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斯病:谣言与恐慌

萨斯病(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的简称,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命名。国内也称做“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或“非典”,沿用的是早期不严谨的称呼)

是21世纪第一种新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为此发出了历史上首次全球警报。萨斯病的传染性和死亡率都不如历史上一些重大传染病,也不如30年来新出现的一些传染病,但是在短时间内所引起的世界范围的社会振荡和恐慌,却是前所未有的。

在面对未知新事物时由正常的恐惧感演变成非理性的恐慌,部分地是由于谣言引起,而谣言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恐慌,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萨斯病病原体还未被确定时,网上常见到有文章声称萨斯病毒是美国制造的生物武器,萨斯病是美国投的毒,分析得头头是道,让人将信将疑。一篇流行颇广的文章据称是“《真理报》消息”,其中引用“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院士卡雷辛柯夫”的话断言:“非典型肺炎是一种生物武器,极可能是从实验室里流出来,由于非典型肺炎是麻疹病毒与流行腮腺炎两种病毒的混合种,而这种混合病毒只有在实验室里才可以做出来,在天然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发生,所以他认定非典型肺炎是从实验室流出来的一种生物武器。”是否真有这么个俄国院士且不说,其断言非常容易证伪。如果萨斯病毒是麻疹病毒与流行腮腺炎两种病毒的“混合种”,那么萨斯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和后两种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必定存在高度的相似性(生物学上叫“同源性”)。萨斯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已经公布,麻疹病毒和腮腺炎病毒基因组序列也早已公布。任何懂分子生物学的人都可以把这三种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调出来做个序列比较,就可以发现萨斯病毒与后两种病毒都不具有同源性,绝对不可能是它们的“混合种”。

在萨斯病毒被认定为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其基因组序列被测定之后,网上又流传一篇“SARS的来源终于得到最终的证实”的文章,作者声称在萨斯病毒基因组中发现了一段“无用”核苷酸序列:GUUACUGAGGAUAAAGGUAAGAAAAUA(按:

这是RNA序列,若转换成通用的DNA序列,为GTTACTGAGGATAAAGGTAAGAAAATA),经过一番转换后,破译出它表示的是“MADE IN USA”(“美国制造”)。我想一般人都会把这当笑话——即使萨斯病毒真是人造的,也不至于傻到要去加签名,除非是想嫁祸于人。但是却真有人在文章中将信将疑地把这个谣言拿来当论据,足见它的“专业性”还有点欺骗性。事实上,在已公布的萨斯病毒基因组中,并不存在这段序列。我在基因数据库中做了检索,在已测出的所有生物的基因组中,也都不包含这段序列,相似程度最高的的119段序列,都不属于萨斯病毒。

还有人挖掘出一条去年2月份的旧闻,以证明萨斯病起源于美国。当时中外媒体都报道过一个美国人得“怪病”死了,据说其症状与非典型肺炎相似,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症状相似并不等于就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原体可以产生类似的症状,例如,多种病毒都能导致普通感冒。而且那个病例的症状也与非典型肺炎不同,它之所以被认为是“怪病”,是因为死者似乎得的是肺炎球菌引起的典型肺炎,但是在临死前却又出现脑膜炎症状:全身出现皮疹。而在萨斯病例中,没有一例有这样的症状。

还有人说,美国的萨斯疫情也很严重,怎么就没有人死亡?可见美国有“解药”!

有医学常识的人知道,对病毒引起的病目前并无“解药”(特效药),最有效的对付办法是靠注射疫苗预防,即使美国已经偷偷研制出了萨斯疫苗,也不可能偷偷进行全民注射。美国萨斯疫情其实并不严重,原先报告的200余例指的是“疑似病例”,后来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从中分出“高度可能病例”(类似于中国的“确诊病例”)。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可能病例”只有60多例。萨斯病死亡的因素主要是就诊太迟,因并发症而死亡。如果及早发现、及早就诊,是可以避免死亡的,而这方面看来美国做得比较好,更何况美国的医护环境和医疗水平都比较发达,这次为了对付萨斯病,连为了防止恐怖分子进行生物武器袭击的紧急指挥中心都用上了。

一种病菌或病毒要做为生物武器,应该具有靠空气传播、传播迅速、难以预防、致死率高、不容易变异等特点。这些特点萨斯病毒都不具备,不是一种理想的生物武器。那些炮制、传播、相信类似谣言的人都缺乏生物医学知识。

萨斯病毒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新型”的意思只是指以前没有被发现过,并非一定就是新出现的。它有可能是真正的新病毒,即从已有的冠状病毒突变而来。

但是许多专家相信,这种病毒在自然界中早已存在,原先寄生在其他动物身上,近来才转移到了人体。至于萨斯病毒的原来宿主是哪一种动物,则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当萨斯刚刚开始流行时,就有一种看法认为萨斯病毒可能来自某种野生动物,最近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研究人员也宣布从果子狸身上分离出一种与萨斯病毒高度同源的病毒,认为这种萨斯样病毒是人类萨斯病毒的前体。有些人因此怪罪为萨斯病是广东人什么都吃所导致,甚至呼吁禁止吃所有的野生动物(如最近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捕食任何种类的野生动物)。事实上果子狸自古以来在全国各地都被视为美味,不仅广东如此。何况现在果子狸人工饲养已相当成功,不仅供食用,也用于制作裘皮,许多地方都建了大型果子狸养殖场,已不完全是野生动物,而成了一种经济动物。呼吁禁吃所有野生动物不可能实现,也不合理。即使萨斯病毒的确来自某种野生动物,也不一定是因为吃它导致的,有可能是由于其他的接触或昆虫媒介的传播。从野生动物那里染上疾病毕竟只是偶发事件,不必因此对所有野生动物都敬而远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禁吃所有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不仅包括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也包括水里游的,渔民打捞来的海产是不是一概不能卖不能吃?中国海洋渔业是不是该就此完结?垂钓爱好者从江河吊来的鱼是不是也都不能吃?我们应该大力保护的是濒危、珍稀野生动物,这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不是因为担心被这些野生动物染上病——如果真有这种担心的话,合乎逻辑的推论反而是消灭这些野生动物以清除病毒的天然宿主。想借萨斯肆虐之机宣传环境保护意识,动机固然很好,但是不应该靠危言耸听吓唬人。

萨斯病毒也有可能来自某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家禽、家畜。有报道声称发现狗出现疑似萨斯症状,虽然这条消息并没有得到专家的证实,还是引起了恐慌。在一些地区,市民们把宠物遗弃在大街上,一些城市更以防止“非典”传播为由下了紧急打狗令,有的电视台甚至播出了执法人员拖狗、杀狗的场面。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萨斯病毒来自狗或能在狗中传播。鸡的嫌疑可能要大一些。日本生物资源利用研究所将萨斯病毒的序列与感染人、鸡、猪、猫、狗等动物的几种已知冠状病毒做了比较,推断萨斯病毒可能是由鸡的冠状病毒变异而来的。但是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萨斯病的确是鸡传播的,即使证实了,也没有必要亦无可能杀光所有的鸡,只有在发现萨斯在某个地区的鸡群中传播时,才需要屠宰它们以根绝传染源,像1997年香港禽流感事件中,香港政府下令屠宰香港所有的鸡。

有的人毫无根据地将萨斯描述或想象为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搞得人心惶惶。萨斯病毒主要以近距离飞沫和接触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可以说是相当低效的。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它能通过空气传播。从现有的数据看,萨斯病人在潜伏期不太可能具有传染性或传染性很弱。这两点表明萨斯病的传染性其实并不是非常强。在发现一个萨斯病人时,往往导致数十名、上百名密切接触者被隔离或做医学观察,从中发现被染上萨斯病的人数很少甚至没有,这可以说明萨斯病的传染性的确不强,比较容易控制。同样是呼吸道传染病,能够通过空气传播、在潜伏期有很强的传染性的流感、肺结核的传染性就要强得多。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在出现症状的前一天到出现症状后的一周内都具有了传染性,通过飞沫和微小分泌颗粒在空气中传播,传播速度非常迅速,在拥挤的环境中更是如此。在寒冷和干燥的条件下,流感病毒在体外的生存时间更长,因此每年冬天(12月-3月)流感都会流行。从世界范围来看,每年有3到5百万人因流感而病重,25到50万人死亡。在美国,每年会有10%到20%的人得流感,导致11万4千人住院治疗,3万6千人死亡。在发展中国家,对流感的流行病调查很不充分,不过其攻击性和死亡率可能更高。例如2002年在马达加斯加,在3个月内有2万7千人得流感,800人死亡。不过对多数人来说,患上流感不舒服一、两周即可痊愈,因此也就不觉得其可怕。肺结核则要可怕得多。肺结核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在带菌者咳嗽、打喷嚏、吐痰或说话时,结核杆菌便被散播到空气中。一个人只需要吸入很少量的结核杆菌就会被染上。如果不加以治疗的话,每个肺结核患者每年平均要传染10到15人。目前,全世界每年有近1%的人被染上结核杆菌,合计有多达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染上了结核杆菌,其中有5-10%的感染者会发病。每年大约有2百万人因肺结核而死亡。在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肺结核是一种全球性危机,如果不加强控制的话,从现在到2020年,将会有大约10亿人新染上结核杆菌,1亿5千多万人因此发病,3千6百万人死亡。

在全世界范围的萨斯病患者中,大约有8%已经死亡。不过由于许多新发现的病例还在治疗中,其结果不确定,因此难以计算准确的死亡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萨斯病的死亡率大约为14-15%。与一些传统的传染病相比,这个死亡率并不算高,例如天花的死亡率大约为30%,肺鼠疫的死亡率在50%以上。

鼠疫由于是细菌引起的,现在已经可以用抗菌素治疗,但死亡率仍高达15%。与一些近年来新出现的传染病相比,萨斯病的死亡率也不算高。例如在1967年首先在德国马堡发现的由病毒引起的马堡出血热,其死亡率达23-25%。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是埃博拉出血热。埃博拉是非洲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条河的名字,导致该病的埃博拉病毒在1976年首次在那里和苏丹发现。该病的潜伏期为2到21天,通过直接接触病人的体液传染,没有疫苗和特效药。在1976年6月和11月间,埃博拉病毒在苏丹感染了284人,117人死亡。在那一年的9月到10月,扎伊尔有318人被感染,280人死亡。在1979年苏丹第二次爆发埃博拉出血热。1995年,扎伊尔又再次大规模爆发埃博拉出血热,315人感染,244人死亡。1994年加蓬首次发现埃博拉出血热,在1996年2月到6月爆发。2000年秋天,乌干达北部也爆发了埃博拉出血热。不计算最近的病例,埃博拉出血热大约有1500名患者,1000余人死亡,死亡率约为50-90%,是人类已知最致命的病毒性疾病之一。

还有人极力对萨斯的死亡率轻描淡写。一位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声称,“目前北京的‘非典’病死率是4.8%,且呈下降趋势,这一数字大大低于重症流感的病死率”。据他说,重症流感的病死率为8%至10%,根据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年有300-500万人因流感而病重,25-50万人死亡。这个病重和死亡数字,并非特指某种“重症流感”(例如禽流感),而是泛指各种流感(基本上为普通流感)。

也就是说,这些病重者和死亡者,其病原体和那些病轻者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年老体衰、有其他疾病等等原因而病重、死亡。因此,在计算死亡率时,不能只把死亡数目和病重数目相比,而应该和所有患者数目相比。普通流感的死亡率不到千分之一,即使是1918年那场最致命的“重症流感”,死亡率也不过2.5%。如果我们也采用这位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发明的独特算法计算萨斯死亡率,只把死亡数目和病重数目相比,排除病轻者,那么萨斯的死亡率说不定可以算到100%。

自从萨斯病出现以来,即出现了种种食物、药物号称能够预防萨斯病的传言和广告宣传,食醋、枇杷、绿豆汤、板蓝根、中药汤剂、维生素、保健品、干扰素、丙种球蛋白、胸腺肽等等,五花八门,甚至出现抢购、哄抬物价现象。据说它们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抗病毒感染。其中某些药物,像干扰素、丙种球蛋白、胸腺肽,能参与、调节免疫功能,适用于原发或继发性免疫缺陷症(如先天性丙种球蛋白缺乏症、胸腺发育不全),有的对治疗病毒感染性病症有一定疗效,但是没有临床试验证明它们可预防严重病毒性疾病的传播,用于一般健康人群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其他的食物、药物则没有证据表明它们能增强免疫力,即使能够增强免疫力也未必能够预防萨斯病毒的感染。值得一提的是,萨斯病患者病重乃至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是由于免疫反应过于激烈导致的,因此目前在治疗时,常常使用激素抑制免疫反应。能预防病毒感染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注射疫苗,例如注射灭活的萨斯病毒或它的某个成分,使人体产生针对萨斯病毒的特异抗体。在萨斯病毒被鉴定出来以后,国内有机构声称在一个月内就能生产出萨斯疫苗。现在一个月已经过去了,却没了下文。事实上,要对一个疫苗进行有效性和副作用的临床试验,一个月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最乐观的估计,萨斯疫苗也要在一年后才可能研制出来,而根据萨斯病毒的结构设计、研制抗病毒药物,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饮用、注射某种号称能够防“非典”的药物,不过是起到一种心理安慰的作用,也可以说,它们是被做为安慰剂来使用的。做为安慰剂,本身应该无毒,但是这些“防非典”药物却有一定的毒性,由于饮用它们而中毒、甚至数百人集体中毒的报道时见报端。与无病乱吃药同样普遍的另一种恐慌行为是滥用消毒剂。在发现萨斯病患者之后,对患者所生活、活动的场所进行针对性的消毒,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普通居家和宽敞公共场所盲目地消毒则没有必要。病毒是一种寄生生物,没法在体外独立生存,在体外存活的时间不长(实验表明,萨斯病毒在干燥塑料表面上的存活时间能达两天,这已是大大长于其他冠状病毒),通过盲目消毒碰巧能够杀灭体外萨斯病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说在疫区采取这种极端做法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非疫区也这么做,则不可思议。有人也许会说,大规模的消毒虽然不能消灭萨斯病毒,至少也可以杀灭其他有害微生物,改善了环境卫生。但是消毒剂在消毒时并不具有针对性,不仅杀死了有害微生物,也杀死了有益微生物,而这些有益微生物对于保护环境卫生、维护生态平衡是至关重要的。滥用消毒剂还会使有害微生物产生抗药性,药剂残留物并能造成环境污染。一些常用的消毒剂对人的呼吸道粘膜和皮肤有刺激作用,甚至导致过敏。总之,不分场合地滥用消毒剂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都造成危害。

萨斯病做为一种能通过接触传染的传染病,对患者进行隔离、对密切接触者做随访和观察,以防止疾病的传播和及早发现、就诊,是很有必要的。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和其他国家的规定相比,中国卫生部的有关规定已显得过于严厉,但还可以理解为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但是一些地方的土政策,却毫无道理。有的地方规定对疑似病例的一般接触者、来自疫区的人员甚至他们的接触者,都强行隔离两周,在做医学观察时不仅测量体温,还要拍X光片、抽血检查,就都是没有必要的过激行为。如果拍X光片能够发现肺部阴影、抽血检查能够检测出抗体,被检查者必然已表现出明显的症状,可以视为疑似病例了,因此对没有症状的人做这样的检查乃是多此一举。现在虽然还不能完全排除萨斯病在潜伏期的传染性,但至少可以认定潜伏期的传染性不大,与可能的潜伏期患者接触的人更不可能有传染性。不分青红皂白地隔离没有症状的一般接触者、来自疫区的人员乃至他们的接触者,试图一网打尽,并非防止萨斯传播的可靠办法,它造成的社会恐慌,付出的社会成本,都高于出现个别的漏网之鱼。“宁可错关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并不是理性的态度。更何况,隔离扩大化还有导致交叉感染的危险,即由患者传染给一起隔离的健康人。

在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之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做出过激的非理性举动,是很困难的。这不仅要求我们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也要求我们具有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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