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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谭震林李井泉曾希圣如何过关

2012年10月14日09:06人民网[微博]张素华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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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人们不禁要问,四川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李井泉为什么没有被追究责任呢?现在看来,主要原因是:李井泉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急如焚的日子里,对中央派给四川的调粮任务,虽不情愿,但顾全了大局。

和谭震林一样,曾希圣是七千人大会上另一个惹人注意的人物。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时,批评有的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知情人心里明白,这些摸不得的“老虎”中,就包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很快,在大会“出气”阶段,便传来了曾希圣被免职(当时叫调离)的消息。

曾希圣,1904年生,和邓小平同龄;湖南人,和毛泽东同乡。1925年的黄埔生,曾参加北伐战争,可谓资格老矣!他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到全面“围剿”之际,信仰共产主义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年仅23岁。此后曾希圣先在河南、山东、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到中央苏区领导电台侦察工作。曾希圣脑子快,善于钻研,在当时红军条件极其简陋、人才又很缺乏的情况下,硬靠自己的钻劲破译了国民党军大量的军事情报。红军创造的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粉碎的国民党军一次次“围剿”;红军四渡赤水,巧避敌军锋芒跳出重围的一个个战争奇迹的背后,也有着曾希圣的一份功劳。只是多少年来,这些很少被人提及而已。曾希圣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赞扬他领导的二局(情报局)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周恩来则赞扬曾希圣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可见曾希圣在战争年代具有独特的一份贡献。

战争年代人称曾希圣“曾胡子”;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好了,他渐渐“发福”,人称“曾胖子”。曾希圣个性很强,但从这些绰号来看,倒也看不出他很强的个性来。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说,战争年代也有人说他是“老虎脾气,菩萨心肠”②。这里暂不说菩萨心肠,老虎脾气看来是有的。在安徽,有人甚至称他为“曾霸王”。可见工作作风强硬,比较霸气。战争胜利了,和平年代,官做大了,脾气也大,对人民的疾苦恐怕就不那么敏感了。水静同一篇文章还说,她曾向曾希圣反映,她的家乡安徽无为县饿死人的问题,但他听不进去。这真是百姓的悲剧,也是曾希圣个人的悲剧了。

1940年起,曾希圣到华中工作,曾就任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大概因为他在华中的时间较长,对安徽的情况比较了解,自1951年起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10月,山东发生严重饥荒,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被中央免职,曾希圣再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又同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实属罕见,可见中央对他十分看重与信赖。他身边的朋友开玩笑说:“你现在不但是大忙人,也是大红人呀!”③

这样一位大红人,怎么会突然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被免职?至今,没有详细的文字材料可证,也很少看见有人回忆这一段历史。从一些零星散见的文字资料来看,一般认为是因为他搞“责任田”的缘故。细细研读七千人大会的文件,仿佛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虽然有一些细节问题还搞不大清楚,但基本的面貌似可厘清。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七千人大会时,全国被定为重灾省的,有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没有包括在内。在1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猛然搅动了看似平静的一池水面。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

就安徽来说,使人感到安徽省委汇报的死亡数字不真实,曾希圣在安徽是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是看他的眼色和脸色说话做事。不少人对曾希圣有意见,但没有人敢讲。他们是抱了很大的希望,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把安徽的问题讲出来,看来现在没有法子讲了,因此很失望。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几封信是使毛泽东做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几大常委分别到各省听取讨论情况,被安排到安徽组参加会议的,是刘少奇。

1月30日晚上,刘少奇来到安徽同志的住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全体会议(大组,以省为单位;小组,以地委为单位)。用刘少奇自己的话说,他来到安徽组的目的,是想搞清楚安徽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怎么样?

曾希圣呢,他对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要摸老虎屁股”的话并没有在意,更没有意识到这些“老虎”所指,其中就有自己。当他得知刘少奇要来参加安徽组的会议,还请彭真捎话给刘,请刘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就对曾希圣说,你不是请彭真让我给大家鼓鼓劲吗?假如相当多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没有出完,越鼓,气就越多,不会有干劲的。要鼓干劲,首先是出气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刘少奇这样认识问题,应该说是正确的。

刘少奇针对安徽这几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农业减产,工业现在也减产,明年还要减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又发出和他在大会讲话时一样的“天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①刘少奇的这几问,直逼问题的核心,所有与会者震动极大,“气氛十分紧张”②!刘少奇认为,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所以他号召大家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换句话说,是揭盖子。

2月3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会议。经过3天半的讨论,人们已经提了不少意见。同时,刘少奇也找了安徽的不少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先后做了检讨。曾希圣在检讨中说:一是对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二是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三是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四是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所有这些,都使党受到了严重损失,使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使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造成了严重非正常死亡,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他还说:1959年、1960年安徽农村工作错误是主要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刘少奇听后问大家:曾希圣同志、黄岩同志作了检查,你们满意不满意呵!众声回答:不满意。

可见安徽的同志对曾希圣真的很有些意见。当然,也不排除会场的气氛感染情绪,导致人们一边倒的情况发生!曾希圣很可能就遭遇到了会上的这样一种情绪。刘少奇呢,对曾希圣平时不让人讲话的情况也很不满。曾希圣越不让人讲话,刘少奇也就越鼓励大家说实话。用刘少奇自己的话说,他当时“生了一点气,发了一点火”。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他还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怎么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批评一下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说假话,非处分不可。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的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讲到这里,刘少奇戛然而止,不高兴地说:今天散会。“整个会议的气氛越加紧张”。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的同志仍留在北京继续开会。在大会结束的第三天晚上,2月9日,刘少奇三上北京友谊宾馆。这一次,他经过多方了解情况,看来已经胸有成竹,掌握安徽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

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对曾希圣的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

那么,曾希圣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呢?到底为什么被调离安徽呢?从刘少奇的讲话来看,中央似没有一个正式的文件,或者很正式的说法。因为刘少奇的讲话,看上去似乎讲得比较散,没有系统地列出曾希圣的错误一二三条,讲得比较笼统。这里,大致可以归纳出主要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曾希圣有毛病,而且很严重。具体说来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脾气很坏。刘少奇形象地讲: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曾希圣同志就是这个缺点,和三个臭皮匠不能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也是别人做老鼠他做猫,这是非正常的党内关系,也是非组织关系。

还有,曾希圣的作风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切要依他的办,不管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从这一点讲,有独立王国性质。但有某种程度的不自觉。

刘少奇还说:作为一个党员来说,这些毛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作为安徽这样一个大省,这样一个大的党,第一书记是个主要负责人,有这些缺点错误是不能允许的。问题就在这里。说曾希圣同志有一个派别他不好接受,那么,我就说,曾希圣同志是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安徽的党,改造安徽的社会。我们党,现在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面貌,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改造我们的国家,来建设我们的党。我看问题性质是不是这样一个性质。他的面貌有好的方面,就是要革命,但是有很多缺点。他改造党的方法,不是无产阶级的方法,无产阶级改造社会,要团结社会上90%以上的人,曾希圣采取的方法是团结少数,压制多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看他的眼色办事,看他的语气办事,看他的态度办事。不是实事求是的,这就违反了马列主义。

刘少奇在推荐李葆华的时候特别谈到:李葆华同志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大,那么厉害,这个人比较和气,好和他讲话,不打击报复人,不会做假报告,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和他讲,这个人有民主作风,好处就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是,安徽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曾希圣有点不太服气,他认为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问题。安徽同别的省比,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

对此,刘少奇说:那也是,别的省就没有发生问题呀?也发生了,都死人了,高指标都有,瞎指挥都有。问题是严重程度不一样,有严重的,有次严重的,有不那么严重的,还有比较好的,没有死人的。全国比较起来讲,河南、甘肃、青海、山东、安徽这5个省是最严重的。安徽死了那么多人,省委有没有向中央报告?刘少奇找到两份安徽的报告,但他认为是不真实的。所以使刘少奇最为恼火的是,安徽省委一直不肯揭盖子。他说:一直到我参加你们的会,还是吞吞吐吐,不肯揭盖子。别的省老早揭了盖子,所以工作就转变早一些,经验教训也好一些。这是安徽跟其他省不一样的。

刘少奇还讲了这样一种情况,对于安徽的问题,中央早有察觉,1961年春在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从安徽调查回京就知道了,但是,中央一直等着安徽自己来揭。刘少奇本人为此事也同曾希圣谈过,暗示他自己把盖子揭开,实事求是地把严重问题倒出来,但是一直到安徽有人给中央写信,曾希圣还没有主动检讨。

对于安徽的死人问题,刘少奇深恶痛绝。他说: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这是有文字可考的刘少奇最露真情的话。

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义愤,刘少奇痛免曾希圣。当然,刘少奇也谈到:安徽发生这些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①,曾希圣同志也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的;“责任田”报告过中央,同意他试验的,不过没有讲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讲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就是张凯帆、李世农、牛树才这许多案件,也是中央批准的。凡是安徽省做错了的事情,安徽省委要负责任,曾希圣同志要负责任,中央也要负责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曾希圣已经比较清醒了。他过去因为积极推动“大跃进”给安徽带来巨大损失,但从1960年下半年起,他通过调查研究,开始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率先在安徽倡导“责任田”,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能够使农民渡过饥荒的有效途径。但在这次大会上,他的这一行之有效的、有意义的尝试,不但没有受到重视,相反却和别的错误混淆在一起,受到严肃批评。

在“责任田”问题上,曾希圣本来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希圣本人除了以困难形势为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拿不出有力的理论武器。当别人指责他推广“责任田”,是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而各自逃命、各奔生路时,他便只有检讨。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的内心可能也是支持曾希圣的,但因为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也只好按“毛主席的面貌”来定调。缘于此,刘少奇在几次批评曾希圣时,并没有揪住“责任田”不放,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作为主要问题痛加鞭打,更没有说曾希圣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②

曾希圣被免职之后,无疑是很痛苦的。本来没有免除他在华东局的职务,但大会之后,他基本是赋闲在家。曾经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突然闲得无事可做,他会想些什么呢?对安徽死了那么多人,他是否有过深刻的反思?最近出版的一部有关曾希圣的比较权威的著作说,他曾表示“非常抱疚,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安徽人民,对不起安徽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心里十分沉痛”。这一点看来是肯定的,并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当曾希圣赋闲在家时,还一直琢磨如何才能提高粮食产量,为了不误农时,加快农民的插秧速度,曾亲自动手研制插秧机,并在家里的花盆、面盆、洗澡盆上做育秧试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离开粮食的增收问题……

如前所述,在大会出气阶段,刘少奇参加了安徽组,其他几位常委,如周恩来到的是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听取各省讨论情况。林彪大概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各省活动,毛泽东也没有参加。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一隅,是一个不大的省份。尽管如此,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也达166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福建南安人,华侨家庭出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他留在闽东坚持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官至兵团司令。建国后一直在福建工作,职务由省委副书记升到第二书记,再到省长、第一书记。参加七千人大会时,他48岁,正逢壮年。1958年,毛泽东为炮击金门曾把叶飞召到北戴河,面授机宜,并嘱叶飞与彭德怀一起指挥金门炮战。叶飞只是一个上将、福州军区政委,彭德怀乃是元帅、国防部长,他怎敢和彭德怀一起发号施令,为难的不得了。后来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③,才使这一尴尬局面得以摆脱。可以想见,毛泽东对叶飞十分信任。

但这次大会,安排周恩来到福建组,叶飞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同其他省份比,福建虽然不是重灾省,但也遭遇了重大挫折,尤其闽西情况比较严重。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1960年春天回到福建长汀老家,发现公共食堂竟无米下锅,社员吃的多是煮青菜。④1960年4月,中共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回到久别的福建家乡,进入闽西,发现“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心情很是沉重”。①1961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工作组到闽西,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②真乃凄凉一片。当时的福建副省长梁灵光后来证实:“广大群众因营养不良普遍患了浮肿病,闽西地区非正常死亡比较严重。”在政治方面,几年来福建在反“右倾”、反死官僚主义、反“地方主义”问题上,也伤害不少同志。因此闽清县委书记叶明根在会上建议中央派工作组到福建,把福建几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不管是南下的、地方的,新的、老的都要平反。可见,福建一些同志心中的气也是蛮大的。

在出气会上,三明地委书记张维兹、福州市委书记郑重、闽清县委书记叶明根、龙岩地委书记谢镇军等先后发言,他们讲本地存在的问题,批评省委在工业、农业上的瞎指挥。如张维兹在三明筹建钢厂时,因省委的计划不断变化,钢厂的规模只好不断调整,致使工地一片混乱。叶飞来到钢厂视察,看到工地混乱的情况,又听到他讲工程的困难,即勃然大怒。这个会上,张维兹把省委的瞎指挥以及心中的不平讲了出来。

叶飞审时度势,他在大家讲完之后,积极检讨错误,讲了因为失误造成的损失。想想所付的生命代价,以及今天的巨大困难,他动了感情,潸然泪下。叶飞态度比较诚恳,认识也较深刻。他在会上表示,大会后要抓紧甄别、平反工作,并向被平反者赔礼道歉。叶飞的表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若干年后,当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伍洪祥撰文说: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叶飞进行的自我批评,“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他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③张维兹也说:“大家听了叶飞诚恳的发言,也都动了感情。”④

因为叶飞积极主动的自我批评,加上福建还算不上重灾省,周恩来在福建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他说,大家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今后,“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⑤福建的问题就这样结束了。叶飞对周恩来的做法十分感激。

朱德所去的山东组,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已降职调往他省。这个时候,省委第一书记是谭启龙。谭启龙,当年也是48岁,江西永新人。红军长征时,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也是兵团级职务。与叶飞不同的是,他任兵团政治委员。1961年初,由山东省省长升任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就任第一书记时,全国“大跃进”的高潮已经过去,他上任后的任务主要是救灾抓调整。所以,在“出气会”上,谭启龙的压力应该说并不是很大。但在整风整社时,全省还是批判、斗争、处分了数千名干部,产生了面宽、量大、处理重的问题,使不少同志蒙受冤屈。山东的同志对新省委,也还是心中有气。他们要求省委认真进行甄别,迅速清理冤案,对被批判斗争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平反。

谭启龙针对大家的意见做了检讨。他说,一是1960年10月整风整社,机械搬用信阳经验,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即墨、胶县、平原、高唐等县一度当作敌我问题处理。二是简单化地在各级划分三类县社队和六类干部。其经验教训,从思想上来说,省委领导上对于山东广大干部党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行动上来说,缺乏调查研究。在党内斗争方面,忘记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有就是骄傲了。

对于谭启龙的检讨,山东有些同志不以为然,针锋相对地提出意见,认为检讨的不够实事求是,并举出具体情况加以说明,要求省委做一次好好的检讨。在那种出气的氛围中,人们很敢讲话,敢揭省委的短。

参加了整个大会,再看看山东组的情况,朱德表现得很高兴。他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了气,我很满意。以后怎么样,就要看省委是不是真的不抓辫子”。他表示,对山东,他很乐观,希望他们带着愉快的精神回去,改正缺点,团结起来,一定会搞得好。如果舒同能团结人,早就搞好了。犯了错误要在工作中去改正。⑥

陈云所去的陕西组,省委第一书记是张德生。张德生生在陕西,工作在陕西,可以说是一名老陕西。早在1941年就做过陕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4年起就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年45岁,很是年轻。张德生的特点是比较持重、谨慎,重实际、不张扬。所以在“大跃进”时期,陕西的失误和损失,相对来说比较小一些。1958年11月初,在中央召开的郑州会议上,出席会议的陕西省副省长谢怀德报的粮食产量因为太“低”而过不了“关”,数次电话请示张德生如何办,张回答:不要再多报,把会上定的指标带回来再说。由于在别人放卫星时他不跟浪潮,不过分浮夸说大话,曾被周恩来风趣地说,陕西省委是“守法户”。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陕西农业也没有逃过三年减产的厄运。仅举一例,便可见一斑。陕西关中坝子历史上产粮最高时是69亿斤,平年是54亿斤,但1961年仅仅38亿斤,比平年还减产16亿斤。减产如此之多,除了三门峡水库占地,基建占地,就是天灾、人祸了。

这一次,中央派陈云来陕西坐镇,是如何考虑的不得而知。不过陈云也只是在2月8日才亲自到陕西组参加会议。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陕西的情况事先是做了一些调查的。陈云对陕西省委的自我批评表示满意,认为陕西的同志都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他说,只要有勇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这一条比十年计划指标还重要。他针对有人说,现在在北京,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回去以后恐怕就不行了,乐观地告诉大家:“我说不会的。为什么?大势所趋嘛!从这次大会开始,今后批评的门是大开着的,并且是越开越大的。”他还预言,“以后是不会关门的”。①此时的陈云,不仅对陕西的情况乐观,对大会以后的情况也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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