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

避免无序的关键

在于组织资源多元化

如果回到当下,我觉得中国的变化到底是要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而且这里头也没有什么好坏可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得走一步看一步。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要在变革过程中避免我刚才讲的两个想避免的东西,一是避免无序,二是避免流血和暴力。道理很简单,要避免无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种多元的组织资源,任何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资源都是在超稳定和超不稳定之间反复振荡的。

当这个社会的组织资源高度垄断状态下,这个组织资源一旦解体,社会就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避免这个,不管是走改革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前提就是你有没有替代的组织资源,或者说隐性的组织资源,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一定要发展出一套公民社会,即便不完全是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带传统色彩的认同团体也行,比如封建制下就很难发生王朝末世的大动乱。你也不能说它有公民社会,但它有很多村社,甚至家族,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组织资源是非常分散的,不像我们中国上面一个朝廷,下面都是平民,而且中国的朝廷历来对非官方组织资源都是打压的。

大家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宗教战争,但是中国经常有很多动乱和宗教有关,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异端的思想,就是因为官方不允许非官方的组织资源存在。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很多人以前认为白莲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常成为造反者的信仰,就想当然地认为白莲教是一种革命的宗教,结果有些人专门研究了白莲教的经书,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白莲教是最鼓吹稳定的,最鼓吹顺从的,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最不革命的,或者是最反革命的宗教。为什么最不鼓吹革命的宗教还是闹出那么大的动静,原因就是当局不能容忍任何非官方的组织,只要你是非官方的,他就要把你整掉,不管你的主义到底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要避免无序,恐怕就得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只要原来组织资源是高度垄断状态,这个组织资源一旦出问题,社会就陷入无序,你是改革就是慢慢无序,你是革命就是快速无序,但这个无序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无序,就必须创造条件发展多元化的组织资源。

第二,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要有妥协精神,尤其是当权者要有妥协精神,最好是当权者有主动改革的精神。可是这个妥协精神和主动改革精神,不仅是中国,在世界上也是从它的利益考虑的。我不太倾向于简单地说某某国家的统治者就特别保守,某某国家的统治者由于受了某某思想的影响就比较开明。

我觉得所有的统治者当他倾向于妥协,甚至倾向于主动变革时,几乎都是基于两个动因,第一是如果变革了有比较好的预期,他相信不会受到清算,不会落到覆巢无完卵这样的下场。所以,现在有些朋友千方百计地要给官员一种意识,说这个变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你变了以后不但什么都不会损失,而且还会得到更多,会有大赦的,原来不合法的都会变成合法。等等。也许这的确是使他们愿意接受变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要夸大这个条件,而且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要使他们感到不变革的压力。

我们现在老想把这个压力也变成一种利益的诱惑。比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诱导改革的思路,说改革对你是有好处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改革提供的市场机会都是你的,一开始你就可以占得先机。搞市场经济你是先捞第一把,肯定对你有好处。还有一种说法,这个改革可以给你减少很多麻烦,如果不搞改革,你会承担很多责任,柴米油盐都让你管,一搞改革了,老百姓就自生自灭了,不找市长找市场了,除了腐败不干别的事了。这样讲就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不能使他感到有真正的压力,他不会仅仅由于利益的诱惑去产生变革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你再讲所谓的变革以后不会对你有妨碍,那实际上他在不变革的基础上,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资源,他为什么要去担这个心呢,我不变那就更没有妨碍了。

所以,一定要使他觉得不变革对他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呢?现在我们有一种很流行的见解,这些人不是想真的革命,但他们用革命来吓唬统治者,施加一种革命的压力,使统治者为了避免革命就愿意加快改革,这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观点。我觉得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提出不赞成告别革命的说法。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用革命来恐吓当权者,其实也有反作用的。

从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变革的路径来看,其实有另外一种施加压力的途径,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压力。这种双重压力是促使东欧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单独讲一下。

秦晖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学勤:告别或拥抱革命都是危险的

革命不可能像一些人的主观愿望那样,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

告别革命,首先要告别的是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为什么呢?

我觉得告别革命非常容易混淆,实际上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重大事情。我们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整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过一场启蒙,也有过一场对革命观念的再启蒙,到1989年以前大家形成的一个话语是,对历史上出现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种暴力的大革命要有一个批判和反思的态度。

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既是对上世纪80年代告别红色革命、暴力革命的一个继承,也是一个扭曲。因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悄悄兴起一个思潮,既有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等以往革命传统的告别,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改革还是革命。

李氏“告别革命”的话语是借着对传统历史革命的否定来抽空当下的革命危机,抽空这个危机底下人们对革命的讨论。

因为李氏革命话语在形式上跟我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最接近,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一家,我不断地重复讲不是一家。我不得不出来说我跟李氏告别革命是两回事,我要告别的是历史上的革命。

但对当下这个状况,我主观上认为要改革。如果不改革怎么办?那就是既没有改革也没有革命,这个状况就延续下去。这不是不可能。民众的底线没有到,继续拖下去,我们被拖掉了一代,再拖一代两代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由于信息化,信息的平面流通、横向流通越来越快,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的空间越来越小。革命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矗立在你的面前,你不正视也得正视。在这种时候,知识界应该承担对革命话语的辨析,而不是笼而统之,说我们告别革命或者我们拥抱革命,这两种都是很危险的。

如果不改革我们可能遭遇一种危机,而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束手无策,提不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而拥抱革命同样危险,不分青红皂白地拥抱革命,最后肯定拥抱一场大革命。这时候要仔细辨析,革命是不是就只有一种,是不是有多种,人们可以在革命话语当中做某种选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提出小革命1.0,中革命2.0,大革命3.0的细分的一个说法,供大家思考。

1.0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就是改变旧制度,改变统治集团。用鲁迅的话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大王旗底下社会是什么状况呢?就像邓小平曾经说的,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这叫1.0的小革命:仅仅政治领域发生动荡,不波及社会。

2.0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那就是经济上的诉求,包括贫富两极分化全部付诸革命手段来解决,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分工厂,分商店。

3.0大革命就是精神文化领域,与所有传统彻底决裂,塑造新人,铲除旧人,改造人性。

我最近知道一个新的情况,最早把托克维尔的革命和改革之间危险的关系引进中南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1982年《国外社会科学》有一篇文章就介绍了托克维尔的观点,那时候他的汉译本还没有出现,海内有识之士立刻注意到这篇文章,而且复印下来送给高层领导看。高层里面有些人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明白,革命是要区分的,要警惕的是哪一种,要告别的是哪一种。

我认为革命不可能像李泽厚的主观愿望一样,你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

我提出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革命当中有哪些是我们要准备面对的,有哪些是我们事先要说清楚,一定要防范,一定要警惕的。

朱学勤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著有《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帝国往事》《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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