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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石原慎太郎的公开信

2012年08月28日12:21人民网[微博]凌星光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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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星光 日本福井县立大学教授

致石原慎太郎君的公开信(一)

2004-3-8

石原慎太郎君:

光明荏苒,笔者与贵君转眼已有10多年未谋面了。笔者因于今年8月4日在《产经新闻》上拜读到贵君以《昔日遣唐使 今日非法入境者》为题的文章,有感于贵君“为今后(日中)两国之友好亲善”之言,而作此公开信以商榷。之所以未以私人信件形式递送,是担心再度被搁置一边。

也许贵君不曾记得,贵君当选东京都知事时,笔者曾致函贵君,在作为校友表示祝贺的同时,对贵君“如果‘第三国人’或‘支那人’这样的称呼会伤害对方的感情,今后将不再使用”之言以及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不能否认在混乱之中发生了杀伤事件”的表态予以了肯定,并力谏贵君专心治理东京都政事,外交问题慎言为好。然而,该书信杳无回音。

今年4月14日,贵君以压倒优势在竞选中获胜,再次当选东京都知事。笔者亦曾备书恭贺(请参照另附资料),然而,脑中难以拂去会像上次一样被冷落的念头,终于没有寄出,翌日即启程赴中国。5月初返回福井私宅时,接到同期校友寄来的再度当选庆祝会邀请信,但已逾期多日,未能参加。心想将迟迟未发的14日写下的信函寄出聊以弥补缺憾,但隐隐觉得徒劳没有付诸行动。

回想起来,初见贵君还是在贵君担任运输大臣之时,在如水会馆同期校友大会上,有笔者所属W班的朋友引荐而实现的。笔者与贵君虽是一桥大学同期在校生,却大学时期并无接触。笔者在校时间一年半左右,于1953年7月退学回国。其后,因为日中两国敌对关系持续20多年,一直未有机会再来日本。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后,又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员往来依然没有自由。直至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笔者才有了一年来日本3、4次的机会,得以与贵君结识。

与贵君初次见面时,正遇到日本某高中赴上海毕业旅行团不幸出事故,贵君严辞相咎“贵国这样不安全,再也不能让学生毕业旅行到中国去了。”笔者一时无言以答。当时中国盛行拜金主义,人们正失去往日对自己岗位的责任感,笔者致力于抵制这种潮流,而贵君的指责直抵要害。后来,中国的改革进一步深化,现在已经跃升为世界上安全方面比较先进的国家。此后,笔者又曾数次与贵君会面。

后来,通过新闻报道得知贵君在美国发表“南京大屠杀纯系捏造”的言论,笔者当即想劝贵君尽快对此言论进行解释以求得谅解,但当时笔者已从东京转赴金泽大学任教,于是联系不便而一拖再拖,转眼间《人民日报》已开始抨击此言论,补救已“为时晚矣!”其后,与贵君的联系就疏阔了。也曾出于同窗的角度,对于贵君这种在中国臭名昭著,在日本深得人心的情形感到一种责任,便托高桥宏君(原日本邮船副社长)“想些办法劝一劝”。

现在回到原题上来,笔者对于贵君8月4日发表的文章作以下评论∶

1. 对于外籍犯罪者应该稽查

笔者对于贵君“对于非法入境滞留外国人行动猖獗的东京池袋地区进行了多方位大规模整顿”之举衷心称快。对于违法者及犯罪者,无论哪国籍人,都应进行稽查,确保社会治安,这是执政者最基本的职责。现在经常有非法入境滞留日本的中国人犯刑事案件的报道,这些案例严重损害了在日本的中国人形象,并株连合法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受累。如果经过这次整顿,中国人犯罪案件能大幅度减少,那将是求之不得的。为 了使此次整顿更加巩固,也许需要考虑在不触及司法权的范围内求助于在日华侨华人组织的力量。

另外,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犯罪活动也日趋国际化,负责社会治安的机构也应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实际上,前年中国公安部长来日本访问后,日中掌管治安当局之间的合作关系日渐深入,最近,日中两国警方就联手对罪犯在日本犯案后潜逃回中国的案件进行追踪。因而贵君指责中国治安当局的以下说法是不恰当的。贵君说∶“既没有看到日本政府向对方国抗议,又没有听说对方国知道后感到内疚。”

2.不应该使用“支那”这一字眼

在言及中国历史时使用“支那”这一字眼,某些场合从学术角度讲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贵君谈到日本人的起源时,曾使用“支那”一词,这姑且可以解释为指古代中国。但如果用来指现代中国,使用“支那”一词就不合适了。贵君论文中的“今日日本与支那的关系”所用“支那”一词,显然,是不恰当的。笔者上小学时,经常遭到周围人的欺侮,当时他们喊的就是“支那人”或“chankoro人”(对中国人的辱蔑称呼)。江户时代另作别论,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之后,“支那”、“支那人”这个称呼,就明显沾带上蔑视中国人的色彩。这不是“支那”一词来自于“秦”的“CHINA”转变过来这一语源问题,而是实际上怎么用的。就像“JAP”是“JAPANESE”的简称一样,从语源角度讲无任何问题,然而美国及英国人在使用“JAP”一词时,是带有蔑视日本人的涵义的。所以,有教养的英美国家人士都不使用这一词汇。贵君身居显位,却使用“支那”这种损害中国民众感情的字眼,显然,是不妥当的。

3. 日本的民族与中国的汉民族都是混血民族

贵君写道∶“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于这个狭小的日本列岛之四面八方的任何一隅一一支那、朝鲜、蒙古,远及东亚乃至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日本人从人种角度讲绝非单一血统形成”。这虽然是一般常识,但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值得肯定。但是,贵君又写道∶“大脑生理学研究征实,多民族之间进行混血,由于有特殊的酶在起作用,容易衍生出优秀的人才。这正好与历史已经征实的‘日本人’优秀这一特性相吻合”。如此由其演译出日本民族具有优越性的论点是难以立足的。

事实上,所谓民族是相对而言,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一个从不间断的混血过程。

以吾之观测,混血最为深层的也许要属于汉民族了。再怎么讲,多达12亿人口的一个民族,是近乎不可能的。汉民族是在长达5000年的历史当中,由居住在中国大陆的诸民族融和而逐渐形成的。(笔者注∶实际上,汉民族内部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而整体性完全依赖于汉字。)其混血的程度,恐怕比日本民族要过之而无不及,难道由此能判断汉民族比日本民族要“优秀”吗? 再有,犹太人种以聪明而著称,从混血的观点就难以解释。一个民族之优秀与否与其历史文化戚戚相关,不能笼统地分成优劣两极。一般说来,既有长处,也有短处。

4.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的优劣

原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因为谈到日本民族的优势在于其单一民族而引起争议。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角度看,日本民族属混血民族,而绝非单一民族。不过,在过去的1400多年间,日本一直维系着单一的政治统治、单一的民族国家,这乃是无庸置疑的事实。所以,贵君“其实比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还要‘合众国’”的说法是不确切的。然而,对于贵君有关“基于国家民族大计,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和纠正年龄分布不均”,又是“为了解决非法入境、非法滞留外国人问题,我们也应该摒弃一切与历史不符合的虚妄的民族意识,现在已经到了为保证国家社会繁荣而果断地推行积极的移民政策的时候”的论述,笔者要给予高度评价。

近代国际政治视国家主权为绝对的。由于单一民族国家容易达成共识,有时在国际政治关系上占居有利地位。但是,在20世纪末,全球化的步伐日渐加快,国家主权开始出现相对化的倾向。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趋势将更为明显。因而单一民族国家容易囿于自我封闭这一负面因素,就有可能凸现出来了。贵君洞察这一趋势,提出“摒弃虚妄的民族意识”的论点,可以说是一矢中的。

笔者曾赴美旅行,与众多美国人接触后感觉到,虽然美国存在诸多棘手的问题,但美国是民主国家,极具包容力。而这种包容力与中国多少有些相似。这恐怕是,由移民构成的美国与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国均有“多民族国家”的特点所致。日本如果今后能够大胆地接受其他民族融入,将增强社会的包容力,促进其国际化程度。

5. 非法滞留人员的剧增及移民政策的转变

日本至今为止一贯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采取严格的政策,其目的是维持单一民族的优势。然而,其结果是造成非法滞留.非法入境者剧增至数十万,导致日本警方已无暇应对。根据“自然法”,本来,在地球上出生的所有个人,对于他(她)愿生活在什么地方应该有选择的自由,可视之为“基本人权”。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为追逐富裕生活而向发达国家移动,是适合于规律性的。但现实世界存在国家这一壁垒。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南北问题得到解决时,限制自由移动权利的国家壁垒才会消失。在未达到这一目标之前,以国家为单位对国际间人员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是不可缺少的。

贵君关于“正是在国际关系中看到的各种各样差异的存在,才促使人际往来强制地进行,文明受到刺激,因而文化亦发生变化和得到发展这一历史原理”的论述,笔者认为言之有理。贵君还指出“为了今后两国的亲善,我们已经到了从国家的角度认真考虑如何改善这种状况( 笔者注∶指与唐朝时期比较‘彼我处境颠倒过来的今日之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并提出了“已到了非深入探讨移民政策不可的时候”的建议。笔者以为这正是指出了21世纪日本应该努力的方向,而予以高度评价。

6、知识产权保护之相对性

知识、科学、技术本来事关人类的进步,不应立足于个人、企业、国家层次上去考虑。著名科学家当中,欲将自己取得的科学成果占为己有者是极其个别的,绝大多数人愿意将自己的成果推广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基于进一步丰富人类世代继承和发展过来的文化遗产这一纯真意愿所致。然而,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切事物都有商品化的规律性,技术也被视作商品进行交易,于是产生了知识产权这一概念。虽然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绝对的。尤其从解决南北问题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对把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应持宽容的态度。

近些年来,中国靠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及经营管理方法,竞争力讯速得到加强。为此,发达国家之宽容、日本之宽容有所收缩,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贵君之言,即“现在的状况是,受廉价劳动力吸引而转移到海外的、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企业成了上钩之鱼,许多无法以金钱计算的关键技术被轻而易举地盗用了”,是很不妥当的。“学习”与“盗用”技术之间仅是毫厘之差,一旦想对技术实行保密,就会产生“盗用”和“被盗”这一对关系,而若是积极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经济,主动转让技术,则会形成“学习”和“传授”的关系。何况,中国 为引进日本的技术付出了巨额“代价”,而且其支付程度远超过二战后日本向美国支付的“代价”。这是因为技术转让壁垒比以前更被抬高。

贵君又写道∶“日本曾经受其与支那大陆文化差距的刺激,为了吸收其文化和提高自己派遣众多精英作为遣唐使前往彼地。他们以由国家调配和颁与的沙金,在彼地抄写禁止外传的经文等,兢兢业业地吸收了其文化”。如若贵君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如今中国也非常热衷于吸收日本的技术,何不像古代中国一样持宽容大度的心态以待呢? 贵君亦云“据司马辽太郎说,世界上为学习外国文化而正正经经地支付了金钱的民族只有日本。”这样说未免言过其实。众所周知,日本当年从中国吸收的不仅仅是经文,而且是涉及到所有领域,其价值岂能用日本特产的沙金所代替!

7.对中国现政权的偏见应予以纠正

贵君对中国共产党极度反感是敝人所熟知。然而,在现中国政权取得了经济改革的成功,年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9%的高水平。而且,在胡锦涛--温家宝搭当下,政治制度上的民主改革也排上了日程。贵君对于邻邦的中国有必要以客观而理智的态度看待。

贵君之言“至于国家规模的技术差距,它们(译注∶指中国企业)国家有全然无视知识产权,明目张胆地继续盗用行为”,是有悖于事实的。中国政府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伊始,便致力于制订专利法。经过20多年的历程,从法律上及行政上逐步得到完善。尽管还有许多纰漏,但是监督机构正在逐步增强,情况正在改善,这是世界公认的评价。甚至听说,某些日本企业不是消极地看待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被侵犯,而开始打起如何利用已经具备“盗用技术”能力的中国企业的主意。这才是打开日本通向未来之路的积极姿态。

笔者从贵君平日之言论所感到的是,贵君受日本及台湾偏见颇深的学者和记者之观点影响甚重。笔者也经常关注他们这部分人的论调,并及时反馈给国内,以唤起中国政府的注意。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之所以从结果来看推行得较顺利,也有得益于参考这些锋芒犀利的批评的一面。但是在考虑日本未来指向时,应该效法原首相中曾根那样的客观、理智的审时度势态度。他在《21世纪日本的基本战略》一书中有如此论述∶中国虽然问题众生,但在政策上

有如毛泽东采取的游击战那种灵活性,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8、应该纠正对中国人的偏见

像贵君敢于将中国及中国人称作“支那”、“支那人”那样,时时使人感到贵君有一种强烈的歧视中国人的情感。这在贵君论文这样话中也有所体现。即“他们的历史造就出中国人所具有的不相信任何政治、对待事物极端现实的DNA,因而他们几乎以改善自身经济状况作为绝对目的,为此,在显著差距的背景之下,他们一窝蜂地涌向日本,为实现愿望堂而皇之地进行盗窃”。这段话暗含着两个偏见。第一是中国人对政治没有信任感;第二是已俨然溶入中国人DNA的 “盗窃”习性。

从历史来看,中国人对政治没有信任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中国历史虽然也间插有战乱时期,但也不乏和平时期的盛世之治。处于后者时代的民众是相信政治的,这与日本历史毫无二致。只是由于中国在近代史阶段接连经历了帝国主义列强半殖民地化侵略、军阀割据、日本侵略、国共两党内战等劫难,的确使民众对政治的信任一落千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唤醒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觉悟,促成了对政治的空前关心。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一贯注重政治教育,所以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出于一种逆反心理,拜金主义曾一度泛滥成风,但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自从进入胡锦涛-温家宝体制以后,中国国民对政治的信任度急剧上升。

现在,在日中国人当中有人偷东西、有人犯刑事罪,但这仅占极少数,将这部分人的行径推而广之涵盖中国人整体是不妥当的。如前面所述,由于经济发达水平存在着差距,促使中国人自然而然地产生前来日本的愿望,而众多的在日中国人遵守日本法律,过着正常的经济生活。理所当然,他们对日本社会也有贡献。如果希望日中两国亲善,理应对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当然排除犯罪者)予以尊重,让他们起到友好的桥梁作用。

以上是我读贵君8月4日论文后的个人感想,与此同时,我还想探讨一下平素经常萦绕在脑海的几个问题。

9 、钓鱼岛问题搁置论

贵君在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上,极力主张日本的主权,并付诸行动,其结果激起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海外华侨华人的愤慨,助长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日中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是,双方都应该坚持缔结日中友好条约时约定的将此事搁置的立场。在进入21世纪的世界里,再没有比争夺无人岛所有权更徒劳无功的事了。现在,东亚各国都趋向大同,与其为一个无人岛争个你死我活,还不如站在整个东亚的立场上来探讨如何利用该岛。贵君该属有识之士,企盼从更高的层次来考虑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问题之所以成为焦点,起因于周围海域埋藏有石油的猜测,继而瞬时引起多方瞩目并最终演化成政治问题。中国大陆并非最初挑起争端者,而是在美华侨华裔领头掀起领土归还要求运动,进而触动台湾及大陆。因是事关国家主权的领土问题,激化了中日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损害到两国人民的感情。当此之际,难道日中两国的有识之士不应该从大局着眼,呼吁本国人民抑制民族主义情绪,携手为21世纪东亚的和平与繁荣,也是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么!笔者虽然做的不够,但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而贵君却做煽动本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事情,实在令人遗憾。

论及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关系,就有竹岛问题。既然是无人岛,无论在历史上如何,何不将所有权争议暂且放下,而致力于加深相互间合作呢。如能做到合作,目前这种低层次的争执,也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10、天皇制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贵君在当选东京都知事时,曾自称“臣石原慎太郎”。如此承袭天皇制“君臣关系”是与21世纪的世界局势格格不入的。笔者最近曾经著文讲到:“日本的天皇制从文化角度可以看做是世界遗产”,无论怎样看待,世界上象这样维系了整整1400多年的世袭王朝是独一无二的。它的一系列礼节仪式,恐怕是从中国的唐朝及朝鲜王国学来的,但保留至今的唯有日本,是极珍贵的人类遗产。在今后也应该长久地维持下去。但是,如果将天皇制与当今的政治联系起来,则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笔者认为,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和天皇制应该加以区别,而且对昭和天皇的总体评价也应该与战争责任加以分开。天皇制与日本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应该作为人类遗产加以继承。但这并不意味着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就可以不予追究。因为在中国乃至其他受害国家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上,根据最新资料,昭和天皇自身已经承认其责任。(传闻只是围绕天皇周围的一些人在极力遮掩)另外,对战后时期昭和天皇作为国家象征所起的作用,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不能因为有军国主义时代的战争责任而作全盘否定。因为这与事实相违。笔者将这样新观点在中国阐述后,没有立即获得赞同,但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此问题可望得到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整理。

贵君今年又参拜了靖国神社,并谈到这与日本精神文化有关。贵君认为在南京不可能有30万那么多无辜的市民遭到残杀,并反对「日本侵略论」。从贵君这样的人来看,是否奉祀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战争罪犯恐怕丝毫不在介意。然而,政府要人参拜靖国神社势必严重伤害中国及韩国国民感情,如有日中亲善之愿望,就要规劝贵君重新思量。最近,在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了旧日本军遗弃的化学武器所导致的人员毒气死亡事件。这又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成为又一阻碍日中关系发展的要素。如果两国人民之间感情尚佳,类似这样的事件,本来是可以作事务性处理的。但正是因为存在小泉及贵君等人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使得历史总是不能成为历史。

日本的精神文化涉及佛教、儒教、神道,靖国神社则仅与神道相关,而且是在明治维新以后建设的,很难想像与日本的精神文化有很深的联系。在笔者看来,从日本的长远利益考虑,又考虑到国际影响,政治家应该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而这对日本的精神文化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不知贵君以为如何?

11、 东亚经济圈必然形成

贵君很早就积极提议构建东亚经济圈,并曾与东亚经济共同体(EAEC)提倡者马哈蒂尔首相联合著书。但是,看后来,贵君的观点好像与马哈蒂尔首相的观点略有不同。马哈蒂尔先生在国际会议等场合主张,要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圈和创造亚洲共同货币。而贵君与市川周先生共同著书主张的是将中国排除在外。近年来,东盟10国加上日中韩3国举行的非正式首脑会议每年都在召开,东亚经济圈正在逐步形成。

21世纪的东亚地区,排除中国去建设东亚经济圈是不可想像的。在欧洲存在将进一步扩大范围的欧洲联邦(EU),美洲亦将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范围。东亚形成一体,以提高对欧美的交涉能力,已经成为东亚各国的共同心愿。在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金融力量处于鼎盛时期,当时建立日圆货币圈,也许还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但如今,要建立一个以日元为中心的货币圈,已经成为非现实的了。人民币与日元加强合作,共同构建东亚货币圈,已成为大势所趋。

贵君经常强调日本的优势,并时时夸大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但在今后20年内,日本的GDP所占比例将大幅下降而中国将大幅上升,这一预测已经成为经济学者的共识。虽然在人均GDP上,日本的优势还将继续保持50至70年,但从总体经济实力来看,今后20年当中将出现倒转。(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的GDP现在已经超过日本。)为日本的未来、为中国的未来、为整个东亚的未来着想,日中之间进行战略合作已成为首要命题。

12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

笔者长篇大论上述11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希望贵君能够站在国际视野考虑21世纪日本的前途。在现实的国际关系当中,无视国家利益的外交关系是不现实的。但另一方面,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如此加深的现代世界里,狭隘的民族主义行不通。我们所需要的是,要把照顾对方国家、照顾他国利益的国际主义与热爱家乡那种情感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切望贵君能够站在国际视野,认真思量21世纪日本的取向和日中关系的导向。

笔者因在中国和日本竭力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曾经接到来自中国和日本两方面的匿名恐喝信。从此切身体会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分子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分子在表面上是剑拔弩张,但他们在各自的国度里都攻击国际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以维护和提高自己地位,也就是说,他们不约而同地形成一个共同战线。所以,各国的有识之士应该自觉地努力制止本国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联手建立起国际共同战线。即,日本应该经常地考虑到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有识之士易于在本国发挥作用的环境,而中国就应该经常地考虑到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日本有识之士易于在本国发挥作用的环境。

笔者长期以来,以为贵君观点偏激于民族主义,相互之间难以勾通。不过,这次读到贵君关于“日本民族混血论”、“两国亲善”之必要性,批判“虚妄的民族意识”、需要调整“移民政策”等颇具国际眼光的见识,就开始寄希望于贵君,自想也许倾听于笔者关于“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论”的主张。

结语:

听说自贵君当选东京都知事之后,结有友好城市关系的东京与北京之间的交流活动大幅度减少。如果属实,深感遗憾。笔者切望贵君亲自走访中国一趟,亲眼看一看发展中的中国、变化中的中国。毋庸提醒,既然要到中国访问,自然应该对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加以自律。至于已往激起议论的言论,就没有必要解释,一切从面向未来去考虑即可。

最后,不论什么内容均可,请予回复为盼。

2003年8月24日

附录:

石原慎太郎君:

恭贺再次当选!作为校友,对贵君以压倒多数获胜之快举表示衷心的祝贺。

笔者于今年3月退休,于3月27日设立了日中关系研究所。此前因身在福井,行动多有不便。今后,笔者将以东京为中心,往返于东京·北京之间,为在日中之间能够起到桥梁作用而努力。

如拙论《如何解决日本的战略矛盾?》所写那样,笔者认为日中之间进行战略合作乃是历史之必然。当然,这是以中国政治改革不断深入、实现更加民主的国家为前提的。贵君想撇开中国,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的构想,已经成为非现实,切望贵君能正视中国的变化。

说实话,在2、3年前正当石原新党的传言风行之时,笔者曾经在天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作过关于日本政治时局的报告。当时,有人问及笔者对贵君在日本深有「人气」与日本社会“右倾化”现象的看法。笔者回答道:“石原慎太郎之所以得人心,决非其‘反华’言论使然,而是因为他‘敢说敢干’”。接下来又被问及细节,笔者略微就贵君出台的「排气瓦斯限制」(译注:禁止排污严重的柴油机动车辆在都内行驶)及「外型标准课税」(译注:不是按企业所得,而按资本金或营业额或土地面积或从业人数课税)的举措进行了说明,并进一步讲:“其实他还说过‘要与中国民众友好相处,敞开国门接受中国旅游者,让他们看一看日本的现状’。所以,总的说来,在他看来中国人还可以,讨嫌的是中国共产党。你们也对党的领导之现状有不满的地方吧!”至今难忘,当时与会者对笔者发言吃惊的表情。

总而言之,中国人只知道贵君 “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之言论,而不知贵君全貌。这不能只归咎于中国或日本的部分媒体,贵君本身应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国外可能引起的反响。最近,贵君慎于就外交关系问题发言,而倾注力量搞好东京都政,笔者对此予以赞赏。不过,更希望贵君今后在加强北京市与东京都关系方面也能够倾注力量。并希望,与马哈蒂尔先生有甚厚交谊的贵君,为促进东亚经济圈的形成能够做出贡献。

最后,大约10年前,笔者在东京华侨总会进行演讲会时,曾向贵君发出邀请信,贵君便特地派秘书前来听讲,对此表示感谢。(贵君也许已经忘记此事)

顺寄有关设立日中关系研究所的资料,希望予以过目。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定期研究会,如有可能,希望能派秘书作为代理来参加。笔者虽与贵君在不同层次上,但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日中关系研究所所长

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 凌星光

2003年4月14日 夜

贵君本身应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国外可能引起的反响。最近,贵君慎于就外交关系问题发言,而倾注力量搞好东京都政,笔者对此予以赞赏。不过,更希望贵君今后在加强北京市与东京都关系方面也能够倾注力量。并希望,与马哈蒂尔先生有甚厚交谊的贵君,为促进东亚经济圈的形成能够做出贡献。

最后,大约10年前,笔者在东京华侨总会进行演讲会时,曾向贵君发出邀请信,贵君便特地派秘书前来听讲,对此表示感谢。(贵君也许已经忘记此事)

顺寄有关设立日中关系研究所的资料,希望予以过目。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定期研究会,如有可能,希望能派秘书作为代理来参加。笔者虽与贵君在不同层次上,但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日中关系研究所所长

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 凌星光

2003年4月14日 夜

(翻译者:凌霞)

给石原慎太郎的公开信(二)

2012年08月16日

来源: 环球时报

石原慎太郎先生:

您好!本人曾于2003年8月发表第一封给您的公开信。今年4月以来,您又提出购买钓鱼岛(尖阁列岛)问题,媒体将您视作对华强硬派大报特报。此举招来对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活动泼冷水的恶果,作为校友我甚感遗憾。为此,写第二封公开信,切望您妥善应对。

2009年,我与您进行过对话,对话内容发表在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机关刊物《纽带》上,大标题是《赞成“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其中您谈到“21世纪要治理地球变暖等全球性问题,不是进行军备竞赛的时代。主权必须彼此尊重,但应该避免因主权之争导致战争”。

从各方报道来看,自2010年发生渔船碰撞事件之后,您似乎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再度强烈起来。最近,您又说一些中国已经制订推翻日本对钓鱼岛实际控制的计划,并付诸实施之类的话,但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如果日本单方面地加强实际控制,中国一定会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现在中国言论有相当的自由度,中国媒体刊登各种各样的意见,未必都代表当局的意向。恳切希望您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并正确认识中国有关钓鱼岛问题的政策。

为了加强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您提出作为东京都先购入后移交给国家的条件是建设灯塔和各种设施。但日本单方面采取行动,必然会引来中方的反弹,也有可能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因此,必须避免这一事态的发生。本人认为,中日两国当局理应进行对话,共同建设各类设施,才是符合21世纪时代的正确处理方法。

玄叶外相就北方领土问题谈到“没有对话,就不能解决领土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也是一样道理。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不存在外交问题”这一蛮不讲理的态度。这将缩小日本外交的空间,并使自己陷入绝境。对日本来说,与经济上和军事上愈益强大的中国早日建立稳定关系非常有益。100多年来,日本维持了亚洲第一的地位,但在彼此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过渡时期,日本应采取有远见、明智的对华政策,而应对钓鱼岛的态度可以说是其试金石。如果能够做到搁置主权,共同建设设施,共同开发海底资源,共同管理海面,那么,福田担任首相时中方所承诺的东海油田共同开发也可能会立即启动。

您提起东京都购买钓鱼岛的问题,并募集捐款13亿日元,在煽动日本国民民族主义情绪方面取得一定效果。现在呈现了在各国舆论的推动下互相挑衅的局面,令人担心的是这种状况现在正无止境地升级。

本人必须唤起您的注意,如果钓鱼岛问题尖锐化,就必然使中国人民回忆起甲午战争。因为如果甲午战争没有输给日本,就不会产生钓鱼岛归属日本的问题。所以如果您促使钓鱼岛问题刺痛这块历史的伤疤,中国人民的对日感情必然走向恶化,这对日益加深对华依赖的日本经济来说决不是好事。对中日双方最好的方法是您曾经同意过的“搁置主权,中日共同开发”,不知您意见如何。

2012年8月6日

(日本福井县立大学教授 凌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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