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领袖如何改革政制

最新文章人民网 [微博] T·科尔顿2013-02-05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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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普京需要尽量背离自己的性格,要努力限制自己的权力,而梅德韦杰夫则需要对抗自己的内心,去勇敢地面对他的恩人。普京正站在民主的十 字路口,他们所面对的机会并不算好,但绝非毫无胜算。

原载 《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

【内容提要】政治领袖是苏联和俄罗斯政治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俄罗斯政治文化一直偏爱强势而有个性的政治领袖,从 1917 年以来的苏联领袖大多都秉持了这一特点。改革派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由于自己的优柔寡断而丧失了对于改革乃至国家的控制,而与其个人风格和成长经历迥异的叶利钦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斗争,最终成为了新生的俄罗斯联邦的领袖。他推动俄罗斯进行了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希望使俄罗斯走上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文明之路”,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政策方面的失误,这一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他是俄罗斯第一任民选总统,但叶利钦自相矛盾的执政风格、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诸多生活上的不良习惯都令人诟病,他虽然赢得了竞选连任,但由于身体原因和杜马掣肘,很难有所作为。在经历了复杂的甄选之后,他选择了普京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且帮助普京顺利当选。有克格勃背景的普京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和无比坚韧的性格的领导人。在接任总理之后,很快凭借自己的超群才能,解决了车臣问题,并且有效提高了社会福利,从而迅速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执政之后,普京很快推动了俄罗斯政治制度新的“转型”,他通过除了暴力之外的一切手段强化国家权力,打击“寡头”,取消地方选举,限制独立媒体,通过“西罗维基”掌控权力,最终使整个政权集中于自己的手中,形成了被称为“可控民主”或“主权民主”的普京体制。在八年任期结束后,普京拒绝了第三个总统任期,而选择了一项略显复杂的政治安排。将总统职务交给自己的亲信梅德韦杰夫,本人则以总理和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的身份继续参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头制”政权,直到 2012 年重返克里姆林宫。随着时代的变迁,俄罗斯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普京的重新执政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改革可能将会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因为他拥有足够的权力推动改革的进行。虽然面对诸多不确定的挑战,但仍然有成功的机会。

对于政治活动和政府来说,没有哪个组成部分比领导层的功能更全面。领袖们制定或者帮助制定目标。他们决定政府的议程并且为那些共同性的问题提供可供辩论的参考性框架。除自身利益之外,领袖们还同时代表其他政治参与者的利益。而且,就像商人一样,他们积累政治资本并进行交易,拉拢同盟者以便能够采取共同行动,维护共同利益。[1]

相对而言,领袖们也许能够独立自主地操纵政治,但他们同时也必然受到哲学/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文化、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即便如拿破仑、丘吉尔或者毛泽东这样一些历史伟人,也无法完全拥有率性而为的自由。五个世纪以前,意大利哲学家尼古拉·马基雅维利(NiccolòMachiavelli)在其《君主论》一书中便已指出,领袖们对事件发展的影响不 仅取决于其本人的主观才能,而且受到命运所赋予他们的难以测度的偶然因素以及客观机遇的制约。卓越的政治家往往都非常幸运,他们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时机,并且采取了非同寻常的行动——马基雅维利用“水漫河堤”的形象说法来形容这一切——他们充分利用机遇并获得了荣耀。

有些政治学家认为,在那些身居高位的领导者中,只有那些与其跟随者目标一致的人才配得上“领袖”这个尊称。至于那些只顾追求自己私利的政客应当被称作是统治者(dominators),而不是真正的领袖(true leaders)。[2]在我看来,这个观点更多地体现出的是政治体制的差异而不是领袖本身的区别。领袖可以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但依然是领袖,正如那些不是领袖的人也可以在他们所属的各种政治体制之中占有不同的角色,但依然不能够被称为领袖。领袖以及那些潜在的领袖们必须关心他们的追随者以及可能的追随者。不过,无论是在民主、威权还是混合体制中,他们都不能够被其追随者所左右。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出现,他们可能如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时代所观察到的那样,采取那些从道义上看存在问题的政治技巧,或者为了方便起见,在公开与私下的不同场合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当我们探讨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于 1991 年突然解体之后出现的新的俄罗斯政治领袖的问题时,上述观点需要牢记于心。

俄罗斯与苏联背景

对于强势而有个性的领袖的偏爱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一个固有特点。这个特点贯穿于整个莫斯科公国和沙俄帝国时期。直到 1917 年,这个国家都在绝对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其统治的道德合法性源自于斯拉夫版的欧式王权神授论。尽管这一政体也曾一度呈现为寡头制的特点,在其最后的数十年间还出现了民主的倾向,但 “沙皇(tsar)的话就是法律与权力”的观念却像遗传式的地从一位独裁者传至下一位独裁者。[3]

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以工人、农民以及士兵等大众的名义发起的。但列宁这个革命的理论家与设计师不久便脱颖而出,成为在俄罗斯内战时期得到整合的集权式革命体制中领袖群伦的人物。在经过一番权力斗争之后,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运用列宁在 1924 年去世之前交给他的党的行政权力——也即共产党的总书记一职——使自己成了独裁者,并将其地位维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1953 年斯大林去世之后,斯大林的大清洗,狂妄自大和“个人崇拜”便遭到批判,而集体领导则在原则上得到了承认,尽管实际上此原则仍经常遭到侵害。性情有些反复无常的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在领导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攻击之后不久,很快便使自己成为了这一体系中的强人——尽管他不像他的前任那样专横。[4]1964 年 10月,在出现了多次政策失败之后,赫鲁晓夫被其同僚推翻,他也成为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同僚推翻的最高领袖。在赫鲁晓夫被排挤之后,苏共领导人曾尝试以书面规则的形式来防止个人统治的重新形成。[5]不过很快统治性角色便再度出现,那就是新的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他是这一体系内的旧式官僚,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他也发起了一场对自己 的小型个人崇拜,并且从中获益。

改革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Gorbachev)在 1985 年继承了勃列日涅夫的位置。就像列宁生前所做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曾尝试从党的等级体系与文件规定中寻求对改革支持;而在党外,他则试图尽可能地取悦苏联人民。戈尔巴乔夫急切盼望从社会底层获取合法支持,同时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此种热望促使其对苏联制度进行部分的民主化改革。改革的高潮是 1989 年 3 月份的新议会,也就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USSR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苏维埃)的竞争性选举。 然而,新选出的苏维埃刚刚开始着手制定法律,不断升高的骚动与混乱便使得这种半截子式的改革难以为继,这种情况也使得戈尔巴乔夫面临着两难的处境,要么如东欧所做的那样,超越这种改革继续向全方位的民主化迈进,要么运用自上而下的手段来稳定现有体系的核心要素。受困于此,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折中调和,结果证明双方都不满意。这种调和甚至都体现在戈尔巴乔夫所担任的职务上。1990 年,他让苏维埃选举他为苏联总统,但此举并没有使他获得全体选民的支持,而且他也没有辞去执政党的总书记一职。

叶利钦的出场

戈尔巴乔夫的优柔寡断为他的失败铺平了道路,他败给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对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他们并非天敌,实际上他们个性相似。两人都在 1931 年冬天来到这个世界上(前后只相差 29 天),都生于地处内陆省份的农民家庭。从民族来看,他们都属俄罗斯族,两者在政治上也都是从党的地方行政组织起家,逐渐提升自己的影响。叶利钦的根据地是其家乡省份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Sverdlovsk),该省地处乌拉尔军事工业带的中心。而戈尔巴乔夫所在的斯塔夫罗波尔(Stavropol),则是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生产谷物为主的省份。 叶利钦有一个颇有影响的提携者,那就是 1971 年至 1976 年期间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雅科夫·里亚博夫(Yakov Ryabov)。1976 年 10月,叶利钦取代里亚博夫,被提拔担任该州州委第一书记。

在这个位置上,叶利钦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锐意进取同时又善于与群众打交道的地方领导人形象。[6]前克格勃领导人,1982 至 1984 年间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Yurii Andropov)已经注意到了叶利钦的政治才能。但直到1985 年执掌大权之后,戈尔巴乔夫与他在西伯利亚的下属兼盟友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才将叶利钦带到了莫斯科。叶利钦接受的第一个任命是不甚重要的中央书记处建设部部长(Head of the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ecretariat)。1985 年 12 月,他担任了第一个有权势的职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也就是苏联和俄罗斯首都的共产党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叶利钦在这个岗位上的政绩不但使他在全国赢得了声誉,而且帮助他得到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席位,也就是不具投票权的政治局委员。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合作以及他们两人在背景方面的相似性暂时掩盖了他们之间在个人经历、风格与观点方面的差异。虽然戈尔巴乔夫有部分亲属在三十年代的镇压肃反运动中曾受到过伤害,但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家族出身贫困,所以还是非常支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他的父亲和其他几个亲属还是共产党员。

叶利钦的亲属则属于那些相对富裕的富农(kulak)家庭,由于集体化,他们失去了全部的财产和社会地位,而且没有一个亲属是共产党员。1930 年,叶利钦祖父四兄弟都被强行搬迁到另一个村庄,1934 年他们又被发配到另一个更为偏远的北方村镇,在那里叶利钦的祖父伊格纳吉·叶利钦(Ignatii Yeltsin)于 1936 年悲惨离世,其祖母斯塔伊金斯(Starygins)则在 1945 年被允许离开他们的流放地,到工业城市别列兹尼基(Berezniki)与在那里的年幼的鲍里斯、他的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 30 年代,叶利钦的父亲尼古拉·叶利钦(Nikolai Yeltsin)自己也碰到了政治麻烦,他被流放到古拉格劳改营劳教三年。1950 年,戈尔巴乔夫兴高采烈地成为了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接下来又在 1952 年转为正式党员,而叶利钦则在 1961 年才正式加入共产党,那时他已经三十岁,而且后来他还肯定地讲,自己加入党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发展与前途。[7]

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叶利钦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与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意 味着戈尔巴乔夫有任何理由在开始他们有关改革(perestroika)的合作时怀疑叶利钦的忠诚。不过它们却可能表明叶利钦内心对于体制的一些核心价值是保有距离的,而这种距离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并不存在。叶利钦在党内的升迁之路也不同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在法学院接受教育,而在共青团(Komsomol)以政工干部开始其政治生涯,专长是农业;叶利钦的学位是建筑工程,一直从事经济事务,开始是一个建筑经理,接下来担任一个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都很高的地区的第一书记。在性格方面,与戈尔巴乔夫相比,叶利钦更少耐性,更为浮夸,但更有人缘。当他在 1985 年 4 月离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时候,他已经与戈尔巴乔夫派系有些矛盾,原因既有对戈氏改革方式过于谨慎的不满,也有对自己未能得到更重要职位的抱怨。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莫斯科部属之间本来不甚亲密的关系在 1986 至 1987年间更是迅速恶化。叶利钦公开支持更为激进的经济与政治改革战略。而在非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以及每周的政治局例会上,他批评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方面走得太慢。戈尔巴乔夫反过来也抱怨叶利钦不但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还通过亲自上街及谴责干部享有的诸如豪华轿车、特殊医院和商店等“特权”来迎合莫斯科大众。

深感受挫的叶利钦试图对总书记施加压力,他决定打破苏联历史上的惯例,向戈尔巴乔夫递交辞呈。后来他果然在 1987 年 9 月的一封给戈氏的密函中表达了这一想法,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回信。叶利钦对此事深感不满。1987 年 10 月 21 日,他未经邀请,径自来到中央委员会全会,发表了一篇有些散漫但却充满挑衅的讲话。在这篇发言中,他指责改革未能造福于人民,呼吁党内“实行民主”,将矛头直指戈尔巴乔夫愈益升级的个人崇拜,并要求允许他辞去所有职位。戈尔巴乔夫本来是可以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应对方式,但他却正面回击,让几十个中央委员出面力陈叶利钦的各种贪腐行为。几天后,叶利钦软化了立场,要求允许离开政治局但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种态度是不符合列宁主义的,也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不一致。11 月中旬,叶利钦被免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而且受到公开批评,1988 年 2 月被政治局除名。叶利钦神经有些崩溃,曾半心半意地试图自杀,但数星期后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恢复过来。

事后证明,这次低潮不但是叶利钦生涯新阶段的开始,而且也揭开了苏联改革新的一页。叶利钦直到 1988 年中才从病中恢复过来。此后他在建设 部门担任一个名义上的虚职,重新开始活动。1989 年 3 月,在戈尔巴乔夫拒绝将叶利钦派到苏联驻外使馆工作的意见之后,叶利钦趁选举法重新修订的机会,在莫斯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在最高苏维埃,他被推选为跨地区代表小组的五个成员之一,这是一个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专家所组成的小组,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经济学家加弗利尔·波波夫(Gavriil Popov)。与跨地区代表的交往使叶利钦接触到更为西化的道路,这是他充当党的官僚时不可能想到的。次年,当苏联加盟共和国开始制度化选举的时候,叶利钦 在 1990 年 3 月 4 日赢得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SFSR)的席位。在 5 月 29 日,凭借微弱多数,他被代表们选为大会主席。6 月 12 日,在苏维埃代表全体大会上,由叶利钦担任主席,宣布了俄罗斯的“主权”,或者说在苏联联邦中的自主权。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对叶利钦所领导的俄罗斯的转变颇为怀疑,也不能够理解他何以如此受大众欢迎。“突然之间”,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在 1990年 5 月的时候告诉政治局,“尽管到现在为止他从来没有给过俄罗斯任何东西,但他却成为了俄罗斯的爱国者,这是……一个不太光彩的政治游戏。” 戈尔巴乔夫在另外一个政治局会议上也说,“叶利钦正在做的令人不可理解,……每到星期一他的脸便大了一倍(由于其自大)。他说话语无伦次,经常想出各种馊主意,就像一个老旧的录音机。但人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是我们的人!’”[8]

虽然叶利钦在鼓吹俄罗斯的发展目标方面有机会主义的成分,但也的确存在更多的内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叶利钦曾不断地向他的副手抱怨说,相比其他十四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议会总是受到歧视,这种歧视表现在从来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或者它自己的党的支部。一般来讲,他赞成分权,也赞成更多地将权力下放到地方,这一思路与在乌拉尔地区流行的区域文化中的“独立自主”的主张颇为一致。考虑到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中央政府和党的铁腕控制,俄罗斯对叶利钦来说就是一个可以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可以施展他的计划。而且随着他将政治自由、法治以及经济、市场合作和私有产权等要素包括进去,这一计划变得越来越具有内在一致性,也越来越有活力。曾与叶利钦在 1990 年 5 月会面过的撒切尔夫人是第一批认为叶利钦将比戈尔巴乔夫更快地直接与旧制度决裂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她认为,叶利钦“相较戈尔巴乔夫而言,对一些根本性问 题想得更清楚”,“而且已经突破了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与语言。”[9]

1990 年 7月,叶利钦交出了他的党员证以表明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冲突逐渐升级,由于叶利钦的权威建立在大众支持的基础之上,这使他在政治上得益匪浅,也使得他更倾向于采取冒险的行动获取胜利。与从未参与过选举的戈尔巴乔夫不同,叶利钦从 1989 年到 1991年间参加过连续三次选举。最后一次发生在 1991 年 6 月 12 日,他赢得了俄罗斯联邦总统这个新职位。叶利钦的总统就职仪式于 7 月 10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一旁观礼的戈尔巴乔夫有些忐忑不安。

几个星期之后,叶利钦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毫无疑问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1991 年 8 月 19 日,由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Gennadii Yanayev)以及克格勃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为首”的一批苏联保守派领导人策动了一场柔性政变,企图逆转“联盟”条约的签署。该条约是由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协商制定出来的,如果通过的话将把苏联转变成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些政变的发动者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夏季度假地,同时派遣几百辆坦克及数千名军人来到首都大街,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 8 月 19 日中午,在时为俄罗斯联邦政府机关所在地的俄罗斯白宫之前,叶利钦爬上了一辆坦克并宣读了一封谴责政变同时要求释放戈尔巴乔夫的公开信。接下来他又拒绝投降,并连续两个晚上与他的忠实支持者呆在白宫。8 月 21 日,政变策划者放弃了攻打白宫的计划,不久之后他们便遭到拘禁。在 8 月 23 日的俄罗斯议会上,叶利钦手持证据,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说他的内阁大臣已经背叛了他,并当场签署了禁止共产党在俄罗斯领土上活动的法令,一旁观看的戈尔巴乔夫神情木然,一脸惨白。至此,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彻底崩塌。

在接下来围绕着拯救苏联联盟而进行的艰苦谈判中,戈尔巴乔夫未能挽救自己的命运。不管其做法对错与否,事实上,叶利钦已经不愿意作出能够使联盟存留的必要妥协。也许他感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挽回余地了,因为不少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乌克兰拒绝签署此类协议。12 月 8 日,叶利钦与其他两个苏联的斯拉夫共和国领导人——即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和白俄罗斯的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StanislavShushkevich)——签署了“别洛韦日森林协议”,宣布苏联寿终正寝,取而- 18 -代之的是徒有虚名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现在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继承苏联的 15 个共和国手中,它们之中最大的是俄罗斯,或者说是俄罗斯联邦。1991年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正式消失在历史之中,而叶利钦自己则毫无挑战地成了从苏联走出来的俄罗斯联邦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入了平静的退休生活,他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撰写回忆录,发表各式各样的演讲,大部分是在国外。叶利钦则继承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一号楼的办公室,由此可以俯瞰坐落在红场上的列宁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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