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苏军当年在东北的暴行

还原苏军当年在东北的暴行

导语

抗战末期苏联出兵东北,助我击退日本。但同时,这些进入东北的苏军军纪极坏,曾给东北留下累累伤痕。本期专题即尝试简要回顾这段历史。

1、苏军在东北奸污我国妇女、抢劫百姓,造成东北民众恐慌

1945年雅尔塔会议后,斯大林决定出兵东北对日作战,试图恢复沙皇俄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

1945年8月,苏军在三日内以极小的代价驱逐了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此时,中国军队都远在南方,东北的日常治安由苏军来维系。起初,东北民众对苏军表示欢迎,可是从苏军进入东北开始,就有官兵开始放纵。他们不仅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而且骚扰中国百姓,特别是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造成东北民众的恐慌。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争夺东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伍修权被委派到东北执行任务,据他回忆,苏军在东北“有的纪律相当坏”:“苏联红军在东北国东北的部队,有的纪律相当坏,……在沈阳的大街上,时常见到酗酒的士兵。苏军卫戍司令部不得不用卡车巡查,将这些醉汉和破坏纪律者一一拉去坐禁闭室。”

苏军在沈阳的作为并非独例。分配在佳木斯的中共东北干部团第二大队副队长吕清回忆道: “苏军军纪不严,不得人心,最明显的事有两件:一是苏军的一些指战员,奸污妇女,在群众中影响很坏;二是把中国的一些大豆,船只、机器等东西往苏联运,群众很有意见,失去了民心。”(中共佳木斯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佳木斯市志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编、《佳木斯党史资料 第一辑》,1985年07月)

还原苏军当年在东北的暴行

图注:国民政府关于苏军在东北施暴的漫画

2、中方向苏军交涉,苏联解释:不得已拿刑事犯补充兵力,军纪无法改善

东北民众原以为赶走了日本人,就可以安享太平,但想不到得到的是鸡犬不宁,于是纷纷向东北抗日联军和入城的八路军诉苦,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热辽部队进入沈阳后,听到这些情况向苏军政治部提出交涉,苏军政治部答复说:“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惩罚违反军纪者。多的时候每天枪毙二十人以上”。同时解释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此外,“在与德军的激烈战斗中兵员大量死伤、造成兵员补充不足,战争后期将许多刑事犯补充到军队里。因此,军纪整顿不能充分进行,便枪毙部分品质恶劣者,勉强维持纪律。”(见伍修权、吕清回忆)时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的柳运光也有回忆:“关于苏军的纪律,我曾同在医院治病的苏军司令部领导讲过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我把统计的数字和材料拿给他看,他说,我相信这些不会假,可这事我一受理,一汇报,必然枪毙。都是些年轻人,仗打完了,是不是要枪毙?枪毙一个就少一个劳动力。”

苏军方面的解释显然无法让东北民众满意,吕清承认:“这样解释,不能服人,不能消除群众对苏军的坏印象”,也“弄得我们非常被动”,“我们不好向群众解释,不能自圆其说。”

还原苏军当年在东北的暴行

图注:苏联士兵以战利品的名义大量拆卸东北工业设备

3、碍于抗议,苏军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无意严惩奸淫抢盗的士兵

当然,苏军鉴于中方的抗议,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譬如佳木斯苏军卫戍司令部在得到中共干部反应的情况后,处理了违纪的士兵,并责成几位卫戍副司令轮流值周,检查军风军纪,情况有所好转。再如时任大连市职工总会委员长的唐韵超回忆:“这时的苏军在大连闹得很不象样子,奸淫抢盗什么都干,苏军士兵都带着枪,走到哪里谁也不敢拦挡。工人受害后便到工会讲,我就到驻连苏军警备司令部去,找司令高字洛夫反映情况。我对他说,苏军这样不行,中苏友好,苏军这种行为是不友好的!我们工会的解释工作:不好做,你得想办法。他问这种事很多吗?我说要数目很难,我是听到反映的。以后苏军在作风纪律方面抓得紧了,大和旅馆(现在的大连宾馆)前就镇压了一个苏军士兵,埋在广场像前花园里。”

此外,苏军还曾秘密邀请中共来协助维持地方治安。据当时负责大连公安工作的中共人员回忆:

“当初,苏联军队纪律很坏,苏军政治部向斯大林反映,斯大林下命令,制裁了一些人,以后的纪律不错。他们整顿纪律时,还专门征求我们对每个司令官的意见。高字洛夫曾有命令,在各个区、县都设有一名司令官,帮助维持地方治安,支持公安局的工作。大连解放初期,甘井子、沙河口和西岗区苏军副司令官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东北抗联周保中那个国际旅的人,但是他们佩戴的是苏联军衔。如沙河口的董崇彬是中尉,甘井子的刘玉泉、西岗的季喜林是少尉。他们虽然是苏联军官,但是听我们指挥。这几个分局就是通过他们接管的。”(《解放战争初期的大连公安工作》,赵杰、黄华,《苏联红军在旅大》,王佩平,孙宝运主编,P89)但苏军方面既然无意全面地严惩奸淫抢盗的士兵,这种协助维持治安的效果,自然也很有限。

4、毛泽东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

苏军在东北的烧杀抢掠,长期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有意掩埋,有些民众甚至因为讲述苏军恶行被打成右派。据姜万里在其《中苏团结旗号下的强迫失忆》一文披露, “讲苏联红军恶行的事”就是他的右派罪状之一。他进一步称,还有很多像他那样的蒙冤者:“一位姓栾,原是沈阳市政府车队的小车司机,鸣放期间他说了苏联红军暴行,被打成坏分子,投入劳动教养数年。”“一位Chen-shuxiang,沈阳市无线电机械厂技术员,当年21岁。鸣放初期他一直没发言,后来因为本单位一位同事讲了苏联红军抢劫和强奸妇女的事,批判者说他‘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团结’,主持人诡辩说那些犯下暴行的分子是十月革命俘虏过来的白匪兵。而Chen认为这是强词夺理,忍不住打抱不平,反驳主持人。”

但中苏分裂、时过境迁之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期间,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出兵东北时,也曾犹有积愤地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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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中苏友好时期的宣传画

5、苏军敢于如此作恶,是钻了国共内战的空子

苏联能够霸占东北,攫取远东利益,并如此为非作歹,当然源于“自身硬”,但若没有国共内战的大时代背景,其作恶也断不至于如此肆无忌惮。诚如吕清所言:“当时形势对我们确实不利。我很赞成方强同志向省委传达报告时,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分析。敌人强我们十倍,这不是夸大敌情,而是客观事实。我们对苏军应当一分为二。凡是他们能支持我们的,尽量支持。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暗中的,总是站在我们一边。他们占领了城市和交通要道,使我们争取了时间,这实质上是帮助了我们。……总的说来,苏军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主流是好的。”

而在蒋介石看来,中共的威胁远比苏联在东北夺取的权益更使他痛心疾首,所以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宣告正式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向毛泽东发出公开函,邀请毛来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虽然重庆方面对苏军在东北的恶性有相当多的宣传,但蒋介石并不希望因此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如何努力维持苏联在国共内战中的“中立”地位,显然要更为重要。

结语

谈苏军之恶,并无意说东北民众在日本统治下比在苏联管治下更好,因为用一种恶来证明另一种恶的“正当”,将使我们堕落。不能因为苏军是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东北,其恶行就可以视而不见。

编辑:黄家杨 出品:腾讯历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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