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红色女间谍——吴先清·紫罗兰

最新文章中国作家网王旭烽2013-09-29 14:13
0

作家王旭烽在她的纪实文学新作《主义之花》(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中以不同的鲜花为喻,书写了三十多位革命女性壮烈而美丽的人生。“主义之花”除了特指女性如花的品貌之外,还因为革命那感性的表达往往是女子天然的禀赋。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进程中,女性的参与,构成了主义钢铁意志之间柔韧的连接,使革命具有了某种特殊的、阴柔的美感。

紫罗兰,作为花儿,她不过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长圆形或倒披针形,花紫红色,也有淡红、淡黄或白色的,有香气,果实细长。在各种花色中,紫色的紫罗兰是紫罗兰里最神秘的一种,花语是“在美梦中爱上你”。这种颜色如梦幻一般不真实,也如爱情一样美丽而稍纵即逝,因此花语也有“小心翼翼守护的爱”的意思。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吴先清(1904-1938),绝想不到她与革命之间,会建立起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小心翼翼守护的爱”的关系,她更不会想到,有一天,她竟然会担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组组长。而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竟然成为吴先清为革命蒙冤的葬身之地。

小户人家的女儿吴先清1904年7月出生在浙西南小山城临海县城关的糕饼店里,父母开着一家小店,生养下6个儿女,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儿,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是4个弟弟,被一群男孩子包围着长大的姑娘,大概胆子也应该会更大一些。1917年,吴先清13岁那年,在台州台属联立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毕业,接着,她就跟着哥哥吴全清赶到杭州,考进了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蚕校)。

又过两年,便是1919年,新文化运动来了,吴先清也不过才15岁,被选为校学生代表,成为蚕校“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参加了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组成的联合救国会。那年5月12日,杭州各校学生三千余人,聚集杭州西湖边的三、四公园游行示威。吴先清带领着一帮女同学,冲出校门就加入了游行队伍。

1920年初的杭州“一师风潮”中,军警包围“一师”,强令学生回家,吴先清组织蚕校同学加入了杭州女子职业学校队伍,直接冲进了由军警把守的“一师”校门,将一筐筐的馒头往一墙之隔的“一师”校园里扔,校园内是热血沸腾的男生,校园外是激情澎湃的女生,“一师风潮”,以学生胜利而结束。

小女生吴先清因此而名声大振,但一些守旧分子视先清为不守校规,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还不让她按时毕业。

我想那时候的吴先清,应该是一个爽朗、明亮、大大咧咧的黄毛丫头吧。“此地不留女,自有留女处”,1920年秋,吴先清不养蚕了,她一个大转弯,竟然考入杭州私立美术学校,习画去了。或许,吴先清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率性的选择,很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命运,因为牵引她往另外一条道路而去的外力实在是太多了。然而,就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她遇见了她命中注定要遇见的人。

1921年秋,吴先清在西湖畔写生,一位青年站在她后面看她画画。据说是因为吴先清的画笔往后一甩,水彩溅在青年衣裤上,“哎哟”叫了一声,先清回头,哈,宣中华——是自己早已认识的浙江省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宣中华。

西湖,美术,青春,热情,浪漫……他们的相识,相当的小布尔乔亚,简直与徐志摩的爱情有一拼。那一年,吴先清17岁,宣中华23岁,从年龄上看,他们还可说是少男少女。但宣中华已经去过革命故乡苏联,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了。他们共同的革命生涯,就此开始。

大革命时代的一切都被加速,激情裹挟着爱情一起往前。两人交往日频,很快相爱了。宣中华是吴先清的爱人,也是她的革命引路人,在宣中华的带领下,她参加了各种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各项活动。1922年暑假,吴先清随宣中华到上虞白马湖春晖学校,参加青年团组织的讲学会。当时的春晖中学,云集了一大批中国优秀的新文化运动精英,包括夏丏尊、朱自清、李叔同、何香凝、经亨颐等人。一群年轻的“五四”青年,紧紧地围绕着他们。吴先清在这样的革命浪潮中,将青春染得赤红。

1924年,吴先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色情人总是不忘在爱情中重重叠加革命。1924年5月1日下午一点半,由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常务委员宣中华主持,在杭州湖滨运动场召开“杭州工界五一节纪念会”,吴先清在会上登台发表演说,此时“水光滟潋晴方好”,西子湖畔的这对革命儿女,心中真不知又有多少的儿女情长被革命催生。

下半年吴先清与宣中华结婚,即转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没有资料可以了解此时她与宣中华之间的婚姻生活,曾在采访中听说过他们在上海的革命生涯过得相当窘迫,有时甚至到了两人只有一套衣服可穿的地步。谁出去工作,另一个就只能待在被窝里。但革命者如此清贫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他们的革命激情。吴先清的第一次坐牢就在上海:1925年初,吴先清在向大康纱厂工人宣传革命时,被杨树浦格兰路巡捕房逮捕,经组织营救和工人斗争,法庭最后判了吴先清一个妨害秩序罪,罚大洋100块就当庭释放了,算是一次有惊无险的革命经历吧。

1925年7月5日,已经身怀六甲的吴先清跟随宣中华赶到萧山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即衙前会议),那次可算是开了眼界,21岁的吴先清第一次看见从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是如何在她面前分道扬镳的。如果不是当年冬天她远赴苏联,她很有可能与她的丈夫一起血染龙华,献身革命。1925年初冬,中共党组织决定派吴先清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21岁的吴先清,就此放下了出生仅12天的女儿,乘船至海参崴,年底抵达莫斯科。她不会想到,她那个刚刚出生的女儿,因无人照料,还未满月便夭折了。

现在我要将笔锋转向吴先清的革命引路人宣中华。他是她的丈夫,他的命运对吴先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宣中华,初名洪霖,又名锺华,字广文。1898年7月4日出生在浙江诸暨县牌头中央宣村农民家庭。父亲勒紧裤带,备极辛劳,押田借债供儿子读书。1909年,宣中华毕业于本村日智小学,继入同文公学,1915年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

1921年春,宣中华应陈望道函邀赴沪,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以浙江代表身份赴苏,出席翌年1月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宣中华受到列宁接见,并于此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1922年11月,沈玄庐与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等人建立革命团体“任社”,创办《责任》周刊。从苏联回来的共青团员宣中华,干脆把他的笔名也俄罗斯化了。他以“伊凡”为名,在《责任》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杀宣统》,写得杀气冲天:“不把宣统杀了,清室的废灭是无从谈起的。所以,我们应该大声疾呼‘杀宣统’!”沈玄庐的最具体支持,则是腾出一处住宅取名“农村宿舍”,自费出资任这一干年轻人去“杀”。

1924年1月10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接受宣中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之后,他作为跨党的浙江省国民党员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而1925年5月,有着共产党与国民党双重身份的沈玄庐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支持戴季陶的“国民党最高的、惟一的原则就是三民主义,就是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鉴于其背叛共产党的主张已昭然若揭,中共中央开除了沈的共产党党籍。这个已有4年党龄的沈玄庐,就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了他亲手参与创建、有着远大前程的政党。

1925年7月5日,沈玄庐与戴季陶决定在衙前召开“国民党临时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向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搞突然袭击。正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沈玄庐与他在衙前农民运动中的挚友、学生辈的宣中华、吴先清等人,成了针锋相对的敌人。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戴季陶、沈玄庐等人,都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宣中华等人可说是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走上革命的,孰料5年之后,宣中华等人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戴、沈等人却成为国民党的右派。

沈玄庐反共,依然反得那么有特色。1925年7月5日,沈玄庐把自己的住宅“光禄第”全部整修一新,又做了一块青底白字“天下为公”的匾额,挂在二门之上。同时,把家中所有的对联统统漆成青底白字,以示正统。这次衙前会议上,还通过了一个现在看来十分奇特的决议案,读来颇有时代特色:“色彩为团体之标志,亦即主义象征。吾党之旗帜为青天白日。斯吾党之色彩为青白之色彩,实为青白二色,必造成全国之青白化,而后吾党之主义乃能印入国民之心脑……”

宣中华曾经是沈玄庐最知契的同志和学生,此时沈玄庐对他就如仇人,公开说:“你们再不要相信宣中华了,他是共产党,他受第三国际指挥,不是我们国民党的党员了。”有同志问宣中华:“你和沈玄庐有过一段合作,人家说你很难同沈玄庐决裂。”宣中华正色说:“我为革命和玄庐合作,玄庐能劝我加入共产党,但决不能拉我退出共产党。他敢反对革命,我就同他干到底!”

我们可以从时间上做出推算,当宣中华在声讨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之时,也正是吴先清别夫离子前往莫斯科之际。

1927年4月11日,杭州市警察局长章烈指挥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突然包围和封闭浙江省党部、省政府、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机构,搜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产党人宣中华的就义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四·一二”后,他的弟弟,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宣中民被捕,宣中华遭通缉,中共杭州地委决定派人秘密护送他赴沪。14日晨,宣中华化装成铁路列车长,在薛暮桥和杭州铁路工会共产党人沈乐山、方仁郎等陪同和护送下由艮山门登车赴沪。下午,货车抵达龙华车站,被密布在车站周围的特务逮捕。15日,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提审宣中华。宣中华斩钉截铁地说:“还是收起你们这一套吧!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早已许身于党,将生命置之度外。”特务们丧心病狂地对他轮番施以酷刑,敌人问:你为浙江共产党首领,今被捕获,有何话说?答曰:参加革命以来,早已忘身。今为革命而死,没有遗憾,别无他言。17日深夜,遍体鳞伤的宣中华被押解至龙华荒郊,遂为乱刀砍杀,尸骨至今无寻。时年29岁。仅过两个月,胞弟被枪杀于陆军监狱,时年27岁。

期间,老师经亨颐尚不知学生下落,常常带着凄惶的神色问:“中华尚在人间否?”

宣氏兄弟既死,父亲无法承受打击,郁郁而终,家中惨状可想而知。有友欲为宣中华家筹款,此时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竟不能得。经亨颐先生解囊200银元,方解宣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20年前,我曾随摄制组一行至诸暨斗岩山下宣中华衣冠冢处,众人顿时便被这豪迈雄伟的山岗惊得目瞪口呆。拔地而起的斗岩山壮如侧身行立紧握拳头的伟丈夫,非常高大,那日冬雨,却下得如风云变幻的夏之豪雨一般。山间云雾瞬息万变,云层如万马奔腾,又如仙境霭气。然而高昂的伟丈夫的头颅却仿佛始终在云天之上,使人顿生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意。

斗岩山下有一小小白墙黑瓦平房——中华土地庙。一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仔细看,确是“中华土地庙”。旁边还有一副对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保我黎民永臻安康。字写得歪歪扭扭,且风吹雨打有所退色。

宣中华没有孩子,但故乡父老不忘宣中华并使他香火永续。他们干脆把他们英勇的儿子奉为神祗来保佑一方水土。中国百姓素有此类传统,但把一个共产党人奉为土地神却闻所未闻。再一想,对宣中华的父老乡亲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纪念了。

几乎所有的党史资料上,描述吴先清得知丈夫牺牲时的情景,都只有一句话:“吴先清得悉宣中华英勇牺牲的噩耗,以坚强的意志抑制了自己悲痛的感情。”

然而,生离死别,焉是这样一句话可以遮蔽的?这是初恋,这是孩子的父亲,这是革命引路人,这是上级领导,这是她爱的男人,死得那么惨,她连为其收骨的可能也一丁点儿都没有。那年吴先清也才23岁啊。

如果不是另一个革命男儿进入了吴先清的生活,我们不知道吴先清的悲痛何时缓解。这位男儿,风采不输宣中华,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职业革命家刘鼎(1903-1986)。

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本人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他的童年和少年跟现在的大部分人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一味读书求学。1920年,刘鼎离开家乡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经3年苦学,打下了扎实的工科基础,并掌握了英语,还学了德语。那段时间,正是杭州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阶段,西子湖畔的川中男儿,经常去离杭州不算远的上海,同上海大学的郭伯和、李硕勋、李一氓等一起谈论革命。1923年由郭伯和介绍,刘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赴德国勤工俭学。1924年12月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刘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任旅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5年因参加共产党活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1926年初,刘鼎离开柏林到达莫斯科,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

从时间上看,刘鼎与吴先清应该是同一拨到达莫斯科并就读于同一学校的同学。不过他俩在学校共学时间不长,刘鼎后被调到苏联空军机械学校任中国班政治指导员兼助教。或许人才大家抢吧,刘鼎1928年又被调回东方大学,任中共东大总支委员。在校期间,刘鼎掌握了有关飞机、坦克和一般兵器的性能、作用、维修及其他军用技术,如电话、电报、无线电及工兵通讯联络技术、炸药和爆破技术等,这一手绝活在身,对他以后的地下工作极为重要。

我想,应该是在吴先清失去丈夫宣中华、最需要精神支撑的1927年,刘鼎和吴先清慢慢地走近了吧。他们本来就在西子湖畔度过求学生涯,也或许当时他们就有认识呢。他们也都是同一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异国他乡见面,自然更亲一层。1927年冬,刘鼎和吴先清结婚,组织上评价她工作很有魄力,为人热情,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1928年春,吴先清留校工作,1929年冬,刘鼎和吴先清奉调回国。他们早就盼望着回国参加实际斗争,这一天终于到了。只是孩子太小,带在身边影响斗争行动,另外,我想他们每个回国的革命斗士,都是带着一颗赴死之心的,留在苏联的儿女,也算是他们的根吧。因此,他们把一岁的儿子送进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夫妻俩经西伯利亚慨然回国。

请想一想,这是一位怎么样的母亲啊!4年前赴苏时,放下了才出生12天的女儿,不久丈夫和女儿俱死。4年后欲回祖国,又与一岁的儿子相别,有谁知道,母子今生还能够再相见吗?

1930年初,刘鼎夫妇化装,经大连、天津秘密回到上海,刘鼎向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报到,被分配到中央特科情报科任副科长,作为陈赓的副手,开始了隐蔽战线的特殊战斗。而吴先清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起初仍秘密从事她的老本行妇女运动,深入浦东地区开展女工工作。但不久后的1930年夏,中共中央便调吴先清到中央特科,在丈夫刘鼎领导下负责地下交通工作。从此,吴先清转入地下,开始了她惊心动魄的红色间谍生涯。

情报专家刘鼎不但擅长化妆,跟踪、侦查、情报传递等基本特工技能,且记忆力极强,能够记住整本复杂的译电密码,还精通地下无线电台。吴先清被调到特科工作后,利用自己家乡的特产黄岩蜜橘,在小街巷口开设了一间小水果店作掩护。夫妻俩相互配合,一个在阁楼上工作,一个在店面“做生意”,刘鼎负责用无线电台与各有关部门联络,吴先清负责保管和传送中央文件与情报。

特科期间的刘鼎遭遇过无数风险, 1931年10月,刘鼎在一家公园内被捕,押往南京。为了营救刘鼎,吴先清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最后直通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周至柔也是临海人,吴先清的哥哥吴全清曾当过周的机要秘书,所以周至柔与吴先清是熟悉的,并且知道她是共产党员。周至柔一见到吴先清便哈哈大笑地说:“绿客婆来了。”吴先清也坦然地说:“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关进去。”

放出刘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先清利用这些关系,巧妙地向刘鼎传达了组织的指示,可以用灵活的方式争取早出狱。遵照上级指示,1932年9月,刘鼎经康泽等人出面作保,获释出狱。刚出监狱大门他就开始发挥他的特工专长,从旅馆悄悄溜出,甩掉“尾巴”,赶回上海,与吴先清一起,又开始了与党重新接上关系的过程。

当年,我在撰写《茶者圣——吴觉农传》时,曾经专门用一章篇幅来介绍刘鼎夫妇在那个时期与吴觉农夫妇之间的非凡关系,其中写道:

一天夜里,吴觉农回到家中,吃过晚饭之后,陈宣昭安排了孩子们休息,然后没有如往常一样忙着自己的家务,而是严肃地看着吴觉农,说:“觉农,我今天看到先清了。”

吴先清是陈宣昭是杭州蚕校时的同窗好友,当时陈在甲班,吴在乙班,两人无话不谈。

吴觉农有些吃惊,不禁问:“怎么,她从苏联回来了。她还在共产党里吗?”

陈宣昭说:“当然还在共产党里,不过我今天看到的不是一个共产党,是两个,还有她在苏联结婚的丈夫刘鼎,他也是共产党。哦,先清怀孕了。”

原来,刘鼎夫妇这期间正经历着一段惊险的经历:1932年入冬季节,吴先清怀孕了。春节前,她和刘鼎一起回四川老家。刚过春节,在当地警察局工作的一位亲戚来报信,说有人告密家里来了一对“共匪”,警察局正在布置抓人,叫他们连夜逃出县城。还是依靠这位亲戚,他们坐在箩筐里,用绳子慢慢地从城墙上往下放,然后在长江边找到一只小船回到上海。

就在这茫茫人海的国际都市大上海,吴先清与陈宣昭不期相遇。

夫妻俩说话的口气虽然轻松,但谁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分量。上海作为白区的大本营,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刘鼎夫妇回来革命,又无处栖身,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无疑是自投罗网。但“知妇莫如夫”,吴觉农知道,和他一样有着同样政治立场、又有同样的古道热肠的、有正义感的妻子,其实在心里是已经打定主意了。

不用说,吴觉农是深深为妻子的决定自豪的,但他还是问了一句:“你打算怎么办?”

“总不能看着他们再像宣中华那样被国民党杀掉吧。”陈宣昭说,“我看不妨接到家里来住算了。”

吴觉农眼睛一亮,说:“我们俩算是想到一起去了。与其把他们送到别的什么乡下安全的地方,还不如就住在我们家里。我想来想去,老鹰不吃窝里肉,还是我们这里最安全。”

吴觉农说的“老鹰不吃窝里肉”,是有道理的。原来,当时吴觉农住在金神父路花园坊的2号,而3号、4号就是上海警察局长闵鸿恩的寓所。

其实,当时的吴先清夫妇虽然处在万分危机之中,但吴觉农一家并不是他们首先要找的。他们是与陈宣昭偶然相遇的,可正是这偶然的相遇带来了重大转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吴觉农与陈宣昭只是一般性地关照一下,这一对共产党人的命运会是如何。吴先清和刘鼎是幸运的,次日他们就搬进了吴觉农的家,受到了吴觉农一家的热情招待。

刘鼎在吴觉农家中住的时间不算太长,和地下党接上关系之后他就去了苏区,他穿着长袍,打扮成商人的模样,由吴觉农陪他到了车站,目送他踏上了去江西的征途。而吴先清在吴觉农家中住的时间较长,她的儿子阚文木就在吴家出生。而后的吴先清,得到共产党的高度信任,被党中央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担任谍报组组长。由于工作需要,她经常以贵夫人的身份进出于一些军政要员家中,住在她隔壁的上海警察局局长闵鸿恩也对她毫不介意。有人说她是“放荡不羁”的女人。但她忍受着各种误解,机警、勇敢地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35年9月,党中央派吴先清去苏联,启程前,吴先清住在上海女青年会,陈宣昭带着她的小儿子去送吴先清。陈宣昭想到此时一别,又不知多少惊涛骇浪,同学密友,何时可再相见呢。吴先清紧紧握着陈宣昭的手说:“我也舍不得和你们分开。”说着就从手腕上取下一只金手镯,交给了陈宣昭,又说:“但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到那时,我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再把我们的故事说给他们听。”

然而,这竟然是他们和吴先清的诀别。吴先清从此一去杳无音信,1949年以后,吴觉农夫妇才知道,她在1938年的苏联“肃反”运动中蒙冤遇难。

那只象征着生死之谊的金镯子,一直陪伴着陈宣昭,她常常拿出来给儿女们看,视为珍贵的纪念品。1941年吴家在香港遭劫,所有的箱子都被翻了,这只镯子竟然安好无事。孰料十年浩劫,连这只镯子也被迫上交,从此下落不明,这是陈宣昭晚年极为遗憾的一件事情。

1933年的刘鼎与吴先清,已经各自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刘鼎去了苏区,吴先清则将孩子送回老家,从此孤身一人,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谍报工作。晚年吴先清的留苏同学陈修良写过两篇有关吴先清的回忆文章,她说:

我们在东京,觉得情报工作太单调,总想回国大干一场。1934年,沙文汉的四弟沙文威也在上海做情报工作,我们得此消息,立即写信给他,要他代我们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的上级正好是我在苏联的同学吴先清同志,她看到我有1932年给中央的报告,正在到处找我。这时沙文威告诉了她我们的行踪,她非常热忱地要我们立即回到上海相见。我与沙文汉收到上海来信,立即飞也似的渡过太平洋,回到上海,来到了吴先清同志身边。我们热烈握手,她拉着我去见她的上级肖炳实,老肖也是我在苏联的同学……他问我:“你们在东京有否暴露?”我说没有,他就说:“那边正要人去加强工作,你们仍回东京去。”不久,吴先清同志也到了东京,同我们一起工作。到了1935年夏天,不幸的事又发生了,吴先清匆匆跑来对我们说:“中央有电报说,要我们速即回去,那面又遭到巨大的破坏。”商量结果,她说:“我先回上海,看看情况,再打电报来,你们再来上海。”她回上海后一直没有来电,解放后我才知道,是组织上叫她到苏联去了。

那一段时间,吴先清频繁往来上海与日本,在东京一家牙科诊所以学护士为名,负责联络同志。在日本,吴先清与共产国际著名间谍左尔格一起,搜集了大量日本准备发起对苏侵略战争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1935年9月,吴先清化名罗莎·拉库拉夫,由党组织秘密送往苏联,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

谁能想到,正是她的日本之行为她引来杀身之祸。她是被诬为“日本间谍”,于1938年在苏联“肃反”运动中遇难的。

重回苏联,吴先清是多么感慨啊!她是在这里与刘鼎结为红色夫妻,也是在这里扔下了一岁的儿子,回国参加革命的。如今命运让她再一次回到故地,她要找到她的骨肉。一年后等待回国时,她终于找到了7年前留在异国的儿子莫阳。母子俩相见,那是多么的悲欣交集啊。吴先清肯定以为此番乃劫后逢生,从此骨肉再不分离了。她把儿子接到她所住的莫斯科郊区一幢专门接待外国共产党人的马拉霍夫卡招待所,两人相依为命地等待回国,吴先清时刻准备着重新投入惊险的地下谍报工作。

而此时,不祥的信息越来越多地传来。1937年,苏联“肃反”运动终于波及莫斯科近郊。吴先清预感到自己和其他同志可能要蒙受不白之冤,她曾对一起工作的同志李正文说:“苏联的政治空气这样紧张,我们会不会因他人的诬陷被捕入狱?”果然不出所料,有关方面以女同志房间不能住男小孩为理由,开始要她把孩子交给男同志看管,后来一定要她把孩子送回国际儿童院。

1937年11月的一天下午,一位苏联大校敲开了吴先清的房门,严肃地对吴先清说:“你多带穿的、吃的,我们首长要找你谈话。”吴先清凭着以往做秘密情报的经验,预感到事出有因。到了指定地点后,那位首长二话没说,立即宣布以“日本间谍”之名逮捕吴先清,投入高墙铁窗。“肃反”运动不仅让成千上万的苏联本国的共产党人遭逮捕、杀害,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和学习乃至避难的不少外国共产党人也同时遭殃,一批接一批被苏联内务部逮捕,投入监狱和劳改营。住在招待所的6名中国人,除一人外,都先后被捕,罪名都是“日本间谍嫌疑犯”。

吴先清,这位以收集日军情报为己任的红色间谍,被当做“日本间谍”逮捕,关押在莫斯科鲁别克监狱。审讯者大搞疲劳轰炸、车轮战,每次审讯都在10个小时以上,一再逼她承认是“日本间谍”。吴先清再三申辩,审讯者完全不顾事实,也不要任何证据,就把吴先清定为“日本间谍嫌疑犯”,送到西伯利亚布德里斯克监狱关押。在这个苏联最北边的劳改营里,除精神上的折磨,每天还要在严寒下从事挖煤、挖坑、砸石头、盖房等等超乎体力的劳动。1938年,吴先清在劳改营里死去,年仅34岁。

这一时期被杀的中国人很多,吴先清只是其中一个而已。1978年,经国家安全部、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及许多老同志的努力,吴先清终于被定为“因公牺牲”。

而我,则一直在想:那个名叫莫阳的孩子呢?那个刚刚回到母亲怀抱又被送回孤儿院的孩子呢?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革命女性,她那九死未悔的英灵,此时就如一株不动声色的紫罗兰,正在那遥远的不为人知的地方开放。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她呢?她的名字叫吴先清!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热门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