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一九七三台湾大学“惊变”前后

最新文章南方都市报 [微博] 邵聪2013-09-16 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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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这“惊变”被视为“台大哲学系事件”前奏。

1998年初春,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一次同学会上,阿束突然提起,“今年是25周年了!”这话让郑鸿生、钱永祥和郭誉孚等一众老友面面相觑。封锁了旧日情的蒙尘大门终于被开启。

时间退回到1973年的二月,春寒料峭,距离台大学生保卫钓鱼台运动,以及随后发生的一连串台大校园民主抗争还不到两年。因国民党当局对学运中的左翼师生不满,卢正邦、钱永祥等台大学生以及王晓波和陈鼓应两位台大哲学系教师先后被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学生郭誉孚随后在台大校门口自刎未遂。这场“惊变”,被视为1974年台湾当局解聘13位教师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前奏。

作为牵涉较深的几位当事人,这段过往原本早被下意识地雪藏在记忆深处。即便是1995年“台大哲学系事件”获得平反,舆论喧嚣时,郑鸿生们亦都漠然以对。谁想同学聚会上,经阿束这么一提,阻隔在记忆上下游间的这座大坝瞬间坍圮。血与泪,疼痛与纯真交织的青春让席间诸位停不了口。郑鸿生当场拍板,决定将这段历史付诸笔端。

2001年底,以1971年发生在台大的保钓运动为主轴,反映台湾战后新生代高中、大学期间理想与实践的社会史《青春之歌》在台湾出版。郑鸿生为这本书取了个极富左翼文学色彩的名字。甫一面世,即被捧为了解70年代台湾左翼运动的必读之书。今年9月,该书的简体版经由三联书店引进出版。南都专访郑鸿生、钱永祥、郭誉孚以及当年少数敢于站出来支持学生的教师之一王晓波,试图还原这段异样的暴风雨记忆。

1949年后成长的一代台湾人

尽管讲述的是1970年代的台湾左翼青年的故事,但郑鸿生的叙述格局却没有限定在“保钓”那两年。为了厘清这群人的思想缘何“左转”这件事,他选择将“左翼”放进历史的脉络中观察。

作为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郑鸿生1951年出生在台湾南部的老城,祖父是前清遗老,父亲是经受过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一代。他本人,则赶上了国民党1949年撤回台湾后,就开始在中小学实行的民族精神教育。

郑鸿生回忆,在初中的中国地理课上,他第一次接触到“一叶秋海棠的中国地图,而不是一只老母鸡,东北有九个省而非三个”;而历史老师则把中华民族从黄帝开始,接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讲下来。课堂上,詹天佑是他们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放学后,“大禹治水”是他们在雨天巷口的游戏方式。念高中时,他就读的台南一中更有同学将地下社团取名为“丹心会”,旨在“志在恢复汉唐雄风”。

与他们这代人相比,如今郑鸿生接触到的台湾年轻人却大多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他以2009年台湾《天下》杂志的一份民调向南都记者举例,其中逾六成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在18到29岁的年轻人中,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的高达75%。

郑鸿生很清楚,尽管六十年代两岸气氛剑拔弩张,民族精神教育脱离不开“反共”的底色,但“对活在庸俗、自利、谨小慎微的庶民社会中的台湾青少年而言,民族精神教育的确是生命成长的第一个启蒙力量,是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一个很给力的教育。”郑鸿生说,这股力量即是若干年后保钓运动的动力之一。

台湾60年代左翼青年的成长

另一方面,台湾自六十年代起出现了一波出版的盛景。“其中不少大陆迁台的老出版社将其三十年代前后大陆时期的老书大批翻印,涵盖了那二三十年间的各种思潮与论战。除了柏杨批判传统是酱缸文化,还有李敖大声要求‘老年人交出棒子’。李敖联合殷海光的弟子藉着《文星》杂志的‘中西文化论战’,让当年的中国现代化路线之争在台湾重演。”在郑鸿生的印象中,六十年代俨然成了“‘五四’运动的文化思想方面在台湾重新演练的时代”。然而好景不长,1965年底《文星》和李敖皆遭党国封锁。

郑鸿生向南都记者回忆,高中三年,在《文星》停刊的情况下,一本由同龄人主办的杂志却在岛内风行。凡是那些重点中学里,努力在思想和行动上寻求出路的文艺青少年,大多会在课间传阅这本叫《建中青年》的刊物。

作为台北建中青年社的主要成员,钱永祥和他的小伙伴们当时绝不会想到,在几年后的台大岁月里,比他低一届的郑鸿生和若干台南一中的同仁,将与他并肩为了左翼的理想而过活。

当南都记者试图提及《建中青年》的这段引领时代风骚的往事时,电话那头的钱永祥略显尴尬,他并不认为自己当年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相反,钱永祥坦言这段成长的过程充满辛苦和困窘,因此也不太敢去碰触。

“现在年纪大了,就觉得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尽管外在有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但具体到历史发展跟你生命怎么样结合,这都是机缘凑巧。”钱永祥说。

他所说的偶然性,即台北市建国中学。钱永祥解释说,建国中学具有当时岛内其他高中不具备的自由主义校风,“你在思想上乱摸索,不会觉得环境很不友善。”更巧的是,建中毗邻牯岭街,而这条因杨德昌的电影红遍大陆的街道,则是当时台北最大的旧书集散中心。每天午休和下午放学后,钱永祥就在街两边用油布铺的书摊上东翻西翻。除了《自由中国》和《文星》的旧刊,王尚义写的《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让他第一次接触到存在主义,而殷海光讲逻辑实证论的著作也让他产生了摆脱现实生活郁闷的动力,“原来人生不只是当一个好学生,不只是每天在学校里穿着制服规规矩矩当学生”。

除了牯岭街,建中隔壁的美国新闻处图书馆亦是钱永祥们获取西方资讯的第一渠道。他第一次在《生活》杂志上看到关于反越战的大幅图片,这种震撼直到进入大学,引来保钓后,才慢慢被消化。

1968年,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因反叛精神而引爆。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巴黎爆发学生和工人运动,三个M的旗帜(分别代表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遍布全球;反越战初见成果;苏联坦克碾碎布拉格之春;而在中国大陆,“文革”“破四旧”进入高峰。

钱永祥在“建中”的好友郭誉孚向南都记者回忆,看到《中央日报》上有关“文革”的报道,红卫兵能够免费从湖南坐火车一路到北京。这种想象力变成真实的延伸,对即将毕业的他们来说极具吸引力。于是这年夏天,钱永祥、郭誉孚、宋秩铭及因《建中青年》而结识的“北一女”(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陈雪梨等一众同仁联袂南下会笔友。

郭誉孚记得,行至台湾的最西部。因为两岸隔绝,原本的港口被迫封掉,因此当地人不能从事渔业和水产,加之自然环境恶劣,土地没收成,留守该地的男人们只有赌钱混太保,女人则流落底层。这种地域差异让这群成长在台北大都市的年轻人心情沉重,但这也让后来的校园“保钓”先锋们第一次见识了真实的台湾乡土。串联的尾声是与郑鸿生所在的台南一中学生会师,也为一年后的台大再聚埋下伏笔。

“保钓”之势如火燎原

1969年秋,郑鸿生一路北上,满怀憧憬来到台大报到。而在入学前的大专暑训期间,他相继得知陈映真入狱和殷海光辞世的消息。“好像在黑暗中,有人刚点燃几支火把,却又被扑灭。”郑鸿生感叹道。尽管哲学系的老师青黄不接,但第二年9月,郑鸿生毅然还是从社会学系转入哲学系就读。

而早他一年入读台大的钱永祥,也已接过号称台大最有思想深度的“《大学论坛》社”火把,担任总编辑一职。当年的建青成员、南一中同仁以及各路“英雄豪杰”因为《大学论坛》和哲学系而聚集。

1970年秋,日本警方拔走了《中国时报》记者搭船插在钓鱼台上的“国旗”,并驱逐宜兰渔船。紧接着10月,还在台大哲学研究所的王晓波在中华杂志上发布《保卫钓鱼台》,进而率先催生了海外留学生的保钓运动。

谈起当时为何发表这篇战斗檄文,王晓波告诉南都记者,早在1963年,台大学生曾发起过一场“自觉运动”,还在准备“联考”的王晓波不顾家人阻拦,也开始印传单,呼吁青年自觉。

“当时有一句口号: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自私的一代。台大的学生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没人愿意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遇到钓鱼台问题,那我们不能不讲话。”王晓波说道。

尽管北美保钓已声势浩大,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亦致信蒋介石,但是岛内仍然没有动静。与此同时,学生领袖钱永祥已找到王晓波和王杏庆(南方朔)等几位前辈,商讨以大学论坛社名义举办“钓鱼台问题座谈会”。谁想筹备的过程中,台大的侨生社团“香港德明校友会”率先行动。

据郑鸿生回忆,钱永祥立马想到罗家伦的《五四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并将这两句话写在十米多长的布联上,以“大学论坛社”落款。

谈及台大保钓运动的这次历史标志,钱永祥对南都记者解释,保钓一发生,他和周边的朋友很自然就想到“五四”那一代的记忆。“问题是历史就给了我们一个奇怪的、片面的对于‘五四’的了解,‘五四’就是学生爱国。学生爱国之后出来的是民族主义吗?是对于民主、科学的追求吗?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复杂面向,没人能讲清。”钱永祥说,当时恰逢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英文版面世,尽管趁“鲜”看了,仍毫无头绪。

校园民主运动与“文革”

经过1971年台大保钓运动后,郑鸿生和钱永祥等大学论坛的主力成员随即卷入校园民主抗争中。这一过程中,他们以及众多台大社团的积极参与者的左翼倾向也越发明确。

其中最显著的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其背后则是从小扎根在战后一代心中那个“民主的、自由的、幸福的、人权的、公平的美国”的破灭。郑鸿生说,正是保钓运动揭发出美国政府在钓鱼台事件上所扮演的国际强权角色,和“越战”所展现的越南人民反抗美国霸权、第三世界国家求得民族解放的抗争,让他们有了新的认识。“如果不是保钓运动,反越战运动也带不进台湾。”王晓波强调。

而对于郑鸿生和大学论坛社的同仁来说,在认识到美国“帝国主义”的性质后,“对台湾的这个党国权威体制的存在及其扮演的代理人角色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群年轻学子重新认识中国的渴望变得格外迫切。

经由出国留学的陈雪梨以及海外留学生的帮助,简体版的马列毛经典著作漂洋过海来到台湾。而一批反映“文革”的资料也经由北美留学生传入台大。“‘文革’的‘破四旧’和打倒官僚正好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相对立,其中的理想主义色彩还能与李敖的反传统叛逆精神相呼应。”郑鸿生说。

但对于这群“小鬼”看待“文革”的理想主义,当时的王晓波持保留看法,其中一些细节他至今记得,“例如其中提到联合国派医疗团体去大陆,回来讲到赤脚医生是人类最伟大的医疗系统。再如广州街头的小朋友指责大人不应随地吐甘蔗。稍微有一点社会良心和民族意识的人都会被打动。”王晓波说,这批北美“文革”材料的背后,是美国为与中国建交而做铺垫的舆论战的一部分。

有鉴于此,王晓波提醒钱永祥们,应将上述这些作为台湾的理想去为之奋斗,而不是当作既定事实全盘接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接近民众,来为受害的基层民众呼吁?”王晓波告诉南都记者,正是在这些问题的引导下,台湾的社会意识得以觉醒。其中包括“百万小时的贡献”运动,走出校园关怀弱势的“上山下乡”等。

台湾当局“反扑”下的残局

好景不长,台湾当局对台大校内的民主抗争开始反扑。1972年4月4日到4月9日,在《中央日报》连载《一个小市民的心声》长文,反对学生运动、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应给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以保障小老百姓能“吃一碗太平饭”。而就在同年年底,台大大学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哲学系副教授陈鼓应对《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作出反驳,当时就读于哲学研究所的冯沪祥表示异议。陈鼓应指冯为“职业学生”,钱永祥亦声援陈鼓应,要求“大家不要听职业学生的话”。

随后的一个月里,有关“民族主义论战”和“职业学生事件”持续发酵。1973年2月,卢正邦、钱永祥与黄道琳等学生先后被“警备总部”约谈,陈鼓应与王晓波随后也以“为匪宣传”罪遭警总拘留。而就在2月18日,郭誉孚引刀自刎,手上拿着抗议海报写着:“和平、统一、救中国”,“释放爱国学生钱永祥、周一回”。

尽管郭誉孚被救挽回一命,但沙哑的嗓音却伴其一生。事实上,因为高中毕业后随即入伍,郭誉孚原本错过了保钓运动。他告诉南都记者,在军队的那段日子,每日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有重责大任不敢忘”,自己又不能有所作为,心有不甘。而他在病床上苏醒的第一念,考虑得却是更值得审视的问题,“如何安置好自己的过去,卸下包袱继续追寻梦想”。这些年,郭誉孚一直致力于台湾教育史研究。关于左翼岁月,他的反思包含了生命的温度:“那时的生命力没有方向,并没有左或右,但因为同情心,自然会偏左,而最重要的力量是生命力本身自由的部分。这么热烈的生命,用太简化的方式来陈述太可惜。我们的社会和历史文化其实都需要更深入、更耐心地探索。”

经此一役,台大哲学研究所的大门就此关上。1973年的夏天,郑鸿生和钱永祥各自入伍。退伍后,郑鸿生赴美留学,改读计算机,并于1988年回台,自《青春之歌》起,专事写作,思考的问题多与台湾身份认同和时代差异相关。现如今,他已不再执迷与钻进各自“主义”的壳里。

而钱永祥负笈英国,攻读政治哲学。“在台湾时,我有左派的倾向,但没有知识上的依据,为了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交代。”钱永祥告诉南都记者,到英国的头一年,他立下心愿,好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的左翼文学读一读。峰回路转,1976年“文革”结束,他却在英国的小城利兹偶遇了托派领袖王凡西。“他1907年生,当年留苏,跟徐志摩、陈独秀都非常熟,后被迫地离开共产党。”钱永祥告诉南都记者,王凡西是除殷海光外,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前辈。王凡西的故事让他明白,即使是左派传统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你得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判断,最后你对于价值得掌握清楚,比方说你不能想牺牲任何个人的利益或者生命去成全某一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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