以说,历届苏联领导人中,数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援助最多,质量也最高。斯大林时期原定援建141项重点工程,这次又追加了15项,且质量提高,这就是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156个项目。

此外,苏联从1954年起,还派遣大批专家和技术顾问来华工作。1956年和1957年苏联专家的人数达到最高值,这也正好是我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关键的时期。苏联还向中国无偿提供大量的科学技术文献、教学大纲、工业制品的国家标准等等(只收取少量影印费)。并按出口优惠价格为中国设计制造了若干仪器、设施和设计样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将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的一半给了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总产值)以每年11%的速度递增。苏联和东欧援建的项目建成并投产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工业技术基础得以初步建立。

大规模向中国提供援助,也让苏联人民做出了牺牲。据测算,1959年对华援助的资金约占苏联国民经济总值的7%。假如用这笔钱修建268万套公寓,即可大大缓解苏联国内的住房短缺问题。赫鲁晓夫却顶住压力,执意援助中国,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要能站住脚就靠中苏联盟,让中国强大了就等于苏联自己强大了,必须尽全力援助。1954—1956年是苏联对华援助的鼎盛时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援助中国建设方面,赫鲁晓夫功莫大焉。

1956年2月,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首次揭露了斯大林在政治清洗中滥杀无辜以及卫国战争中指挥失误等事实,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轩然大波。同年10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处理波匈事件中穿梭外交,配合默契。

1957年11月,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出尽风头。他不用讲稿,即席发挥,语惊四座。一上来就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这个似是而非的论断,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关于核战争及其引起的后果的论述。他说:“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全场鸦雀无声。会后许多代表反应强烈。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六亿人准备损失掉三亿,我们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波共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也毫不掩饰地表示愤慨。

此外,毛泽东还在大庭广众之下随意评论苏联党内的分歧和矛盾,不仅让苏联领导人感到不满(米高扬示威性地站了起来,冲着中国代表团这边看),连旁观者也坐不住了。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当场给本国代表团成员传了这样一张字条:“俄国人和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当首领的斗争开始了。”

不过总体而言,中苏双方都认为这次莫斯科会议开得相当成功。赫鲁晓夫日后对身边人说,1957年11月毛泽东对他和苏共是很支持的,曾当众对我说:“好花还要绿叶扶嘛,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这次到莫斯科就是来扶持你的。”赫鲁晓夫还说那次在莫斯科他与毛泽东相处和交谈都很愉快。

于是,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再度访华,希望同毛泽东重叙旧谊。主要是就苏联对外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征求意见。他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苏联需要得到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万万没有料到,这次会谈竟会不欢而散。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渐行渐远

会谈中赫鲁晓夫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几乎受到毛泽东的逐条驳斥。苏方译员在把赫鲁晓夫发言逐句译成中文时,毛泽东即露出异常反感的神情,并以鄙视的目光盯着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的论断已经过时,苏联将调整对外政策,可以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毛泽东对此进行严厉驳斥。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值得害怕。中国永远不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对列宁的论断丝毫不应怀疑,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是有原则的,首先必须分清敌我。赫鲁晓夫明显地感到谈判气氛对苏方不利,不由得皱起眉头,也许他依稀看见苏中友好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此外,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又不合时宜地提出了苏中建立“共同舰队”和在华设置“长波电台”这两个未经周密考虑的问题,更是火上浇油。毛泽东激昂慷慨地加以回绝,差点骂出声来。

莫名其妙地吃了一通闭门羹之后,赫鲁晓夫感到心灰意冷,遂匆匆打点行装,提前回国。本来双方讲好是秘密访问,不事声张,赫鲁晓夫也是秘密来华,谁知中方又临时提出赫鲁晓夫要公开回国,并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还搞了一个会谈公报。公报中说: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此乃毛泽东的精心设计。赫鲁晓夫走后不久,中国即开始了万炮齐轰金门的军事行动。赫鲁晓夫事先并不知情,但公报却让美方产生了错觉,杜勒斯更认为“中国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一致的行动”。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效果:让美国感到中苏同盟的压力而袖手旁观。这次引发远东危机的重大军事行动,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置中苏军事联盟于不顾,压根儿没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本来赫鲁晓夫费尽心机,使得与美英两国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好不容易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号称盟友的中国却来了这么一手,弄得赫鲁晓夫里外不是人,颇有一种被人给卖了的感觉。更重要的是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表明,中国的外交方针已经背离了莫斯科宣言的和平原则。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开始对美国的访问。访美归来后,又于9月30日匆匆率团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希望借此机会与毛泽东握手言和,消除分歧。在苏方的提议下,举行了双方领导人的会谈。会谈开始,赫鲁晓夫即向毛泽东解释一年前苏联为什么要提出军事战略合作计划(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并阐明苏联新的对外政策的立场。他或许以为时间过去了一年,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立场应该有所理解,态度也有所转变吧。毛泽东神情严肃,在赫鲁晓夫讲完话后立即进行反驳,说中国共产党不能赞同苏联共产党的立场,因为那是与马列主义路线、国际共产主义的正确路线背道而驰的。还说苏联的立场和路线实质上是现代修正主义,而现代修正主义的实质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好大的帽子!)。至于说到苏中两党关系,中国共产党希望与苏联共产党在坚持马列主义真理并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还说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毛泽东示意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发言。陈毅措词更加尖锐,一上来就指责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共产党以老子党自居。苏联所说的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实质上是同美帝国主义搞和平外交的政治游戏。他怀疑苏共对中共的立场是苏联与美国密谋碰头的结果,是合伙出卖和孤立中国。

陈毅措词强硬的发言明显伤了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面子,这点毛泽东有所觉察,却并未加以制止。赫鲁晓夫立即对陈毅的发言进行了同样强硬的驳斥。他已心知肚明,此次与中共的谈判徒劳无益。原本希望通过会谈改善两党的关系,看来是无法做到了。他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可能服从苏联共产党,也不肯听从苏共哪怕是出于善意的建议。毛泽东铁了心要走自己的路。苏中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不久即将成为泡影。(关于这两次会谈的详情,可参看顾达寿著《直译中苏高级会晤》,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

要帮赫鲁晓夫走上正确的道路

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50年代中后期,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上屡遭败绩,且战且退。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原因恐怕是对于中共、尤其是对毛泽东缺乏深入之研究,总是一头热。他哪里知道,1958年的毛泽东和1954年他初次见到的毛泽东,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共建政之初,百废待兴,困难重重,领导人如履薄冰,较为谦虚谨慎,特别珍视中苏友谊和苏联援助,自然将来访的赫鲁晓夫待若上宾。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初步建立起工业基础,国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几次惨烈的政治运动,又把党内党外、知识分子整得服服帖帖,没人敢说半个不字。毛泽东豪情满怀,底气十足,据他自己说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那几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不太平,频频出事,搞得赫鲁晓夫疲于奔命,积极寻求政治支持,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可是给他帮了大忙,赫鲁晓夫感恩不尽,除积极加强对华援助外,还让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国际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独领风骚。从莫斯科归来,毛泽东对身边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年北京版第187、213页)1958年成都会议上,他说:“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4月15日宣布“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65—376页),此后赶超速度一再提高,6月23日在一次会上提到钢产量时说:“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吨至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两三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可以赶上美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693—695页)

生产力上去了,生产关系也不能落后。这也难不住咱们。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搞人民公社化,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说:“我们应该积极地应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北京版第450页)毛泽东还不无得意地说:“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21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吉林省档案馆,1/1,14/72)

1959年8月,毛泽东在一个批件中写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360—391页)

1959年12月,毛泽东又在一个讲话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601—602页)

可见,毛泽东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很有必要在全世界推广。他要帮助赫鲁晓夫走上正确的道路。

1960年4月,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关于和平过渡、战争与和平等观点,揭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中,驳斥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

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的来信。4月3日,毛泽东带病在家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与苏共翻脸。4月4日,《人民日报》奉命将苏共这封两党之间内部往来的信件发表出来,自此,两党之间的争端就完全公开化了。

代价与教训

当时,我国在国际共运中非常孤立,只与少数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还有往来。为了争取其中一些党的积极表态,我国先后征求了缅甸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北朝鲜共产党的意见。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披露:1963年曾派要员带上此文的草稿和提供200亿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赶赴越南,以巨额经济援助换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场。这项开支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60%!堪称大手笔。

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号称“九评”。

此后,苏方撕合同撤专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70年代,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综观建国以来中苏关系反复曲折的发展历程,痛定思痛,不由得让人想到四个字:好为人师。

1949年3月,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岂料话音未了,刘少奇就在11月19日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的开幕词中大谈“中国道路”,将其简单概括为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和武装斗争的公式,而且断言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同样适用,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武装来保护自己,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全场哗然。然而,“中国道路”却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周围一时烽烟四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纷纷爆发。援朝援越,让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几年平稳的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时,领导人又故态复萌,自己国家还处于探索、试错的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极为低下,便迫不及待地向全世界传授如何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验。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他自己在那场大论战中也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现在回头过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寥寥数语,对那场声势浩大的反修斗争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本文写作过程中,多处参考了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著《中苏关系史纲》,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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