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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潘家铮

2012年08月17日11:04腾讯公益[微博]李楯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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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3日,潘家铮先生辞世,享年85岁,带着他曾经有过的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专家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政协常委等头衔,以及“新中国第一代水电人”、“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等称誉,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其追悼会上,钱正英、徐匡迪、陈雷等亲往吊唁,官方传媒报道有称其去世是中国“水电工程建设事业的重大损失”,但也终难掩其因与三峡、水电等相关联而生的争议。

我与潘家铮先生无一面之缘,他是水电工程方面的专家,我是法学、社会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专家,而同时又是为数不多的既非工程技术专家,也非环境生态专家,而参与过国家重大水电工程环境评估的人(我参与过紫坪铺、怒江、红水河龙滩、瓯江滩坑等4个水电工程的评估),此外,我还参与过三峡移民调查,参与过作为水利部项目子课题的“水资源的补偿与恢复机制”研究,因而对与潘家铮先生工作相关的水电工程等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表现有着多年的关注,对潘家铮其人,及其可能代表或显现的那一切,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思考。

钱正英曾说:潘家铮先生“是新中国水电人才成长的缩影”,因此,他的经历,及通过他表现出的一切,“有历史的必然性”。

“新中国”这个词语在现在的使用频率较之过去是大大降低了,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也是一个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有着内在关联的词语。

对三峡工程,中国有着诸多的美誉,但无论怎样,对三峡工程可能因非战争或战争原因引发的安全问题,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问题,对文物和文化传承的破坏问题,甚至是对防洪的作用到底如何的问题,人们仍质疑不断,而对强制移民的权利和生计问题,对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问题,对决策的程序和更多相关联的制度设置问题,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成为不可回避、必须给出明确回答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潘家铮先生晚年及潘家铮先生辞世之后,水电正在并将会更加努力地抢时间,以使更多的工程在必须回答前述问题,及新的法律制度设置之前成为已经完工或较难停建的“既成事实”,这些年来,中央政府职能部门不断叫停的违法未经环评即先动工的水电工程,以及国家主流传媒央视对“建在地质断裂带上的水电站”、“揭开‘跑马圈水’背后的秘密” 等的持续报道,都证明了这一点。

相当多的人知道作为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后的潘家铮先生坚决主张修建三峡工程,潘家铮先生自己也说当时他是“一听到有人说反对意见我就感到恼火”的人。后来,作为“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潘家铮先生在各种公开场合回应、抨击异议,但很少有人知道潘家铮先生在此间所著《三峡梦》中写过自己的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国际生态环境法庭”上受审,被判“开除人籍,永堕魔道,发往阴司地狱,去受凌迟之苦”。

潘家铮先生曾说:在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之前,自己对三峡工程可能面临“爆发核战争”(带来的灾害),以及“景观被淹、古迹被毁”、“珍稀物种灭绝”、“环境恶化”、“地震、滑坡、水库淤积、航道堵塞等等”,也“忧心忡忡”,而在其后,经3年时间的论证,就从“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因为“发现自己原来担忧的问题均已迎刃而解”。但潘家铮先生直至去世也没有就这些问题是怎样“迎刃而解”给出明了的和使世人能够信服的解答。

据传,潘家铮先生曾说三峡工程确实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他相信将来子孙后代自然有办法、有能力去解决。而我认为当一种技术的采用,一项决策的实施会产生难以逆转或不可逆转的后果时,人类必须谨慎;认为“人定胜天”,认为人类能够“征服”、“战胜”自然,是工业革命后一种“科学的狂妄”的表现,今天,人类正在自食其果。

潘家铮先生在其著述中曾列出水坝“20罪状”——1,淹没大量土地、树林;2,动迁居民(侵犯人权);3,影响陆生和水生生物,特别是珍稀物种;4,水库表面蒸发损失;5,水库内泥沙淤积;5,影响景观和旅游点;7,诱发地震;8,引起库岸滑坡;9,淹没文物、古迹;10,影响人群身体健康(孳生蚊蝇害虫);11,影响局部地区气候;12,恶化水质、改变水温;13,影响渔业;14,下游河道发生冲刷,河口海岸侵蚀;15,清水下泻,减少游水中肥分;16,引起下游农田盐碱化;17,引起下游农田潜育化、沼泽化;18,施工弃渣、废水引起污染;19,妨害通航;20,垮坝风险。

在列出水坝“20罪状”后,潘家铮先生的结论是:还要建坝,不能“因噎废食”,要建高坝、大坝。——理由是上世纪60年代逐渐关注水坝的安全、水坝的老化和水坝对环境的影响,以致使潘家铮先生能够列出前述水坝“罪状”,并为坝工建设设置更严格评估制度、决策制衡机制,甚至提出“反坝”主张的,主要出自西方;“反坝势力的活动”,虽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坝工建设明显萎缩”,但“主要矛头是指向发展中的国家的”。在潘家铮先生看来,不能受“西方”影响,水电发展是“国家富强”的需要。

不区分因建坝而获利的人和利益受损的人,不区分主张经济增长或发展中生态、文物被破坏、环境被污染是难免的、主张“保护要服从发展的需要”的人和主张必须尽一切力量限制对生态及文物、文化遗产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的人,只区分中国和西方(或表述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把基于对人类在工业化以来发展中问题的反思而提出的高坝弊端、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文化遗产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和保护人权,都看作是西方借以“限制穷国的发展,以免对他们造成威胁”(潘家铮先生语)的说法,其实只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势的表现。一方面说和平、发展、合作社世界主潮流,一方面骨子里近于强迫症的“敌情意识”又不断表现出来,这真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种特有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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