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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大讲堂166期 笑蜀:平民视角的平权台湾

2012年06月25日11:53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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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上的平权、人权上的平权当然是不容易的,当然经过几十年的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

人权台湾是从二二八开始的几十年抗争争来的。因此我在台湾两个月的考察,主要可以概括为“人权之旅”、“转型之旅”。主要就是考察台湾人权进步的历程。因为时间有限,台湾的很多人权景点没有来得及考察,只重点看了几个景点,这些景点现在全部开辟成博物馆或者人权文化园区。最重要的人权文化园区有两个:一个是景美人权文化园区,一个是绿岛人权文化园区。这两个人权文化园区,台湾当局着正在计划把它们整合起来,最后升级成为“国家人权博物馆”,他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庞大的计划。

这个计划代表了台湾的另一面,台湾有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最近通过微博、互联网传递到中国大陆——据说是马英九提出的“人权立国”。这才代表台湾制度最根本的特色。但这个概念并非马英九提出的,而是陈水扁上任就已确定的根本大政方针。人权立国首先要通过教育实现,首先需要庞大的人权教育系统来支撑,没有人权教育也就无所谓人权立国。这次台湾之行给我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人权教育普及、持续、持久。那些人权博物馆、人权文化园区每周都有非常之多的人权教育活动,这种人权教育活动不只针对普通市民,更深入到台湾的整个教育系统中,包括台湾的中学、小学教育。台湾的中学生经常去考察那些人权博物馆,然后写相关的论文。人权教育在他们那儿真正实现了从娃娃抓起。

人权博物馆除了前面讲的两个人权文化园区外,还有几个景点,最早的景点是二二八纪念馆。台湾的政治改革大家通常从80年代讲起,这是不准确的。我的台湾之旅的结论是:应该从二二八讲起。我原来认为二二八无非是台湾版的突尼斯革命。由小贩引发暴动,由暴动发展成席卷整个国家的革命,进而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权、政治制度。区别只在一个成功了,一个没有成功。但我去台湾后发现,二二八不仅仅是官民平反,揭竿而起,这只是二二八前期。二二八中期,从暴乱迅速转向政治变革。当时社会的主要诉求,比如民众自治机关叫处置委员会,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怎么改?最重要的内容是要求自治,主要体现在处置委员会提出的“32条”大纲中,政治方面的第一条是制定自治法,把自治法作为全省最高的政治规范。然后要求本地人参政,开放政权,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整个政权、整个财权基本上被外省人垄断。本来台湾精英刚开始对祖国抱以最高期待,因为他们对日本人的殖民统治是不满的。日本的殖民统治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客观说,台湾整个现代化的基础,比如教育、交通、文化、医学等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打下的;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确实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对台湾精英的排斥,以致台湾精英主要从两个方面找出口:一是医学,二是律师。别的方面都没有出口,为什么?被日本人垄断。台湾精英在日本殖民时期是二等公民,正因为这样,他们对祖国抱有最高期待和美好的想象,认为台湾一旦回归祖国,台湾精英全面参政的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当时台湾精英参政热情非常高。比如1946年回归后,台湾省参议会选举,30个参议员席位,参与竞选的台湾精英有1100多人,这反映了当时台湾精英参与政治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但回答他们的却是冷冰冰的现实。国民党到台湾后政权并不开放,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18个重要的部会机关中,只有一个副处长是台湾人,其他全部是外省人,甚至台湾精英想做一个小小的主管都不可能。这种排斥程度比日治时期更厉害。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人的上升通道没有。因为国民党到台湾后立即强制推行国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立即废除日语。但台湾精英在日本五、六十的统治下,尤其是30年代日本开始的“皇民化教育”后,他们的基本语言已经是日语,不是国语,一下把日语全部废除,台湾精英几乎一夜之间沦为文盲;沦为文盲后,一是个人的上升通道被打断,社会精英的流动性没有了;二是精神上的巨大羞辱。这是二二八之前的状况。

二二八除了要求自治而外,第二是要求开放政权。但二二八的整个主要诉求被扭曲,根本没有办法传递到国民党中枢机构、决策机构。怎么被扭曲的?主要是有两大集团:一是台湾国民党的统治集团,以陈仪为代表的江浙集团。江浙财团把台湾当做他们的殖民地,当然不可能允许他们自治,陈仪后来被枪杀我认为罪有应得,他对二二八负有直接责任,他是当时江浙集团在台湾的最高代表。二是国民党的情治机构尤其是军统。军统把整个二二八歪曲为夺权、叛乱、造反、阴谋,向蒋介石传递了各种各样的虚假情报,比如说台湾有12万日本军人不甘心失败杀回台湾,才有二二八暴乱。情治机关扭曲了整个事件的真相,给最高决策者很大的误导。

(图片)二二八事件事实上一直在情治机关掌控之下。我前面讲了民众自治机构是处置委员会,委员会下有一个力量,叫忠义服务队。这个服务队就是民众自己的一个保安机构,一种强制力量。

忠义服务队的总队长许德辉是军统特务,二二八事件中,要求攻打圆山,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激进的头目,往往是军统的卧底。二二八后,国民党进行总清算时,恰恰是最激进的头目往往全身而退,受到中统、军统的庇护。二二八整个进程被他们暗中控制,这是当时二二八结局惨烈的主要原因,民众政治改革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善意回应,因为真相全被扭曲。

惨烈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死亡人数之众,现在有争议,我到台湾时争议刚刚爆发,台湾前“行政院”院长也是国民党老军头郝伯村在《中国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很多人说“二二八”死亡成千上万,他说那是耸人听闻,说“二二八”死亡就200-300人。这马上引起舆论强烈反弹,被很多人骂,因为很多死亡在当时没法统计,仅仅根据统计数字推断死亡人数当然是不科学的。

二是台湾精英的夭亡,台湾精英在“二二八”当中基本被干掉。(图片)省参议会基本死伤过半,比如国大代表、省参议会议员、议长、副议长,包括嘉义市的议长副议长、基隆市的议长和副议长,领袖级人物基本被枪毙。除了议员,死亡最多的人群是律师,然后是一些媒体人。很多精英被枪杀并不是因为“二二八事件”中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煽动暴乱,不是的。恰恰是因为他们是整个“二二八”中比较温和的一群人。“二二八”有不同方向,最极端、最激进的是谢雪红所代表的中共地下党,主张武装斗争,暴力推翻国民党政府;再一个是以省参议会的议员,以律师、媒体人、大学教授为主体代表的一种温和、渐进的、中间的力量。第二种力量主张协商、对话,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但后来杀得最多的恰恰是第二种力量,而且被杀的直接原因就是调停。比如台湾有一个最大的画家、整个台湾美术界的鼻祖陈澄波,他同时也是嘉义市的议员,当时嘉义是“二二八”的重要现场,杀的非常惨烈,他们想跟政府军队沟通,看能否说服政府和军队温和一点,几个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包括陈澄波等8人去谈判,结果都被军队杀掉。所以我的另外一个结论是,当极端狂潮席卷而来时,没有温和的、中道的空间,这时候任何温和、中道的空间都是徒劳,一切都应该在极端大潮来临之前做最大限度的努力,一旦来临之后,就什么都完蛋了。台湾一代精英的夭亡给我的教训是这样的教训,并不是因为他们极端、暴力,没有,他们都是理性、平和、中正的,但这恰恰是他们被杀的原因,因为这个时候只要不跟政府站在一边,都是政府的敌人。另外,我个人怀疑对精英的屠杀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因为只有这样,外来的力量才可以站稳。

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讲“二二八”,主要是因为它是整个台湾政治改革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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