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2013之劳教制度

中国青年网 [微博] 2013-03-02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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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制度已被国人诟病已久,2012年11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文指出“现行劳教制度模糊,违反了《立法法》,已经陷入了不合法的窘境”。2013年1月7日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请问您觉得今年劳教制度有可能废除么?

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

应请求全国人大释法,明确现行劳教制度是否违宪。如属违宪,人大完全有权宣布废除,今年内可以办到。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系任教授):

应该废除,必须废除。非法之法即恶法,一如致孙志刚死亡的、已经废除的“收容审查法”。由国家制定的符合立法程序的法规,如果违背宪法原则,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亦为非法!所谓“劳教制度”曾经在历史上造成被劳教的“右派”大批饿死累死的惨剧,也在现实中致使许多公民蒙冤受辱,成为压制正当利益表达和言论自由、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且使权力不受监督、限制而得以恣意妄为,造成权力自身腐败、社会生态恶化的严重后果。

劳教制度是否有可能废除,既取决于立法者、执政者有无法律精神和“执政为民”的理念,更需要来自于公民的社会力量的监督和压力:对于非法之恶法,公民不仅有权利不予遵守,而且有责任进行抵制与抗争。在这一过程中,立法司法者与普通民众都需遵循宪法精神和社会公正原则,也需具有公民的勇气、智慧和能力。

刘军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废除劳教,天不会塌下来”。

劳教是阶级专政的产物。从这一点看,劳教是有宪法依据的,因为现行宪法规定中国实行专政。劳教是维护专政的政治手段之一。劳教是一个政治之恶,其主要功能是压制言论自由、阻止政治参与、限制人身自由,侵犯人权。发一个微博,批评所在地区的领导人、约朋友喝茶、穿一件文化衫、因冤情上访都可能导致被劳教。劳教违反法治。按照法治的要求,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人未经逮捕、审判都不能定罪,罪行应该法定。

如果劳教制度被取消,中国将会更民主,国人将会更自由,社会终将更有序。在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劳教在形式上废除很容易,全面废除很难,杜绝新的变相劳教更难。

秋风(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肯定能。劳教制度于法理不容,劳教制度于民意不顺。废除劳教制度已是学界共识,变革劳教制度已有地方试验。改革时机已完全成熟,高层既已表态,则改革也就指日可待。否则,政府失信,学界失望,民众心凉,所有人都不愿看待这种结果吧?

袁伟时(著名历史学家):

劳教制度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剥夺公民的自由,不经过法院审判,被“劳教者”不能邀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所谓申请复议,仍然由公安部门一手遮天,这样的制度是世界法制史上罕见的恶政。无论从道义还是程序正义看,这个制度已经完全没有存在的根据。民间怨气冲天,决策者会不会愚不可及、逆民意顽抗到底?我觉制定政策的官员的智商不致如此低劣,今年废除劳教势在必行。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有希望。正想你说的,劳教从根本上是一种蔑视人权,无视法制的非法囚禁。如果它算制度的话,也是非法的制度,极不人道的制度。这个制度只所以长期存在,就是因为地方政府将之当成了打击访民、迫害异己的有效手段,有的地方警察,甚至视为敛财的工具。这种制度存在一天,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制就蒙羞一日。这些年来,人们对于劳教制度的危害,认识越来越清晰,这个制度本身在国际上也越来越臭,连主流媒体都对之发出了发对声音。所以,在今年废除劳教,应该说水到渠成。废除劳教唯一的障碍,就是有关劳教制度相关的机构和人员的安置,由于这种体制性的困难,我们最担心的,不是这个制度能不能废除,而是借尸还魂,转成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刘亚伟(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劳教制度不仅是西方国家诟病中国缺少法治的一个主要因素,更是中国人民面对国家专政机器缺少法律保护和程序正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劳教制度的出台和执行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但在中国走向世界并且更多的拥抱普世价值的今天已经完全格格不入。因“孙志刚事件”取消《收容遣送条例》是“胡温新政”早期最主要的标志,取消劳教制度应该是“习李新政”的重要标志。从这个角度讲,应该尽快废除劳教制度。劳教制度如果不是法律国务院即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取消;如果有法律依据,那需要人大通过法定程序取消。如果劳教制度不能在今年取消,那只能说明既得利益部门有足够的影响力以维稳和国家安全的名义继续维持一个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可以随意长期关押一个公民的残酷的制度。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今年要在中国完全废止劳教制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劳教制度之所以“不合法”,是因为它已经从一个致力于弥补一般违法行为与触犯刑法、行政法行为之间空隙的惩罚工具,演变为一个随意滥用职权、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暴力手段。明确推进劳教制度的改革,实质上就是要进一步明确法律的边界,这也是中国强调实现“法治”的必须。但要废止劳教制度,同时要做好相应的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必须在底线意义上获得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保障。对于什么是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各种法律要给出明确定义。第二,刑法与行政法对于刑罚与行政处罚的对象及其行为范畴,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严格的界定。第三,行政处罚权力与司法处罚权力的权限要进一步明确,两者原有的模糊交集应当被厘清,两者之间的空隙要尽可能地弥合。第四,开辟公民兑现各种基本权利的制度渠道、创建公民与政府之间充分沟通的制度平台。第五,要建立起以强制性的社会服务、心理治疗代替拘禁人身自由的综合教育机制,以免在废除劳教制度后又衍生出一种为滥用职权提供土壤的畸形暴力处罚机制。

陈有西(知名律师):

我国限制人身自由的两种惩罚措施,一种是刑事判决的徒刑,一种就是劳动教养。一种属于刑事司法,一种属于行政处罚。执法权力渊源是不一样的。劳动教养最大的问题,是破坏了司法的对抗原理,没有经过起诉、辩护、自辩、公开审判、上诉、合议等一系列可以防止冤假错案和职权滥用的措施,由行政权单方面剥夺一个人的四年自由,等于中国有了可以不经审判就长期关人的警察权力。这是严重损害中国人权形象,也严重违反中国已经承诺加入的联合国相关人权公约的。

在立法权限上,中国的《立法法》也明确规定,只有国家法律有权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规范,行政立法权没有这个权。因此,劳教制度的废除是必然的。现在有人提出在《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案来取代这个《条例》,想从立法渊源上将其合法化,我是反对的。实质性问题,是没有经过合法公开的审判,任何人不得被长期剥夺人身自由。限制人身权生命权的法律后果,只有法院经过公开对抗辩论的审判后才能作出。行政权已经有了临时处置措施的权力,如《治安处罚法》规定十五天的行政拘留权,短期限制人身自由以强化行政权的法律已经有。如果《矫治法》只规定十五天,就变得没有意义;如果规定可以关押几年矫治,就变成了法院以外的警察权也可以长期单方决定关人,这显然是不行的。

剩下的问题是轻微违法现象,象卖淫、吸毒、赌博、无赖骚扰公务机关、不够判刑又不得不处理的社会长期危害者,怎么办。如果不采取社会管理措施,确实会影响到大多数人的权益和社会的秩序。我的意见是基本人权保护的角度,也不能以违法对违法,应当纳入法律的渠道解决。《刑诉法》修改已经加了简易程序的审判,任何要长期关押的人,必须由法庭作出最后决定,并保障他的法律救济权和获得审判和辩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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