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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75期实录 傅国涌 大变局时代背后的几条线索(1894-1949)

2012年09月12日14:10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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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推动了中国的变化,带来了新的东西”

以前是西方的事情,西方到中国来传教(1807年),如果再往前推,推到利玛窦来华传天主教,整个都是西方的事情,是西方教会派人到中国传上帝的福音。可1922年以后教会逐渐本土化变成中国的教会,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基督徒成为中国社会的精英,尤其在教育方面都是大学教育家,比如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韦卓民(华中大学校长,在这个学校他当了27年校长,即今天的华中师范大学)、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晏阳初(毕生致力乡村建设的平民教育家)、陈鹤琴(儿童教育家)、林巧稚(妇产科医生),这些人都是基督徒。这张照片戴博士帽的就是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在民国时期是一个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女性精英,她不光是大学校长,为社会也做了大量的服务事业。这张照片是她和蒋介石、宋美龄以及西方牧师的合影,这位西方牧师是大大有名的人物,即南京大屠杀时设和平区的一个人,保护了大量中国人免予被日本杀死的牧师。这张照片是他们三个人参观金陵女子大学时拍下的。由此看到蒋介石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基督徒。

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可以看到基督教在中国因为信仰所造成的一些变化,他们所推动的一个公民教育运动,一个乡村建设运动。前一个运动今天的中国人基本不知道,在中国关于基督教推动的公民运动这个事大陆没有一个人研究过,只有台湾一个学者研究过,写过一篇论文,非常好,非常扎实。他从当年的报纸上下载了很多材料。这个运动发生的时间是1922-1929年(1929年因国民党要搞党化教育,不允他们搞公民教育,所以这个公民教育没有持续下去)。这个公民教育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规模最大的、最具有推动力的公民教育运动,渗透到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小学,他们做了大量的事情,在媒体上也发表了大量关于公民教育的文章,编了大量的公民教育小册子。后面的推手是余日章,他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

乡村建设运动是晏阳初所做的,晏阳初的背景是教会的背景,除了晏阳初在南京、江西经营神学院外,也在推动乡村建设运用,从20年代一直到1949年都在推动,对整个农村建设、农村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今天比较陌生晏阳初以外的乡村建设运动。华中师范大学有一个教授专门研究教会史,他写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基督教与乡村建设运动,挖掘了大量的当年材料,包括他们对农业的改善、对农民教育的提升、对整个农村乡村建设都做了大量工作,不光是定县晏阳初所做的,也包括江苏、南京周边、江西的农村,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试点。

之所以在那个年代基督教在中国能够做公益还有相当的空间,跟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可以理解蒋介石在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可以去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虽然1927年娶宋美龄做老婆,丈母娘给一个要求:要成为基督徒,当时他没有做到。但1930年10月23日正式受洗,在受洗的第二天10月24日中国主流报纸都刊登了蒋介石受洗的消息,所以蒋介石受洗对中国政治、社会、历史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信息,不是简单的普通的个人信仰问题,是关乎整个民族长远未来的问题。但蒋介石受洗很长一段时间,从1930-1936年并不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但1936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的兵变抓起来后,他每天在那里读《圣经》,结果就读到这一句话:“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他将其理解为这个女子就是宋美龄,男子就是他自己,上帝在地上造了一些新事就是宋美龄要护卫蒋介石,所以他大喜过望,认为上帝一定会救他。事实结果我们也知道宋美龄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拒绝所有人的劝阻,飞机从天而降到西安,而且成功的将他的丈夫带出西安城。这句话应验了。从此以后他就变成极为虔诚的基督徒,每天读经祷告,每天凡事求问上帝,现在他的日记已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解密,通过他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每一天的日记上都写着《圣经》的话,哪怕对他是最糟糕的1949年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每天都在求问上帝。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大举入侵中国,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了八年抗战时期。《大公报》(1938年4月17日)蒋委长讲演《为什么要信仰耶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头号的领袖演讲时,演讲的内容是为什么要信仰耶稣,讲的是信仰的事情。今天人没看到这张报纸可能不相信,但这张报纸拿出来是铁证。不光是蒋介石在这样做,冯玉祥也是一个基督徒,1938年冯玉祥等人在武汉发起了“基督徒救国总会”。蒋介石自1936年后非常虔诚的信仰基督教,所以把自己在南京的一个房子捐出去作为基督“凯歌堂”。今天到台湾,到蒋介石的官邸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凯歌堂”,那是他晚年在台湾做礼拜的地方,名字没有变。蒋介石不光信得很虔诚,而且星期天经常去做祷告。这张照片是证据。

这条信仰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从1807年以后的中国一直有这样一条线索在中国历史的变化背后,传教士推动了中国的变化,带来了新的东西,但最后又离开了中国,中国教会本土化了,今天的中国教会是本土教会,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大部分不是外国人传给我们,而是自己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这是第一条线索。

讲堂175期实录 傅国涌 大变局时代背后的几条线索(1894-1949)

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等

“大变局时代背后的几条线索——企业家”

第二条线索是实业界的线索、企业家的线索。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工业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只有4.9%(1920年),抗战前夕(1936年)只有10.8%,1949年工业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也只达到了17%,我们是典型的农业国家,是种地的、种粮食的,靠天吃饭的,不是一个工业国家。但今天中国已经变成工业化国家,农业税都免掉了,世世代代要交的皇粮国税都免掉了,中国的变化确实很大,我们已经在去年重新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人认为中国模式很成功,中国经济已经变成世界第二了。可若我们知道一点点历史,1913年的中国就是第二大世界经济体,GDP全球第二。1853年之前的中国从来都是第一大经济体,因为大家都种地种不过中国。所以第二也好、第一也好没多大有意义。

今天虽然是世界第二,跟第一有多大差距?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11,就算有一天我们超过美国,成了世界第一,人均也只是它们的1/7、1/8,所以没什么可高兴的。如果换算成购买力,今天也只相当于日本的1/6。所以我们的“第二”是很虚的,如果躺在“第二”上只能是自己跟自己吹。所以当我看到很多人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欢呼时,我想到的是1913年我们就是第二。这条线索关乎工厂、银行、出版社、报馆、学校、律师业、会计业,这些是为1894年以后的中国到1949年期间出现的。

这期间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全新事物产生了,这些事物是过去中国所没有的,都不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就像互联网不是中国人想出来的一样。我们这两百年以来没有想出让世界人可以分享和共享的硬件和软件,这是两百年来文明给我们的一个最抬不起头的东西。所以张艺谋导奥运会开幕式就被许倬云先生大大批了一通,许倬云说“张艺谋实在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所以把四大发明都拿出来了,把郑和下西洋也拿出来了,这不代表中国的光荣和梦想,只代表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时代的光荣。这一百年来有什么东西能拿得出手?没有,一样都没有,所以只能到老祖宗那里拿四大发明,这不是贴金,这是丢人,所以今天拿出来就是丢人。”他是这么写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产生了大批的实业家,这是张謇,一位穿西装的状元。这是商务印书馆的四个人(夏瑞芳等),他们是基督徒,1897年在上海创立商务印书馆,后来成为中国出版界的“航空母舰”,鼎盛时期商务印书馆拥有36家分馆,遍布国内外,有1000多个销售网点。这是它在上海的总馆,我问过很多上海企业家,能不能给我在现在的上海找出一家跟商务印书馆规模样当的企业?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今天有以前那样的规模,它的占地、房子、布局建筑,整个上海包括国有企业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规模,这是中国出版业的顶峰,今天看来还是顶峰。但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用飞机、炸弹把这里炸了,炸不掉再派人点火把它烧掉,天上、地下两个办法把这个地方烧成了一片废墟。

商务印书馆鼎盛时期大量的出版物其中最有名的是当年的《万有文库》,原本打算出一万册书,最后印成3758册,但这也是中国部头最大的一套书,连书架一起卖,可以买书架,也可以买书,有些单位连书架买下来就是一个小图书馆,每一本书都很薄,但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各个学科都涵盖。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当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访问美国时,美国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竟然要为一个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发表一篇社评。今天能想象中国有哪一个企业的老板、总经理访问美国,《纽约时报》为你发一篇社评?不可能!但1930年6月1日《纽约时报》就为这一家企业发了一篇社论,叫《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这批基督徒创立的企业是为中国提供书本,美国人很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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