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甸追踪中国远征军真相

忙碌的码头

6月的仰光已进入雨季。走出机场还是烈日炎炎,不知不觉间阴云已漫天笼罩,雨点突降。

仰光是一座水上城市——三面被水包围,东是勃固河,南是仰光河,西有伊洛瓦底江入海汉河之一的莱河,向南34公里便是安达曼海。内河与海运交叉,使仰光成为缅甸内外海陆交通的总枢纽。

傍晚时分的8号码头依然十分热闹,水上运输现在依然是仰光重要的交通方式。码头对面,便是繁华的商业街,政府大楼、中央银行、海关、仰光车站、邮电大楼等都集中于此,全是清一色的英式建筑,只是略显斑驳。“从这些建筑上也可以看出当年仰光港的繁忙程度。”陪同我们的当地华人杨安贵说。

将时光拉回到70多年前,这里对战火纷飞的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938年11月8日,英国货轮“斯坦荷尔号”缓缓驶入仰光港。这艘从苏联的黑海港口奥德萨开出的货轮上,装载着6000多吨援华军火。从仰光码头上岸后,11月底,这些军火经铁路运到腊戍,经畹町进入到中国云南,最后抵达昆明——这是战时中国的一条特殊运输线。

自1937年8月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清川宣布封锁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中国海岸,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中国东南沿海各主要城市、港口和绝大部分铁路都落入敌手,海运交通线完全被封锁。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获得外国的军事援助。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华中、华南沿海各地通向内地;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南宁;第四条就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戍,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

这四条路线中,“香港路线”虽然活跃,但要穿过日军封锁线向内地渗透;“西北路线”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经越南进入内地的路线是运输量最大的一条,但在日本相继占领越南和中国广西的南宁后,也被截断;最终只剩下滇缅公路可以依靠。

当时的日军本部也深谙缅甸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地位之重要,所以一直把切断这一路线作为主要目标。正如日本军部后来披露的那样:“攻击缅甸,以断绝与中国、英国之间交通的缅甸战争,遂与夺取英国的远东基地马来亚、毁灭美国的远东基地菲律宾及攻取印尼的石油等三大战争,合并成为当时大战略的最高命令。”

延迟的入缅

提起仰光,绝大多数人仍习惯地将其与“缅甸首都”画上等号,其实早在2005年11月4日,缅甸政府便宣布将首都迁移至中部小城彬马那,理由是“仰光是当年殖民统治者给缅甸确定的首都,并不代表缅甸人民的意志”。但时至今日,仰光依然是外界认知度最高的缅甸城市,而改名为“内比都”的新都却无人知晓。

坐车走马观花一圈,依稀能看出这座城市昔日的风采。1824年5月11日,英国占领缅甸,将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1855年,英国人把缅甸的首都从曼德勒移到了仰光,以它为出口柚木等商品的港口。

作为在东南亚殖民地最多的国家,英国对待日本的疯狂侵略最初采取的忍让态度,实在让中国人难以理解。1940年6月,日本以军事行动相威胁,要求英国在缅甸封锁滇缅公路,英方即宣布关闭3个月。这其实是个两头不讨好的决定:日本人认为英国人在耍滑头,因为关闭的这3个月正逢雨季,滇缅路几乎不能行驶;而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强烈抗议,这种怨恨甚至为后来的合作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英国此举背后的为难之处是,当时英国人正在欧洲竭力抗击德军入侵,战线拉至北非,远东一带的防御力量已十分薄弱,在美国未承诺参战的情况下,不敢贸然与日军开战。但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扩张,又使英国人切实意识到,他们与日本在远东的重大利害冲突无法回避。于是,1940年10月起,英国首先开放封锁已久的滇缅路,次年1月又派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1942年2月,在英国的邀请下,中国方面组成由商震、林蔚、杜聿明参加的代表团,前往缅甸、印度、马来亚进行军事考察,共商保卫缅甸计划。

可是,双方合作之初就存在诸多明显的分歧——虽然中英在“保卫缅甸”的战略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分析,彼此双方的战略意义又是有落差的——英国历来以新加坡作为其远东战略体系中心,缅甸居于次要地位;而对中国人来说,保卫缅甸就等于在保卫一条重要的生命线。

对局势的分析、看法也各不相同。中方提交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中提出,为了确保仰光海港这个战略要地,应集结主力在缅泰边境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姿态,并把重点放在边境城市毛淡棉方向。而在英国人看来,从海路到缅甸,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由于号称“远东直布罗陀”的新加坡要塞守卫着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因此日军不可能在缅甸南部发动进攻。日军要切断滇缅公路,必然在中老或中缅边境下手,因而中国应重点在中老、中缅边境布防。

虽然当时英国在缅甸仅有英缅军第1师,而且尚未装备训练完成,但据杜聿明后来回忆,除了丹尼斯和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等人,英国人仍认为日本人不敢轻易对他们发起挑衅。当然,英国人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生怕中国人进入缅甸后就滞留不走,从而威胁他们的利益,他们拒绝中国军队尽早进入缅甸境内布防。

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蒋介石曾问英国武官丹尼斯:需要中国部队做些什么。丹尼斯的回答是:建议中国派一个团,也许以后再派一个师。而蒋介石回答他在考虑派两个军,并根据联合战略总体计划情况,最终将兵力增加到8万人。

1941年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刚被丘吉尔从与隆美尔厮杀的非洲战场调来、出任驻印军总司令的韦维尔(Sir Archibald Wavell)参加了会议。一周前,中方以第5军、第6军为基干编组的远征军,已经准备入缅作战。没想到,这次会议后,中国军队突然接到“第5军及第6军主力暂时毋庸入缅”的命令,已行到保山附近的第5军只好停下待命。据说是韦维尔对蒋介石说:他只能接受中方一个师入缅。

中英冲突引起了罗斯福的不安。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如果中国倒下了,你知道日军会腾出多少个师来,并会把这些部队用到哪里?攻取澳大利亚,攻取印度——这都是探囊取物罢了。直接向中东挺进……日军和德军会从两面夹击,并在近东的某个地方会合,完全切断俄国与外界的联系,撕开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罗斯福希望丘吉尔劝说韦维尔与蒋介石协调好合作关系。韦维尔则在回给丘吉尔的信中,称自己“并没有拒绝中国的帮助”,是中国人误会了他,他辩解是因为供应困难,他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不要把第6军开到缅甸边境。

可就在英国人对中国军队是否进入缅甸迟疑不定的时候,日军却一步步紧逼。1941年12月8日,日军同时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及关岛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起进攻,12月10日,英国在泰国的空军被消灭1/3左右,剩余部分撤到新加坡。这一天,由新加坡海军基地开出的英国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由4艘驱逐舰护卫,准备去拦截日本的运兵船,途中被蜂拥而至的日本飞机击沉。12月25日,踞守在香港岛西部二道防线的英军被迫投降;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日本空降兵开始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泰国被占领。日军只要再向西推进、越过边境线就是缅甸。

溃败的英军

缅甸最大的烈士公墓——“Taukkyan War Cemetery”距离市区20英里左右。我们被它的庄严肃穆所震撼,墓地里埋葬着6000多名阵亡者,墓碑上清楚地刻着姓名、年龄、番号、军阶……而更多的,是2.7万找不到遗体的,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缅甸等所有英联邦国家的阵亡者,他们的名字镌刻在墓地中间一面长长的石墙上。

公墓的经理奥斯卡今年67岁,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0年。奥斯卡热心地带着我们参观墓地,他说:“我真高兴你们中国人能来参观,还问那么多问题。”奥斯卡说,来这里的中国人是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旅游车上的乘客,到这里只是为了用这里的卫生间。“他们甚至不愿意停下来多看一眼墓碑上都写了点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奥斯卡又直率地说:“中国人好像是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

当年英国人没想到的是,日本人会最终选择穿越泰缅边境高耸的山脉,从南部发起进攻——当时缅甸南部仅配置了缅甸第2旅与一支边防部队。

其实对日军来说,他们也深知,无论从作战距离,还是从地形与补给来说,缅甸之战必将是一场苦战。纵贯泰缅边界的掸山山脉,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纵深延绵,净是森林。为了尽早赶路,日军以步兵为先,开辟羊肠小道,翻越山岭,把大炮留到以后输送。作为先遣队的第55师团步兵第120联队的“冲支队”很意外地发现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于是1942年1月19日,在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中,他们占领了缅甸南部的土瓦。

为了携带75毫米口径的山炮,搬运粮秣弹药,此后,全队充当工兵,一个月后筑成了一条越山驮车道。而据日本军史后来披露的资料,在驮山道修成前,两师团所用的火炮只有连稍厚一点的木板都射不穿的快射炮4门——日军以如此装备却顺利抵达缅甸境内,我们后来再看到这些材料,不知做何感慨!

在日本战争机器疯狂肆虐前,西方人普遍对日军的战斗力评价很低,他们认为日本人喜欢模仿,不足为虑。“七七事变”后,被派到中国的军事观察员——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森上尉在观察了“淞沪会战”后认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显示其是一支“三流军队”,日本人缺少主动性和计谋,经过刻板的训练后事事循规蹈矩,不知道使用别的方法。由于依靠重装备以及空军和炮兵支持,维持成本花费巨大,指挥官缺少想象力和积极性。事后看来,这样轻视的观察,真让他们最终吃了不少苦头。

为了进攻缅甸,1941年12月9日,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曾到曼谷亲自调兵遣将。第15军下有第55师团和第33师团,其中第33师团是在仙台编成的,素以勇猛见称,在被派到东南亚之前,刚在中国徐州和汉口一带与中国军队交手,其实已经军容不整。接到进军缅甸的命令后,师团长樱井省三认为,在缅甸主要是牵制战术、并非主力战斗,因此只带领身边的步兵两个联队、炮兵两个中队,于1942年1月赶到饭田麾下参战。此前赶到的第55师团也只剩下两个联队——饭田能指挥的进攻缅甸南部的兵力,其实仅4个联队而已。

而此时英国在缅甸的兵力,约有3.5万人。无论是英缅军还是英印军,都是由英国人担任军官、缅甸人和印度人只能担任士兵的殖民地军队,不但装备和训练差,士气也不高。这样的部队,“用之平时警卫工作倒不错,若是要他们到前线厮杀,则颇近于勉强”。

其实,在1941年12月入侵马来半岛之前,日军对丛林作战也没有经验。英国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朱利安·汤普森认为,日军能取胜完全是因为士兵的高强度训练和他们顽强的性格。

缅甸境内自西向东有三条河流:伊洛瓦底江、锡唐河(Sittang River,又译色当、锡当)与萨尔温江。萨尔温江的上游即是中国的怒江,它是缅甸东部的第一道屏障。越过掸山险道进入境内的日军主力第33师,在萨尔温江东岸的小城巴安(Hpa An)与守在这里的以印军为主的联队第一次交手。印军的M3战车起初让日军吃尽苦头——日军以75毫米口径的山炮攻击,“所射炮弹,有如皮球打在壁上又弹了回来”,毫无效果。英军战车的装甲厚达15厘米,3倍于日军战车。

于是,日军只能用他们最拿手的夜间突袭。日军后来总结:“在地理情况不明的战场使用夜间突袭,虽然难免纷乱,但除此别无他法。何况战车在夜里又是个大瞎子。”2月4日凌晨4点日军冲乱战阵,英联队大队长被俘。第33师团趁乱攻陷巴安市,渡过萨尔温江。

第33师团在中部西进时,日军第55师团也已经穿过丛林地带,在开往萨尔温江东岸另一城市毛淡棉的途中。毛淡棉距离仰光约180公里左右,是仰光东面的屏障。日军同样使用夜间突袭的办法,1月31日上午9点,太阳旗已飘扬在毛淡棉城里最著名的大寺院塔顶上。

最后的荣光

似乎是想抹掉英国殖民者在这块土地上的标志性建筑,在仰光寻找当年的英国总督府旧址,竟是一件颇费周折之事。陪同我们的当地华人杨安贵先生做导游多年,却说自己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根据别人提供的零星线索,我们辗转去了很多地方,都无功而返。后来杨先生打听到一处叫“The Governor's Residence”的地方,寻找过去,是一座豪华的西式五星级宾馆,与总督府毫无关系。

1942年2月27日,缅甸的总督雷金纳德·道曼·史密斯发电报给伦敦政府说:“我看不到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拯救仰光。”第二天晚上,他在总督府宴请助手和两名刚从伦敦赶来的特使。没有穿着白色长外套和深红色马甲的印度侍者站立旁边,原有的110名服务人员中,只剩下厨师、仆役长和养狗场管理员。当这个城市在他们周围燃烧的时候,道曼·史密斯和他的客人们吃着一份三道菜的晚餐——羊肉是最好的——喝着从地道里拿出来的最后几瓶酒。

在缅甸中部小城梅特拉的街头上,有一座缅甸著名领袖——昂山(Aung San)将军的塑像,与在缅甸其他地方看到的昂山形象不同的是,这座塑像中的昂山身着日本军服,手拿一把日本军刀——这座雕像其实提示了一段微妙的历史。

在发动缅甸之战以前,日本军部知道因为地形、距离等关系,“以实力从中国国内封锁”滇缅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参谋本部提出的方案是发展缅甸的民族运动,扶植以德钦党为核心的先锋势力。“如果民族独立运动发展成为武装暴动的局势,切断缅甸路线的目的自然就可以达到。”

1940年8月,昂山和拉绵带着缅甸共产党的介绍信,从仰光潜入厦门,打算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前往重庆。可是到了厦门,昂山被一直密切注意他行踪的日本特务机关软禁起来。昂山决定与日本合作,从此脱离了共产党。1940年11月,昂山化名面田门司,经中国台湾被送往日本。在日本的资助下,1941年3月,潜回仰光的昂山带着29名缅甸青年前往日本,后来又到日军占领的海南岛、台湾等地接受军事训练,然后重新潜入缅甸。

开战之初,这批缅甸青年返回缅甸,开始反英活动。日军在战役之初能迅速北上,得益于他们的帮助。日军后来总结,虽然这批缅甸青年并不是有力的战斗单位,但是在侦察、情报、架桥、补给与扰乱后方等军务上面,他们起到的作用远胜于日军。

日军进入缅甸后,意外发现不仅得到了缅甸义勇军的协助,也得到了普通缅甸人的欢迎。他们给日本人做向导,或者为他们供粮米、备饮料。缅甸是佛教国家,僧侣众多,日军每到一处,都煞费苦心地与僧侣接触,获取他们的支持。“倘有印度部队被日军追击,逃入山庄,当地居民都拒绝协助补给,又如果敌势弱小,他们还会揭竿助战。勇敢的青年则骑牛通报日军。”

英国在缅甸百年殖民形成的负面效应,也连累了入缅的中国军队。一部分缅甸人本来就不喜欢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和印度人一起垄断了缅甸的部分经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得不到当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提及此,居住在曼德勒的远征军后代王玉顺总不禁长叹一声。

当日军越过萨尔温江这第一道天然防线,第二道防线就是锡唐河。从锡唐河到仰光,最近距离不过100公里。

1942年1月9日,增援而来的印度第17师师长约翰·史密斯少将率部抵达仰光。关于在何地抵抗日军,盟军内部发生了争论。史密斯少将主张,把部队集中在水流湍急的锡唐河西岸防御,因为这里有坚固的阵地,有良好的公路网可以进行补给和增援。但是,韦维尔将军却命令在“尽可能靠前的地方”防御,以减缓日军的前进速度,争取时间集结增援部队。

于是史密斯重新部署兵力,可是其后的战况,仍是英军节节败退,防线一再向西移动。前线的紧急令英国人再也沉不住气了,2月2日,英军指挥官托马斯·赫顿(Thomas Hutton,也有译作“胡敦”)中将飞往腊戍面见蒋介石,敦促他赶紧派兵。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国军队归赫顿指挥,同意以第6军立即接替北部泰缅边境的防卫,派遣第5军前往同古地区,以保卫缅甸公路。

2月14日,史密斯在锡唐河以东30英里的比林河布置了阵地,企图遏制日军。此时,中国军队已经在赴缅的征途上。如果英第17师能在锡唐河拖延日军,为中国增援部队赢得时间,则还有可能扭转不利的战局。

当时,日军第55师团的两个联队分别在一南一北潜入联军侧翼发动突袭,锡唐河不到500米宽,上面只有一座单线路的高架铁路桥,桥上已布好了炸药。桥头堡的指挥官尼欧·休约翰旅长面临着一个残酷选择:如果留下大桥,日军会顺利渡过锡唐河横扫他的残余部队,进而穿过西岸阵地,向仰光进军;但是炸了大桥,解救他的桥头堡部队的全部希望都将变成泡影。

休约翰最终还是下令炸毁大桥。一名士兵回忆说:“一道闪光之后,传来了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整个天空都被映红了。”待第17师余下部队杀出一条血路抵达锡唐河东岸时,却发现面对的是一片滚滚流水。没有了退路的两个旅直接跃入汹涌的河水中,包括那些不会游泳的廓尔喀人。没有胆量在浊流里搏击的人只好投降,俘虏多达1100名(其中英国人120名)。参加战斗的8500多人,最终只有3300人设法渡过了锡唐河,丘吉尔都感慨:“这是一次极大的灾难。”

当日军面对只剩下一副铁架的锡唐河大桥时,起初也束手无策,可是缅甸人帮助他们架起了筏桥,简单实用,日军的山炮及快射炮便顺利地运过了河。

渡过锡唐河后,在日军第33师团与仰光之间,只剩下一条勃固河和一支已经溃败的英军部队。于是奉命攻占首都仰光的第33师团,向着著名佛都勃固市急进。英军第17师残余部队试图守住这仰光的最后一道屏障。此时,来自印度的英国3个营和英国第7装甲旅增援而来。第7装甲旅是英国的王牌部队,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非洲军较量多次,互有胜败。因为锡唐河以西地区地形开阔,英军试图用这支拥有约130辆坦克和装甲车的部队来阻止日军进攻的步伐。

从仰光匆忙向战场开进的第7装甲旅在丛林小道上与铺天盖地袭来的日军第55师团撞在了一起,他们没料到日军来得如此迅速,装甲车队列还没有来得及拉开作战阵形,就被日军围攻。激战到3月7日,著名的第7装甲旅扔下几十辆被击毁或是发生故障的坦克逃之夭夭。第7装甲旅被打败的消息,让印度师和缅甸师彻底丧失了士气。

燃烧的仰光

1941年12月23日,大约60架日军轰炸机出现在仰光上空。当时守卫缅甸的空军只有一个英国战斗机中队和一个美国空军志愿队的战斗机中队。日军飞机轰炸了码头地区和机场,炸死了2000多名聚集在街道上的平民。

从日军空袭的第一天起,仰光就一直陷于不安之中。“这时仰光突然由盛极一时的黄金时代,变成‘孤城落日’的一片凄凉。”

2月15日,在新加坡的英军指挥官珀西瓦尔高举白旗向人数远逊于自己的日本侵略军投降,这一事件被丘吉尔称为“英国历史上最悲惨的灾难和规模最大的投降”。此时的缅甸,地位发生陡然变化:如果德军突破中东而日军突破印度,那么德日合流的可怕前景将变成现实。蒋介石于2月16日下达命令,优先运送第5军入缅,“所有野炮、战防炮均应随同出发”。第5军于当日开始用汽车运送,先到畹町集中,再由英方派车接运入缅。

从英国方面来说,当时唯一可能赶往缅甸增援的是两个澳大利亚师。2月20日,丘吉尔致信澳大利亚总理柯廷(John Curtin),希望把从中东抽调回保卫澳大利亚的这两个师转调到仰光。当时先头部队正搭着英方仅有的船只,从科伦坡以南运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可是澳大利亚在新加坡刚损失了一个师,另一个师则卷入英军在希腊的惨败中,柯廷对英军的作战指挥能力和判断力已无任何信心,因而即使有罗斯福从旁施加压力,他仍拒绝把部队派到仰光。按照英国人的设想,如果一切顺利,2月26日或27日前后,这两个澳大利亚师即可在仰光上岸,而眼下,他们只有继续在焦急与无奈中等待着一个又一个失败的消息。

当派增援部队的希望落空之后,丘吉尔又向缅甸派来了一位名声赫赫的新指挥官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亚历山大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曾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从而成为英雄人物,正式成为第一军军长。此时,亚历山大接替韦维尔出任驻缅英军总司令,赫顿任他的参谋长,韦维尔转任驻印英军总司令。这是丘吉尔手里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

1942年3月5日,亚历山大经埃及到达仰光。此时,一部分日军已经到了仰光郊外,另抽出有力一部从北迂回,上任第二天的亚历山大就意识到仰光局势无可挽回。为了防止日军从正东绕道北面包围仰光,他下达了撤退命令。

其实从日本军部后来披露的材料看,虽然在勃固最终击溃了英军,但是其间遭受的激烈抵抗还是让日军心存畏惧,他们推测,“仰光的抵抗,恐将顽强猛烈”。日军对于仅派一个师团在陆军节(3月10日)前攻陷仰光的目标也不免疑虑。“饭田军司令官以下,私下均感不安。”(《日军东南亚战史》)

可就在日军忐忑不安时,他们收听到了英军从仰光向曼德勒与卑谬(Prome)发出的一个无线电,用英文原文呼叫:请尽快派遣货车来。第33师团长官樱井判断,用英文发电报而不用密码,就是英军不作战、急欲退却的证据。于是日军马上振奋精神,在3月7日晚连夜急令进军,以原田、作间两个联队从东西两面分别夹攻。

“从各方面涌来了护卫退兵的印度军及缅甸军,身为兵团指挥官的英国将领,却弃兵脱逃。”日本人在战后写下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忍不住鄙夷英国人,“他们绝非为国而战,真不足为敌”。

于是,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缅甸首都。1942年3月8日上午10点,日军第33师团步兵第215联队开进了没有军队据守的缅甸首都仰光,占领仰光速度之快,不仅出乎司令官饭田的想象,也让陆军部与南方军总部觉得意外。当日军来到英国总督的官邸时,发现桌子上还摆着早餐,可以想见英国人逃离时的仓促。日军在码头的大仓库里,发现了大量英国人来不及销毁的物资,其中“数千打以上无法计算的威士忌、吉恩和贝尔摩陀等洋酒堆积如山”。据说,日本兵把它当做日本酒尽情痛饮,使师团停战一天,消息传来,连南方军司令部也驰电:“请送一车洋酒来。”

自从日军突破锡唐河之后,英国人便开始销毁战略物资。从3月6日起,英军开始销毁码头上来不及运走的大量物资,破坏了全市的供水系统,然后沿着通往卑谬的公路向北撤退。当时包括972辆尚未组装的卡车和5000只轮胎在内的大批美国租借物资被付之一炬。亚历山大下达撤退令的同时,还命令炸毁缅甸石油公司位于仰光城外锡里安的储油罐,在70分钟内,1.5亿加仑的石油被引燃,熊熊的火焰非常猛烈,以至于一柱烟火升到了2.3万英尺的高度。

3月7日,作为先头部队的第5军第200师已行进到仰光以北的同古一带。中国军人是为了保住仰光这个重要港口而来的,但是留给他们的,却是一个已在大火中熊熊燃烧的仰光。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热门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