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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75期实录 傅国涌 大变局时代背后的几条线索(1894-1949)

2012年09月12日14:10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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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75期实录 傅国涌 大变局时代背后的几条线索(1894-1949)

1931年 上海律师公会

这是上海律师公会开会时拍的一张照片,1931年拍的,上面我们认识的有大胡子的小个子沈钧儒,他在其中。这些人当时在上海是显赫的律师。这是上海律师公会发给日本人的电报,抗议日本人,要求国列大会、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制裁的电文。

这两份文书是杜重远案,杜重远是当时《新生》杂志的主编、发行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闲话皇帝》,里面讽刺了天皇,日本人要把这份杂志封闭,最后给杜重远判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徒刑。判刑后,上海律师公会中很多律师,比如江一平等不同意就联合写一封信给律师公会,要求律师公会向法院提出抗诉,下面是律师公会公函的草稿。上海律师公会正式向上海交际法院提出抗议,说他们司法判决不公,这也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今天只有律师协会,协会是司法局领导的,不会去抗议法院的任何判决,无论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

这个房子是上海银行公会的房子,上海银行业组成的组织,他们办公的地方,看房子看住址就知道这个房子有多气派,金融业有钱可以建这样的房子作为他们聚会的场所。这是银行公会和上海总商会的代表一起开会时的场面,上面还是五色旗。这个房子是天津银行公会的办公大楼,天津四行总会的办公楼。

讲堂175期实录 傅国涌 大变局时代背后的几条线索(1894-1949)

九一八事变后 上海各界人物到南京共商国是

这张照片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邀请上海各界人物到南京共商国是,邀请的人包括银行界的各大掌门人,比如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李铭、徐新六、林康侯;实业界有刘鸿生、穆藕初、虞洽卿、郭标; 报界有史量才、汪伯奇;出版界有王云五;教育界有刘湛恩、黄炎培。这是他们聚会时的合影,而且这张合影上蒋介石非常意外的没有站立在正中间,正中间的是史量才,这是当年才会发生的错误,这件事在今天绝对不会搞错,领导一定会在中间。那个年代的企业家、银行家、报界的报人、教育家们可以蒋介石平起平坐,蒋介石对他们也是礼贤下士,这是今天无法理解的事。

如果没有这张照片,说的这个段子也就是八卦,但这张照片不是人们造出来,而是在当年杂志上拷贝下来的,是一个公开的事情,蒋介石没有站错位置,是他有意这么站的,而且这样站已经不错了,因为史量才是当时民间社会的发言人,连杜月笙都买他的账,所以只要史量才活着,杜月笙永远当不了上海那些社会组织的一把手,只能当副会长,史量才永远是会长,这个会长是大家推出来的,在很多不同组织当中大家公推史量才为会长。史量才手里掌握着中国当时最大的两个报纸:《申报报》和《新闻报》,并投资了五洲大药房介入药业,又投资中华书局介入出版业,在当时的银行有股份介入金融业,他在上海横跨不同行业,尤其手里掌握着上海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报纸,有媒体的力量,所以当时整个社会各方面的精英对他非常服气,所有社会组织当中,大家公推他为领袖。最早的组织是壬申俱乐部,他为理事长。

1932年日本占领闸北后,上海市政府逃到洛阳去,上海没有政府了。当上海没有政府时上海的社会组织一夜之间代替了政府,而且运作得非常好,比政府运作好多了。这些民间组织一夜之间冒出来在不同岗位上,你在前线负责送粮食,他去前线照顾伤兵,他负责后勤保障,他负责治安,整个上海秩序井然(上海至少有一两个月是没有政府的),由史量才这批人掌管。在壬申俱乐部的基础上他们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推史量才为会长,一直到国民政府回来就没有理由叫地方维持会,所以改组为上海市民协会,他仍然当会长。蒋介石不放心要把市民协会解散,说建立一个官方的上海参议会,会长还是史量才当,一直到1934年史量才被暗杀。所以30年代初上海都是以史量才为代表的民间社会精英(银行家、企业家、报人、出版家、教育家)掌管着整个社会,他们有各自背后的组织,江苏省教育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这些组织都是我们说的社会组织,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都非常巨大。

讲堂175期实录 傅国涌 大变局时代背后的几条线索(1894-1949)

1938年 宜昌大撤退

这艘船是卢作孚公司的船,1938年当中国的重工业、航空工业、兵器功业、大量的器材设备机器运到宜昌,准备往重庆撤时,长江的枯水期只剩下40天就要到了,只给卢作孚40天的时间。卢作孚动员了他轮船公司的全部力量,天才地把原本需要1年时间运完的东西用40天运完,这是中国从来发生过的。这次事情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即宜昌大撤退。而当时天上有飞机轰炸,特别紧张,昼夜不停运转,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没有办法,只有由画家复原现场。2007年春天我到这个地方看时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对面山如金字塔”,这是当年叶圣陶通过这条水路逃亡四川时留下的一句诗“对面山如金字塔”,今天去看,对面山还是如金字塔,但长江三峡已经不再有,已经变成葛洲坝。

梁漱溟自成了一个格局,他搞乡村建设,在河南、广西特别是在山东所搞的乡村建设实验在整个中国延续了二十多年,也是一个社会组织。其实他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就是他自己创造的一个社会组织。但我们知道1953年他为农民说了几句话“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被毛泽东批为他用“笔杆子杀人”(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从此以后他退出历史舞台有几十年,一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机会说话。刚才我们讲到对中国抗战有巨大的贡献的、完成宜昌大撤退的企业家卢作孚在1953年就吃安眠药自杀了。这些人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再也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建设力,最具有建设力的人要么流亡了,要么沉默了(梁漱溟),要么自杀了(卢作孚),要么被杀了,没有一个继续发挥他的建设力。但从晚清到民国5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建设力,所以整个社会是一个有生机有活力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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