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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民警出具假立功证明应定何罪

2005年10月07日23:25正义网叶建丰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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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A看守所犯罪嫌疑人甲在与同监犯罪嫌疑人乙的交谈中,了解到乙有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未向司法关交代,即写成书面材料交看守所民警丁。犯罪嫌疑人丙因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被捕,亦关押在A看守所。丙系丁的远房亲戚,丙的家人托丁关照丙,要丁想办法留住丙的性命。丁即让丙写了检举乙有故意杀人犯罪事实的书面材料;丁将甲写的检举材料销毁,并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证明丙检举了乙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法院依据丁出具的“证明”、丙写的检举材料和公安机关破获乙故意杀人案的材料,认定丙具有重大立功表现,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事后,丙的家人送给丁价值二千余元的礼物,以示感谢。

分歧意见:看守所民警丁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存在五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丁在刑事诉讼中,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立功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构成伪证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丁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情节严重,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丁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出具虚假立功证明导致法院错判,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滥用职权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丁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构成徇私枉法罪。

第五种意见认为,丁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应予立案的情形之一——“为使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向犯罪分子及其亲属泄露案情,帮助、指示其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及串供、翻供的”,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评析:笔者认为,丁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帮助伪造证据罪和滥用职权罪,应择一重处。理由是:

一、丁的行为不构成伪证罪。根据刑法第305条,伪证罪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的行为。在我国,证人是指知道案件情况,并能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人。丁作为看所守民警,并不知道案件情况,不是证人。此外,自首、立功情节虽然对量刑有重要影响,但这些情节的“虚假证明”不是“隐匿罪证”,也无法“意图陷害他人”,因此这些情节不属刑法第305条中所指的“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当指“犯罪”情节,即对(涉嫌犯罪的)行为本身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或者罪行轻重有重大影响的情节,并不包括行为之后的自首、立功情节。退一步说,即使将看所守民警勉强视为广义上的“证人”,将立功情节勉强视为“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但看守所民警丁为犯罪嫌疑人丙出具假立功证明的行为主观上并不是“意图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因此也不构成伪证罪。

二、丁的行为不构成徇私枉法罪。丁的行为是否构成本罪,关键在于是否属于“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所谓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是指故意包庇使其不受侦查(含采用强制措施)、起诉或者审判。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的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全部的犯罪事实,也可以是部分的犯罪事实和情节,但不受追诉的须是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本案中,丁虚假证明的对象不是犯罪事实或犯罪情节本身,其行为不是“包庇”行为,也不是使犯罪嫌疑人的全部或部分犯罪事实和情节“不受追诉”,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的客观要件,不构成本罪。

三、丁的行为不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根据刑法第417条,该罪的主体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看守所条例》第三条规定:“看守所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犯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对人犯进行教育;管理人犯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第四条规定:“看守所监管人犯……”因此,看守所民警只有监管职责而无查禁犯罪活动职责,不构成此罪。

四、丁的行为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刑法第307条2款、第3款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犯该罪的,从重处罚。可见,司法工作人员也可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司法工作人员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时,可以利用职务之便也可以不利用职务之便,但犯该罪的都要从重处罚。至于何为“情节严重”,两高未予明确。笔者认为,本案中,丁以“证明”的书面形式,将犯罪嫌疑人甲检举的犯罪线索套给另一犯罪嫌疑人丙使用,帮助犯罪嫌疑人丙伪造证据,使本该轻判的人未被轻判、本不该轻判的人被轻判,这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甲的正当权益,并严重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损害了司法权威——法院因其行为而错判,浪费了大量司法资源——司法机关因该错误判决要重新启动一系列的纠错程序,其行为当属“情节严重”,符合帮助伪造证据罪的构成要件。

五、丁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件,但其行为是否属于滥用职权行为?《看守所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人犯在被羁押期间,遵守监规,表现良好的,应当予以表扬和鼓励;有立功表现的,应当报请办案机关依法从宽处理。”根据该规定,看守所民警负有将在押犯罪嫌疑人的“立功表现”报请办案机关的职权和职责。本案中,看守所民警丁出具虚假立功证明的行为是滥用该职权的行为。其次,丁的行为是否“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重大损失包括重大物质性损失(指人身伤亡和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和重大非物质性损失(指严重损害国家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1]。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滥用职权罪中“重大损失”是指:“……4、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5、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本案中,丁的滥用职权行为致使本应轻判的人未被轻判,本不应轻判的人被轻判,既严重侵犯了真正立功的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又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分析同四),其危害程度与上述司法解释中“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形相当,应属“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所以,丁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

综上,笔者认为,丁的行为同时触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和滥用职权罪,属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处。依刑法第307条,帮助伪造证据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从重处罚”;依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有徇私舞弊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丁作为看守所民警,属于“司法工作人员”,其行为亦有“徇私舞弊”情节——丙是丁的远房亲戚,丁为丙出具了虚假的立功证明,事后丙的家人送给丁价值二千余元的礼物以示感谢。本案若以帮助伪造证据罪认定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从重处罚”,若以滥用职权罪认定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见滥用职权罪比帮助伪造证据罪重,故应定滥用职权罪。(《人民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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