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舜:反思“文革”大讨论不宜再拖

陶舜 资深时事评论员

近期,关于“文革”反思有三个特别的口述史料被报道出来:61岁的原红卫兵刘伯勤在2013年第6期《炎黄春秋》刊登道歉信;6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河北邯郸市退休干部宋继超的道歉信;8月7日《新京报》报道了59岁律师张红兵的忏悔录,与前述两例不同的是,张红兵的母亲当年因为自己的举报惨遭枪决。关于文革的反思多来自于受害者的控诉,而来自红卫兵的忏悔还是让人看到人性中那一点残存的良知。

“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人道、文化和政治灾难,史称“十年浩劫”。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其早有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在时隔31年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依然坦承:“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从个人到国家,从受害者到施害者,从盲从者到领导者,从口述史料到文献史料,都欠缺对“文革”的反思。

缺乏反思导致文革阴魂不散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文革”博物馆》一文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时隔近三十年,也仅仅在广东出现了一个有着浓厚“文革”色彩的“文革”博物馆,还是民间版的。

1980年代兴起的所谓“伤痕文学”,亲历者试图用个人化、抒情化、文学化的方式来唤醒民族的灾难记忆,但这种个人和民间的反思活动被同是过来人的邓小平用八个字来形容: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能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影视作品中,关于“文革”的记载大多一笔略过。虽有如巴金《随想录》、季羡林《牛棚杂忆》、韦君宜《思痛录》等著述以及《芙蓉镇》等优秀影片,但依然是沧海一粟。甚至在最普适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对“文革”的描述也近乎政治宣传而非历史研究,由于相关章节不纳入考纲,历史教学大多敷衍甚至缺失,这不啻于集体遗忘。

中共高层或许不乏愿意反思“文革”的“个人”(如温家宝),但作为一种思潮和共识,还没有实实在在地形成。前三十年的悲剧,一直笼罩在这个国家之上,不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山城乱象,举国惶恐。

而“文革”之影响不仅存在于庙堂。从民族国家记忆的高度到日常生活思维的细部,“文革”余毒仍然未清。“文革”受难者之思维烙印深深,亦残留“文革”之害而不自知。在广东,退休副市长彭启安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年届八旬的他早年居然有寻找“接班人”的言行,令人愕然;过去“文革”博物馆被指责资料造假,而指责之辞与彭启安的反批评,充盈着“文革”语词及其思维。

中德两国学者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也发现,“文革”的心理创伤会对亲历者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代际传递。最容易被传递的就是暴力思维和暴力记忆。1990年代,在我所生活的农村,“坐喷气式飞机”、“炒花生”、“戴纸帽”等“文革”整人手段,仍时不时出现在村民的训话、闲谈与嬉戏中。这种“文革”的历史遗留,从词汇到思维到行为方式,其实遍布生活的各个领域。

红卫兵忏悔补齐历史碎片

宽容须得是非分明。民间反思,多集中于受害者。在中共给“文革”定性之后,极少有当年的红卫兵敢于痛定思痛、刮骨疗毒,他们躲在大时代后面,以巨大的沉默,纷纷将个人的罪恶隐于宏大叙事和集体行为。如果因为历史真相不明、责任界定不清、社会动乱导致礼崩乐坏证据毁弃等等原因,不敢公开地直面过往、忏悔自新,甚至自傲于当年的所作所为,则个体无法自新,群体乃至民族都将背负罪孽前行,这也足见政治大环境的沉默以及“左”的思潮的抬头。

所以,红卫兵任何一次个体性的公开反思、道歉,都能引起极大关注,且迎来社会的普遍赞赏——因为那不仅是人类生命中忏悔意识的偶然觉知,也有苦难与道义的承担。61岁的红卫兵刘伯勤在《炎黄春秋》的道歉信是这样说的:“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过去,文革史研究中,涉及红卫兵的部分,经常只有引语和故事,其言说缺乏主语,受访的红卫兵大多不愿透露姓名,在史料中以“他”或“她”的面目出现,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折衷手段,不利于恢复历史正义。由于没有给出言说者的真实名字,对当代及后世读者来说,容易流于空洞,警示意义也大打折扣。唯有把名字刻入历史的碑记,才有鉴往知来的庄重感,并由此生发戒惧之意。在历史空间里,红卫兵和挨打者同为真相的一环,如果拼不齐这幅历史图景,所谓个人化的忏悔,其意义将仅止于个人的有限救赎,无法进入社会和历史空间汇集成恒久的公共救赎。

“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文革式的思维,已经谬种流传,唯有对这思维进行彻底清毒,“文革”才真的不会卷土重来。什么是“文革”思维?兹举其数端:血统论、武斗情结、领袖膜拜、栽赃污蔑扣帽子式批判、劫富济贫式泛平均主义、决不饶恕斗死斗臭的极端仇恨、从肉体上消灭观点异见者等等。揆诸日常生活的语言交际,上述思维流毒斑斑俱在,尤以互联网最为清晰可见。想到这里,识者自当悚然以惊,脊背发凉。

开展一场反思“文革”大讨论,为心灵澡雪、为思维清毒,是接下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须臾不可忘的。从国家到个人,从文化到体制,反思推迟得越久,对“文革”当事人、对社会对国家就越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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