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领袖如何改革政制

最新文章人民网 [微博] T·科尔顿2013-02-05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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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普京需要尽量背离自己的性格,要努力限制自己的权力,而梅德韦杰夫则需要对抗自己的内心,去勇敢地面对他的恩人。普京正站在民主的十 字路口,他们所面对的机会并不算好,但绝非毫无胜算。

尝试与错误

甚至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叶利钦就已经对外宣布将在俄罗斯推动名为“休克疗法”的激进市场化改革。这场改革开始于 1992 年 2 月 2 日,政府当时宣布废除对绝大多数商品与服务的价格管控。与之相关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允许非国有企业与个人从事贸易与商业活动,此类做法在苏联从二十世纪 20 年代起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认为是非法的。1992 年的下半年,又启动了工厂、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进程。

叶利钦深信,要将俄罗斯从危机引向“文明之路”,必须要有决定性的“改革突破”,而且要行动迅速。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建立西方式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这种改革所奉行哲学与中国 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所进行的渐进、阶段式改革大相径庭。在采纳“休克疗法”时,叶利钦从那些年纪只有三四十岁的学者专家那里获取建议,这些人比他整整年轻一代,从来没有在前苏联政府里担任过领导职位。他们当中最重要的当属根纳季·布尔布利斯(Gennadii Burbulis),一个民主派学者,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师。在布尔布利斯的建议下,叶利钦让一个非常年轻经济学家和期刊编辑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时年三十五岁) 来掌管经济改革,他从来没有在政府里担任过任何职位;1992年 5 月,盖达尔更是被任命为代总理。而同样年轻的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ii Chubais)则被任命为私有化的负责人。

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使俄罗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减缓了 90 年- 19 -代早期存在的一些诸如基本消费品短缺、食物配给和囤积居奇等尖锐的经济问题。但不久一切就便变得更加清楚了,市场之路将较之想象来得更为漫长,也更为崎岖不平,而且短期之内将面临巨大的混乱与艰困。当叶利钦在 1991年岁末宣布这一决定时,他曾预期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在一年之后就会结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复苏则将在 1992 年底开始。不幸的是,结果证明此 一预期太过乐观。

改革引发的混乱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所致。俄罗斯负担了苏联的全部外债(这些外债的大部分来源于戈尔巴乔夫时期),同时还有一个在后冷战世界需要缩减的庞大军工产业。无法满足的消费需求加之价格的自由化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得许多家庭的生活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最令人沮丧的是,俄罗斯的经济产出年年下滑——1992 年下降了 15%,1993 年是9%,1994 年 13%,1995 年 4%,1996 年则是 3%。

同前苏东集团国家出现过的经济衰退相似,俄罗斯经济下滑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实际上衰退相较之前的预期多延续了好几年,对此叶利钦和他的领导团队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改革计划本身草草而成,出台过程非常匆忙,在休克疗法开始之前,俄罗斯几乎不存在任何支持市场经济的体制及监管机制。随着生产的下降,政府收入也跟着下降,而这进一步又导致了高额财政赤字及福利缩减,而这些福利本来可能会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不那么糟糕。在其十年任期最后阶段的退休讲话中,叶利钦也不得不承认改革计划尽管在最初“看似简单”,但执行起来却“被证明异常痛苦和艰难”。他曾一度相信“只要一跳,再加一击,我们就能够从那灰暗、停滞、集权的过去摆脱出来,进入光明、繁荣且文明的将来”。但实践与此完全相反,“一次跳跃并不足够达到目标。我在某些方面显然有些天真。有些问题被证明是异乎寻常的复杂艰难”。结果并不是稳健地迈向西化,而是“通过试错的方式艰难前行”。 如他本人认为的那样,“很多人民”,叶利钦继续补充道,“在这种不断的尝试中受到了深深的伤害。”[10]

经济改革受挫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反对激进改革的政治力量势力大增。他们有些属于社会草根,有些来自知识阶层,但对叶利钦而言最具威胁的反对力量仍来自于政治精英内部,尤其是俄罗斯联邦的立法机构。叶利钦曾从 1990 年 5 月开始担任俄罗斯议会的议长,直到 1991 年 6 月当选为总统之前,他一直保有这一职务。此后俄罗斯议会的议长是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一个来自车臣的经济学教授。他最初是叶利钦的盟友,但逐渐对改革表示怀疑,到了 1992 年年中,他已经直言不讳地成为了改革的反对者。哈斯布拉托夫不但享有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也有来自那些在 1993 年 2 月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 Communist Party of theRussian Federation) 的左翼人士的支持,甚至还获得了叶利钦自己的副手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前阿富汗战争英雄的支持。到 1992 年岁末,叶利钦被迫放弃了其任命的政府代总理盖达尔,转而接受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这样一个非常能干,曾在前苏联石油工业部门担任过老资格行政官员的人作为他的内阁总理。布尔布利斯也在此时离开了政府。

叶利钦与议会之间的紧张在第二年达到了顶点。3 月,议会议员们尝试罢免叶利钦,结果距离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只差 72 票。在与哈斯布拉托夫达成协议之后,叶利钦在4月份面向全俄罗斯发起了公投,公投提出了对领导层和改革过程的信心等方面的四个问题。

叶利钦在公投的所有四个问题中都获得了胜利,并任命一个特别小组为俄罗斯起草新宪法——与此相对,俄罗斯议会则制定自己的宪法版本。1992 年 9 月 21 日,在迟疑了数月之后,叶利钦最后终于签署了法令,宣布解散议会,同时命令在 12 月进行新的议会选举。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以及支持他们的议员占领了白宫大楼并设置障碍保护,10 月 3 日,冲突在莫斯科街头爆发,数百人在冲突中身亡。10 月 4 日,叶利钦命令士兵和坦克攻打白宫,强迫占领者离开,并逮捕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他们的主要支持者。选举按计划于 12 月 12 日举行。最后一刻,叶利钦决定在选举中增加一项颇有风险的有关宪法草案的公投,新宪法草案中,绝大部分权力将被赋予行政部门而不是立法机关。宪法在公投中顺利通过,同时选举产生了新的两院议会。叶利钦似乎赢得了两年来他一直寻求的胜利。

虽然赢了,但胜利者并不能令人满意。叶利钦在情绪方面一直存在问题,早在掌权之前,他就经历过很多心理上的起起落落。当面对如 1987 年 10 月他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那样在政治失败的时候,他倾向于退回自己的小天地舔舐伤口,而拒绝与其他政治伙伴有任何联系。在他与议会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在面对激烈地冲突与不确定的未来时,他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不过有些反常的是,叶利钦即便在赢得政治胜利之后,随着庆贺时刻的过去,他在情绪上仍然会非常脆弱。2002 年,在与笔者的一次交谈中,他解释说,在这样一些时刻,他会感到“低沉”或“呼吸不畅”,并不真的“抑郁”。部分原因是在高度动员和紧张之后的疲劳所致的反应,部分则是由于他希望给予其他政治领导人一个机会来找他这个胜利者,并且提出符合他的条件的合作建议,当然也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需要考虑自己在未来的选择。在转型的背景之下,他经常要面临非常痛苦的抉择。而他又肩负着要按照自 己的设想来确定国家发展方向的巨大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抉择就变得更为痛苦了。[11]甚至 1993 年 12 月份的选举和公投对叶利钦来说也是喜忧参半。尽管他支持的宪法得以通过,反对他的政党失去了对国家杜马,即新选出的下议院的控制;但由极具煽动性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Zhirinovskii)领导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政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新成立的杜马最早通过的法令之一,便是 1994 年 2 月,同意对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和其他在 1993 年 9 至 10 月间反对叶利钦的领导人,以及 1991 年 8 月的政变策划者,实行大赦。

正因为如此,叶利钦的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VyacheslavKostikov)在 1994 年经常看到他的“超级总统”坐在一张光秃秃的桌子旁,若有所思。科斯季科夫认为,当叶利钦逐渐认识到俄罗斯的根本问题将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有所解决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内在的支柱”。他在1991年至1993年亲手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要求他面对并且回答这些问题,也只有他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在我的印象里”,科斯季科夫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当叶利钦面对他在宪法中强行侵占的如山的责任时,他有些迷失了”。[12]1994 年 12 月开始的车臣战争使叶利钦与许多的自由派人士分道扬镳,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关系上都是如此。这些自由派在叶利钦权力升迁以及宏大改革措施启动时,一直站在叶利钦一边。

叶利钦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爱好也和他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那便是酗酒。叶利钦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工作的时候,就经常过量饮酒,尽管这并没有影响其完成工作任务。在莫斯科,特别是随着他的生活压力加大,叶利钦开始豪饮。“我逐渐认识到”,他后来承认,“酒精能够迅速帮助舒缓压力”。[13]虽然叶利钦的酗酒在俄罗斯领导层是公开的秘密,但他的这一习惯到 1994 年才进入了国内和国际舆论的视线。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 8 月 31 日,当时叶利钦在柏林见证最后一批驻德俄罗斯部队的撤离。由于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叶利钦摇摇晃晃地指挥起市政厅前面的德国警察乐队。他的七个助手曾偷偷写信给叶利钦,请求他少喝点酒。叶利钦确实接受了部分建议,但那是在这个习惯引发了危及生命的身体危机之后才开始的。叶利钦分别于1995 年 7 月、10 月和 12 月心脏病发作,每次离开医院病床之后不久又不得不开始工作。

情绪波动并不意味着叶利钦不能在他的一号楼内做出决策。在其第一个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叶利钦都是一个颇有效率的领袖。他以务实的精神处理绝大多数问题,必要的时候也愿意更改不适当的决定,比如叶利钦就曾承认他用武力方式解决车臣问题的尝试没有成功。他的经济政策也较为灵活。无论成功与失败,他都愿意承担责任。他将相当部分责任下放给行政部门的下属官员去执行,对于那些杜马议员等官僚部门之外的政界人士,叶利钦则综合运用个人魅力、小恩小惠、特权及胁迫等方式来笼络他们。

叶利钦强烈相信治理俄罗斯的责任就在他个人身上,他不愿意经常性地召集任何小组来制定集体决策。与此同时,他也能够听取和接受来自不同背景的幕僚、密友或临时召至克里姆林宫的专家们的建议。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他支持在大众媒体上就相关问题进行公开讨论,而且对于批评几乎从不反击。1994 年,他批准创建俄罗斯的第一家私人电视台独立电视台(NTV)。这家电视台属于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ii)——俄罗斯首批“寡头”之一。“NTV”对车臣战争进行了激烈抨击,每周日这家电视台会播放一档喜剧节目“木偶”。这档节目毫不留情地嘲弄叶利钦,讥讽他的政策以及个人习性喜好。叶利钦不喜欢“木偶”这档节目,在看了开头几集之后就再也不看了,不过他也没有对节目的播放进行干涉。 叶利钦的施政风格变化多样甚至自相矛盾。他对自己能够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个民选领导人深感自豪,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民主派。但人们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苏联时期典型的党委领导身上特有的痕迹,比如在人事任免(聘用与解雇官员)方面有些随意,喜欢以口头而不是书面方式交流。一个从90 年代中期就跟随他的总统顾问在一次访谈中评论道,尽管他本人赞赏总统的贡献,但他也指出,叶利钦在承担“就有关紧急问题作出决策的权力与义务时”,不太顾及规则程序,他具有典型的“州委第一书记的心理状态。”[14]不过,叶利钦领导风格的另一面只能被称作为是专制君主。他的个性带有沙皇风范,在撤回自己的决定时从来不会疑虑,同时他也喜欢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慈父形象。如果碰到了恶劣的下属或官僚工作不称职时,普通老百姓可以从他那里寻求帮助。年纪轻轻就担任下诺夫哥罗德州(Nizhnii Novgorod)州长后来又在叶利钦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被擢升为内阁重要官员的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曾用“一个不错的俄国沙皇”来形容叶利钦。在涅姆佐夫看来,叶利钦尽管有时非常严厉,但却总是将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

重新振作与衰落

叶利钦 1991 年当选后的五年总统任期定于 1996 年 7 月结束。如果想继续保住自己的办公室,他必须出来重新竞选。根据 1993 年通过的新宪法,新总统任期将会是 4 年。对于是否参与此次总统大选,他曾犹豫不决。直到1995 年岁末,他决定还是试一试,不过在杜马通过了谴责 1991 年的“别洛韦日协议”的议案之后,他又有了另外的想法。包括总侍卫官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Aleksandr Korzhakov)在内的保守派顾问敦促叶利钦取消选举改由行政命令统治若干年。3 月 17 日,叶利钦曾尝试草拟过类似这一建议的法令,但第二天,他打消了这一念头并决定投身选战。 叶利钦开始竞选活动时,他的民调远逊于他的对手。当时在准备投票的俄罗斯人中,只有大约 5%的人支持叶利钦。不过民调也显示,在那些尚未确定立场的选民当中,他拥有 40%的支持率,这意味着如果此项信息准确无误的话,他仍有可能赢得大选。叶利钦全力以赴去拉选票,由丘拜斯领导的竞选班子运筹帷幄,帮他出谋划策。他获得了苏联解体后大多数新兴力量群体的支持,其中包括新的私人商业精英,以及那些控制大众媒体的老板等,俄罗斯人大多都从他们这里获得政治信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久加诺夫(Gennadii Zyuganov)——一位老牌政客,新成立的俄联邦共产党的主席, 以及亚历山大·列别德(Aleksandr Lebed)——一位个性鲜明的军队将领,他以“法律与秩序”为其主要竞选诉求。叶利钦则强调将继续经济改革,同时强调将来的改革既要更多考虑那些在改革中受到不利影响的俄罗斯人的需要,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反弹。在竞选大战中,叶利钦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有针对性地给部分群体改善物质条件,例如给教师,退休金领取人员和军工企业的工人增加工资等,他也承诺将中止不受欢迎的车臣战争。媒体将叶利钦描绘成一个心肠慈善勇于悔过的俄罗斯国父形象。叶利钦则竭尽所能,走遍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以及西伯利亚与选民见面,并在竞选旅途中对当地百姓与政府做出各种财政补贴的承诺。

到了 4 月中旬,叶利钦几乎弥平了与久加诺夫的差距。在 6 月 16 日的第一轮投票中,叶利钦获得了 36%的选票,领先于久加诺夫的 32%以及列别德的 15%。在两个领先者叶利钦与久加诺夫于 7 月 3 日展开第二轮较量,叶利钦以 54%对 41%的选票轻易战胜久加诺夫。在 8 月的第一个星期,叶利钦宣誓就任总统,开始了第二个任期。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叶利钦未能在新任期开始时履行竞选中的承诺。

实际上,在两轮投票之间,他再一次遭遇了严重的心脏病,此次必须通过心 脏搭桥手术,才能挽救他的生命。俄罗斯医生在 1996 年 11 月为其动了手术,但叶利钦的康复过程颇为艰难,直到 1997 年 2 月才回到克里姆林宫恢复工作。手术后,叶利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以保持健康,除了戒酒之外,他遵守了其他的一切医嘱。但 1998 年至 1999 年间,叶利钦仍是医院的常客(治疗肺炎,胃溃疡以及其他疾病),他喜欢下午早早离开克里姆林宫,也喜欢长期度假。总之,病后的叶利钦从未能够恢复到以前的精力水平。叶利钦工作能力的下降迫使他将自己的幼女塔季扬娜·季亚琴科(Yatyana D’yachenko)带到克里姆林宫,并在一系列国家事务方面采纳她的建议。

1997 年,叶利钦在政治上采取了攻势,他任命两个年轻的改革者丘拜斯(Anatoly Chubais)与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担任第一副总理,他们挑战性地出台了新一轮的改革措施。碰巧在 1997 年,俄罗斯经济出现了自80 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增长,尽管增长率只有不到 1%。1997 年叶利钦采取的另一项缓和政策,是与车臣政府签署了和平条约,条约使得俄罗斯军队能够从车臣撤回,却也给予了车臣事实上脱离中央控制的自由。

到了 1998 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又迫使叶利钦重新采取守势。这次危机 是由全球性金融危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危机所引起的,但在俄罗斯,危机加剧了政府长期债务与预算赤字。而且危机也与叶利钦在其总统任期的剩余时间关心的另一大问题——寻找继承人——相伴相随。

叶利钦已经对切尔诺梅尔金领导解决俄罗斯经济问题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尽管他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但他还是认为切尔诺梅尔金不适合担任下届总统。最终在 1998 年 3 月他决定解除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职务,并提名谢尔盖·基里延科(Sergei Kiriyenko)为新总理。此人是一个有管理私人企业经验且与切尔诺梅尔金的前任盖达尔在改革的倾向性方面非常相似的年轻阁员——在叶利钦威胁如果他的此项提名没有通过,就将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的情况下,杜马才勉强同意了这项任命。很快由于卢布贬值、俄罗斯无法按时偿还外债,基里延科被迫于 1998 年 8 月辞职。此后叶利钦想把切尔诺梅尔金重新找回来,但杜马这次不买账。他必须在这项人事任命上妥协,于是他被迫提名前外交部长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ii Primakov)担任新总理,他是一个老派的左翼人士,同时也曾是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政治局成员。

此时的叶利钦政治处境堪忧。

糟糕的经济形势使得他的支持率降到了创纪录的新低。俄罗斯与车臣的关系也在恶化,犯罪集团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已经控制了车臣并威胁将他们的影响扩展至北高加索地区。最糟糕的是,在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推动下,议会根据 1993 年宪法第 93 条指控叶利钦,试图罢免他的总统职位。1999 年 5 月,杜马就五项对叶利钦的指控进行听证:叶利钦通过“别洛韦日协议”非法摧毁了苏联;在 1993 年对俄罗斯议会的镇压过程中,叶利钦犯有教唆谋杀罪;在车臣问题上,他越权行事;他蓄意破坏俄罗斯军事力量;最后,他导致了对“俄罗斯人民的种族灭绝”。叶利钦对指控进行了激烈反击,结果在 1999 年 5 月 15 日的最后投票中仅以微弱多数胜出。按照俄罗斯宪法第 93 条,要就任何事项对总统实施弹劾,必须首先获得杜马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也即 300 张赞成票。尽管有 294 位议员至少赞成五项动议中的一项,不过没有一项动议获得了足够的支持。有关车臣的指控获得了 283 张赞成票,有关 1993 年事件的指控是263 票,有关“别洛韦日协议”的是 241 票,有关军队的是 240 票,最后有关种族谋杀的是 238 票。显而易见,叶利钦在议会不受欢迎,不过此种不受欢迎尚未达到将叶利钦撵下总统宝座的程度。[15]

叶利钦的反击还包括对总理人事的再次重新洗牌,只有此次才是真正按照他自已的意愿进行的。5 月 12 日,也就是有关他的罢免案投票的前三天,叶利钦解除了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位并任命谢尔盖·斯捷帕申(SergeiStepashin)为代总理。斯捷帕申曾在司法部门工作,持有自由派观点,从 1998年以来一直担任内务部长。在叶利钦威胁除非此项提名获得通过,否则他将解散杜马之后,斯捷帕申的任命才在 5 月 19 日得到通过。[16]不过他的总理任期是历任之中最短的一个——只有 12 个星期。叶利钦对斯捷帕申在面对车臣分离主义采取军事行动时表现出的软弱无力有些失望,斯捷帕申未能为即将于 1999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杜马选举做好充分准备也令叶利钦不快。结果,在 8 月 9 日,叶利钦做出了最后一次大调整,他解雇了斯捷帕申并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继承了前苏联克格勃衣钵的单位——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取而代之。叶利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宣布他希望其挑选的内阁总理能继承他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元首的职位。叶利钦说,普京在他离开之后能够“团结巩固社会”并“继续俄罗斯的改革大业”。普京的任命在 8 月 16 日获得通过,俄罗斯的叶利钦时代迅速走 向终点。

普 京

表面看来,普京与叶利钦是一对特殊的伙伴。普京 1952 年出生于战后的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虽然普京的父亲(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生于 1911 年)比叶利钦的父亲(生于 1906 年)仅小 6 岁,但他比叶利钦年轻了整整一代。普京是个喜好运动的人(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柔道),他很少喝酒,同时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普京德语流利,是列宁以来第一个能说一门流利外语的俄罗斯领导人。他的专业是法律,这一点与戈尔巴乔夫相似但不同于叶利钦。与戈、叶二人都不同的是,由于普京喜欢勇敢的苏联特工在海外的传奇故事,打孩提时起就梦想为克格勃的海外情报机构 工作,并在九年级的时候满怀赤诚地希望成为一个克格勃分局的志愿者。[17]

普京大学毕业之后才正式于 1975 年成为克格勃的一员,此后不久他成为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克格勃的红旗学院(Red Banner Institute)接受了一年情报收集的高级训练之后,普京于 1985 年被派往克格勃在东德的德累斯顿市(Dresden)的分支机构工作——这是一次提升,尽管不如获得派往西德的职位那样来得荣耀。在东德,他亲眼目睹了共产主义制度的衰朽与崩溃。1989 年在柏林墙即将倒塌之前,一群东德人正威胁要围攻克格勃在德 累斯顿的总部,当普京向他的上司汇报时,“他们告诉我说,‘没有莫斯科的同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莫斯科什么都没有说’。从此之后,我开始认识到国家(指苏联)再也不存在了”。[18]

普京在 1990 年初重返列宁格勒,仍在克格勃工作(军衔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不久被延聘为列宁格勒大学国际联络部部长。同年夏天,普京开始为曾担任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学教授、时任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的索布恰克(Anatolii Sobchak)工作。[19]

索布恰克是个自由派,同时也是最后一届苏维埃跨地区小组中非常重要的一员,在叶利钦看来,普京与他的关系不但是正面积极的,而且也说明普 京的政治观点比那些典型的克格勃官员更为复杂。1991 年 6 月,当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那时重新命名为圣彼得堡)市长之后,他任命普京为副市长。普京曾在 1990 年致信给克格勃请求辞职,但对他的请求克格勃没有回应。最后他在 1991 年 8 月即政变时脱离了克格勃,普京的党员身份也同时失效。叶利钦是以抗争者的姿态脱离了党,而对普京来说,“则是党离开了他。”[20]普京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成为索布恰克的左右手。他最初主管对外事务,包括鼓励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来列宁格勒投资,从海外购置商品与服务,吸引游客,以及与国外外交人员和基金会打交道。1994 年,他被安排负责司法与媒体事务。“普京在幕后操控一切,被誉为索布恰克的心腹谋士(Eminence Grise)”[21],并且帮助协调市长与市议会之间的分歧。与外国投资者及城市发展项目商人打交道给予了普京不少个人致富的机会,但是“没有发现能指控普京腐败的严肃证据。”[22]1995 年,普京参与了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的竞选活动。第二年,他担任了索布恰克竞选连任总部的联合主席。当索布恰克输给了另外一个副市长雅科夫列夫之后,普京拒绝在雅科夫列夫政府任职。离职以后,他开始撰写有关地区经济的博士论文,1997 年在圣彼得堡的采矿研究院完成了这篇论文的答辩。[23]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普京收到了一个工作邀请,从而走上了新的政治轨道。

这个工作邀请来自时任莫斯科叶利钦总统办公厅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博罗金(Pavel Borodin),从 1996 年 6 月到 1997 年 3 月,普京担任博罗金的副手。接下来他又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的副主任兼办公厅监察局局长——一个监督非法行为的政府机构。1998 年 5 月,他被提升为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负责处理与各州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列宁格勒的工作经验派上了用场。只过了两个月,普京就取代失去叶利钦信任的尼古拉·科瓦廖夫(Nikolai Kovalev),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次年 3 月,总统任命普京兼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一职,这是一个协调那些主管俄罗斯内政外交等不同部门之间关系的机构。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普京火箭般地从一个失业者成长为一名执掌俄罗斯国家大权的政治精英。叶利钦并没有忽略普京对于他在圣彼得堡的旧上司索布恰克的忠诚。索布恰克自 1996 年以来,就被警方指控他在圣彼得堡任职期间存在腐败问题。正是普京帮助索布恰克在 1997 年出国接受治疗,然后又帮助他在 1999 年顺利返回莫斯科。2000 年 2 月索布恰克死于心脏病,普京参加了他的葬礼并洒泪相祭。1999 年春,普京对叶利钦表示出相似的忠诚。当时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Yurii Skuratov)发起了对博罗金所领导部门的贪腐指控的调查,而普京介入了对博罗金指控的反击行动。在普京以声明的方式证实了一段展示总检察长在床上与两个妓女鬼混的录像的真实性之后,斯库拉托夫被迫辞职。如叶利钦 1991 年以来一直习惯做的那样,在挑选普京担任政府首脑时,

他寻求的是行政效率与沟通能力。不过,这次叶利钦还希望指派一个总统继 承人,就此而言,他有两个主要动机:首先,新总统必须是某个不会背叛叶利钦本人的人——就此而言普京在处理与索布恰克关系时的所作所为令人放心。其次,对叶利钦而言更为关键的是,他的继承人必须能够纠正叶利钦自己在总统任期内的某些过分做法。[24]叶利钦是个现实主义者,愿意进行自我反思与批评,这是叶利钦身上长久以来特有的力量所在。叶利钦的这一特性在挑选普京做接班人一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混乱之后,俄罗斯亟须稳定,因此它的新领袖需要有能力为俄罗斯带来稳定与团 结。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谈及他 1998 年所做的一次人事更替,其中似乎预言到了 1999 年普京为何被青睐。在这篇回忆录中,叶利钦非常好地总结了挑选普京时他的所思所想与条件,他写道,“我已经认识到这个国家需要一些新的社会风尚,需要一副能够强化政治结构权威性的钢筋铁骨。我们需要一个有思想,有民主作风,具有创新精神,同时像军人一样立场坚定的人。第二年这个人确实出现了……他就是普京。”[25]

叶利钦的记录表明,当他在 1999 年 8 月告知普京他的决定时,普京表示主要担心自己会厌恶“选举斗争”——此时即将到来的杜马选举显然占据了他的头脑。[26]

而普京的相关记载则表明他与叶利钦的谈话强化了他对俄罗斯面临的安全问题与国家脆弱性的警觉。普京与叶利钦对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都感到不安。1999 年 8 月初,在军阀巴萨耶夫的率领下,数千名车臣分离分子组成的非法武装入侵了邻近车臣的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在那里,达吉斯坦的部分分离势力帮助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共同对付俄联邦军队。9 月中旬,巴萨耶夫的非法武装被赶出了达吉斯坦,但此时车臣及邻近共和国的极端分离势力已经在好几个城市制造了恐怖炸弹袭击,近三百人在袭击中丧生。普京由此得出结论,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如果不加控制任其发展,俄罗斯南部边境面临的威胁可能会像前苏联及南斯拉夫所经历的那样,导致俄罗斯解体。“我对八月份非法武装袭击达吉斯坦形势的评估是,如果我们不迅速阻止(袭击),当前意义上的俄罗斯国家就将不复存在。”[27]

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使命感,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理。他施政的首要目标就是领导俄罗斯重新恢复对车臣的控制。叶利钦一反过去将安全事务牢牢抓在手中的做法,将其悉数交给他的总理去处理。普京对车臣战争发表战略性声明,督导战斗实施,通过简短有力的讲话来凝聚民心。普京表示,打击分离分子的行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如果他们不投降,那他将把他们“从厕所里面撵出来。”俄罗斯空军 8 月底开始轰炸车臣;10 月初俄罗斯地面部队和武装进入车臣,这是 1997 年以来的第一次。到 12 月,车臣首都格罗兹尼已处于包围之中,最后俄罗斯在 2000 年的 2 月 2 日重新控制了格罗兹尼。

普京并没有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车臣问题上。他同样关心那些被忽视的社会问题,比如普京利用 1999 年初开始的经济与预算形势好转的机会,有效提高了老年人的养老金。俄罗斯在社会情况方面的改善,车臣战争的顺利,加上人们对普京谈话时那种实事求是口吻的钦佩,使得普京在俄罗斯几乎是一夜之间声名大振。就像俄罗斯几大民调显示的那样,8 月中旬,普京的支持率为 31%,9 月份便升至 53%,10 月份是 66%,11 月份 78%,到 12 月和 1 月份已升至 79%。这一新近建立的威望使得普京能够对新一届杜马选举施加影响。而俄罗斯名义上的总统叶利钦对于此次选举,却谨慎地避免介入。在“团结”的旗号之下,一个由职业官僚、地方州长、“技术专家”等组成的亲克里姆林宫的选举团队在 9 月份就已然成型,即“团结”联盟。它的领导人是自 1990 年起就担任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的令人尊敬的谢尔盖·绍伊古(Servei Shoigu)。普京在 11 月 24 日“团结”联盟的支持者的集会上,对记者讲了两句话。他说,“就‘团结’联盟而言,我不能表明我的政治偏向(指支持),因为我是政府总理。但作为一个公民,我将把选票投给它。”“团结”联盟的组织者相信普京的讲话可能使他们的总得票数增加十多个百分点。[28]12 月的最后投票结果显示,“团结”联盟得到了 24%的选票,相比俄共产党只少了一个百分点。

当新杜马在 2000 年 1 月开始召集的时候,“团结”联盟很快便在议员当中获得了实际多数。

在赢得了杜马选举的突破性胜利之后,叶利钦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也就是二十世纪千禧年的最后一天,对俄罗斯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将辞去总统职位,并任命普京为代总统,此时距离他的任期结束还有八个月的时间。也正是在此次讲话中,叶利钦为 90 年代俄罗斯遭遇到的衰退与失败道歉,并请求社会谅解。此时,有近 60%的选民已不太顾及普京与叶利钦的联系,在民调中表示他们打算选举普京担任俄罗斯的下一任总统。在民调如此领先的情况下,普京在他克里姆林宫的新办公室为将要到来的总统选举所要做的仅仅是“不竞选”,也就是继续展示他的领导才能,但要避免犯大的错误。 宪法规定在总统逝世或退休之后的三个月之内将进行新总统选举。选举如期于 2000 年 3 月 26 日举行。普京在第一轮选举中击败了八个对手。他获得了53%的选票,几乎与叶利钦在 1996 年第二轮选举中所得选票一样多,而那次叶利钦只有一个对手。2000 年 5 月 7 日,普京宣誓就任俄罗斯第二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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