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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回忆父亲白崇禧:他既反共又反蒋

2012年06月01日08:40人民网[微博]杨东晓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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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这一选择就是白崇禧对历史的交待:他反对蒋介石,也反对毛泽东;他没有留在大陆,去台湾也不是选择蒋介石,他到台湾,选择的是他忠于的“民国”。

白先勇回忆父亲白崇禧:他既反共又反蒋

1963年,白先勇(右)与父亲白崇禧在台北松山机场留影(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看历史》2012年第5期

  75岁的白先勇从远处走来,礼节性的问候中带着昆曲生旦亮相的雅致,黑色唐装大滚大镶着云纹袖口,这些细节让人想到他全球巡演的《牡丹亭》。但是,这次他要谈的不是昆曲,而是他的父亲白崇禧,一位在历史的迷障中有着多重影像和毁誉的军人。

  1987年,50岁的白先勇再一次踏到上海的土地时,距他离开这里,已过去了38年。这一次回到大陆,他寻找到了1945至1948年随父亲来沪时住过的三处旧居;他看了昆剧《长生殿》;他写出一篇不同于以往小说创作的文字《惊变》,分别刊载于台湾当年12月号的《联合文学》和次年上海《文汇月刊》元月号;他成为1988年《文汇月刊》元月号的封面人物。

  《惊变》的文字,在1988年初入中国读者的视野,犹如一场“惊艳”——离开革命文学体验不久的大陆读者当时正处于伤痕文学阅读中。

  25年前的上海之行,开启了白先勇后半生的两项使命。拯救和推广昆曲,以及,为父亲写一本书。

  为父亲写书

  白先勇为自己的父亲白崇禧所作的书写了大约十年,在海内外多次被媒体问起,什么时候收官,是否已能出版。

  可是,由于每遇到一点新的资料,就要纳入其中,所以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都陆续面世后,这部一再被人问起的传记还在不断地修改中。以至于动笔的确切时间,白先勇已经不记得了。

  为父亲白崇禧写一本书的想法,最初产生于1990年代初。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出版物中称曾经为白崇禧做过128次口述(白先勇记忆中是132次),最后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8天,这些内容就是历时4年记录下来的《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这部口述历史由于白崇禧的猝然离世而中断,“很重要的国共内战还没讲到,他就走了,民国史因为两岸政治立场不一样,很多都被曲解了”。

  “这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白先勇说。国内战争年代中的许多曲折,国军在抗日和内战中的一些决策还没有从白崇禧的视角表现出来。国军的这位悍将非常特殊,他一边是蒋介石“四·一二”清党的执行者,还跟共产党打过内战;一边又同蒋介石有矛盾,北伐胜利后桂系跟蒋系打了7年仗,白崇禧曾被迫流亡安南(今越南),1936年还策划过“倒蒋”;卢沟桥事变后第7天,却被蒋介石的专机接到南京,参与抗战。

  “北伐之后我父亲的许多动向,都与后来的历史走向有关,但是有很多时刻,这边也不讲、那边也不讲,很重要的历史时刻被埋没。”

  对于“四平之战”,国民党初到台湾时也总结过,但是作为历史不再讲了。白先勇为了作传曾走访过当年的一些将领,他们也说这场战役“关键哪!关键!”可就是没人敢写,也没人检讨过。白崇禧也向白先勇多次讲到这场战役。所以,白先勇认为“这一类事情,我该写出来,因为别人不知道”。

  为何要给自己的父亲立传,白先勇认为不仅白崇禧的口述历史不完整,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对白崇禧的历史记载都有不公允之处。

  白先勇曾说过,白崇禧既反共又反蒋,故尔,国共双方在写他的时候,都有忌讳。白先勇认为,两岸写出来的白崇禧传记与真实的白崇禧都有一些出入,因为都有他们不想提起的地方。

  “如果有个完整的口述传记,我就不会想到作传了,写写回忆就可以了。但我父亲还没有一本信史。”白先勇说。

  不为亲者讳

  白先勇和父亲在台湾一起生活了11年,交流最多的时期,是他在台湾大学读书的那几年。白崇禧晚年,经常向已经二十多岁的白先勇,提到一些他对外不会说得太多的话。白先勇说,1946年的“四平街战争”(大陆称“四平战役”)、“徐蚌会战”(大陆称“淮海战役”),是父亲跟他讲得最多的。

  白先勇多次听到白崇禧讲述他与林彪、刘伯承的数次交锋,虽然那个时候年轻的白先勇还没想到要拿笔记录下来,然而正是这些讲述,在几十年后,使他决定要为父亲全面地写一本书。父亲的战争记忆给白先勇留下这样的印象:“父亲从来没敢低估共军”。事实上,也的确有人将国民党的白崇禧和共产党的林彪作过比较,将他们并提为国共“战神”。林彪对苏联《真理报》说过:“我认为在国民党军将领中,白崇禧是最有才干的。”

  因此,白先勇书写的这本传记更多的是从白崇禧的视角和观点出发的,写白崇禧的记忆和观念中的真相。

  白先勇不是史家,他为父亲立传或者书写父亲的一生,一方面是根据自己对白崇禧的了解来写,这种了解来自真实的生活,包括白崇禧在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尤其是在台湾时期,生活在情治人员视线中的白崇禧,有别人看不到的苦闷。另一方面他也查阅白崇禧各个时期留下的文献。

  阅读各种版本的《白崇禧传》是白先勇必不可少的功课。

  不同作者,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观点。程思远版本的《白崇禧传》,白先勇读得很认真。程思远是李宗仁的秘书,在1949年以前与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密切。白先勇认为,程思远的《白崇禧传》史实上大部分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后来程思远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所以有些观点就不同了。

  传主是作者的父亲,白先勇不免受到追问,你写的传记是否客观?以父亲为主角书写,会不会为尊者讳?白先勇肯定地答复:“不会不会,一点忌讳都没有。”

  追寻父亲的踪迹

  承载白崇禧一生毁誉的战争史部分——北伐、抗战,以及白崇禧对此间国共矛盾、蒋桂矛盾、战略分歧的看法、观点和作为,主要依靠对白崇禧历史资料的整理,这包括1987年在广西图书馆发现的一批白崇禧1930年代在广西期间的演讲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文献资料、白崇禧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如黄旭初等人的回忆录)、台湾“国史馆”文献、白崇禧与同僚及友人的书信、1949年以前的大陆报刊等。

  “中研院”的黄嘉谟先生将白宗禧在北伐时期的所有电报、演讲词集成的《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也是白先勇追寻白崇禧早期活动的资料来源。1987年的广西之行收益甚多,白先勇在桂林图书馆找到一些绝版的书籍,收集了很多白崇禧在广西用“三自三寓”治省的文献资料。1930年代,白崇禧意识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他的很多演讲词都涉及“整军以待”,他说“全省皆兵”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抗日了。白先勇认为,白崇禧不仅是位军人,他更是有政治理想的人。

  在这些故去时代的黄褐色纸张中,白先勇发现,白崇禧在不同的时代,有时“身影高大”,有时则“影踪全无”。

  国民党方面的“中央抗战史”厚达700多页,提到抗战中的第一场大捷“台儿庄大战”只有三四页,而且,没有提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名字。一部民族的抗战史,由于蒋桂之隙,两个不可少的名字竟是缺位。

  大陆拍的电影《血战台儿庄》白先勇也看过,“这次李宗仁出现了,却把白崇禧拍成了副官,跑前跑后。不是的,他也是主帅”,白先勇说,“这一仗是李、白二人打的,战前布署都是李、白二人一起做的,但是在《李宗仁口述历史》中,他只讲他自己去了。”

  历史虽然在后世的记载中被改变,但在“当是时”,总能留下真切的身影。台儿庄的捷报传开,全国振奋,武汉十多万人的祝捷大游行中,开路大卡车上载着李、白二人的巨照。

  这一年,被侵华日军定为必须消灭的“头号罪犯”白崇禧44岁。

  白先勇根据他所掌据的资料证明,1938年初,白崇禧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上,就已经提出了“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思想,为的是拖长日军供给线,削弱敌军优势,以取得最终胜利。这一战略思想在2月7日已出现在蒋介石的武昌演讲中。而这些,都是在过去的传记中被湮没的。

  好在近年的一些历史学者,已经开始重视这段历史,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的论著中就写到,“以上种种(指白、蒋等提到的相关持久战战略内容),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故纸上的父亲

  在各地搜集白崇禧各个时期报刊资料的时候,白先勇从香港《良友》传媒集团的董事长王胤手中得到了一些当年《良友》画报上的时事影像。其中1938年5月号第137期是台儿庄大捷专辑。画报封面,就是白崇禧戎装照。

  《良友》画报是民国时期最为时尚、以倡导生活方式为号召的杂志,它的封面人物通常是用胡蝶这样的当红明星,也有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军政学商各界风云人物。以当时铅印排版术的出版周期看,3月大捷,5月出刊做图文报道,已经算是很快的了。这期《良友》画报中,还有一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前夕,引起了白先勇的格外注意。照片中,蒋介石居中,白崇禧在左,李宗仁在右,李坚定、蒋自信、白从容。这是最好的证明了。

  1939年11月,《良友》画报在报道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写道:“白崇禧将军为湘北大战之最高统帅,此次诱敌深入、迂回侧击的巨策,即为白将军于九月间主持之军事会议席上之决定。”

  八年抗战,“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制定过国民党军队各阶段对日作战计划,参与指挥和决策“八一三”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等著名战役。抗战胜利后,他曾被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发美国“嘉猷勋章”、美国陆军当局颁发美国“自由勋章”、英国政府“巴士武士勋章”、法国政府“荣誉勋章”。

  “向历史有个交代”

  在少年白先勇的记忆中,父亲有过多匹良驹,白崇禧的马术留下过一些影像记录,白先勇曾找到白崇禧骑在良驹“回头望月”上疾速奔跑的照片。

  赴台以后,白崇禧的坐骑变成了一辆老得不能再老的道奇汽车,白崇禧坐在上面颠得摇摇晃晃地到“总统府”去上班。后来连司机陈义方都觉得没面子。

  到台湾一定是这样的待遇,这在撤台之前,白崇禧心里就清楚的。但他要“向历史有个交代”。

  1949年12月30日,败兵之将白崇禧从海南岛起飞到台湾。此时,他从广西带出来的嫡系,已在经历抗战和内战后,不剩一兵一卒,桂系整个都瓦解了。

  自18岁参加辛亥革命至北伐时打到山海关,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他的命运一直与“民国”连在一起,直到最后被林彪赶出海南岛,虽然有人劝他另辟他途,他还是选择了去往台湾。

  这一选择就是他对历史的交待:他反对蒋介石,也反对毛泽东;他没有留在大陆,去台湾也不是选择蒋介石,他到台湾,选择的是他忠于的“民国”。

  白先勇经历了白崇禧赴台后备受冷遇的岁月,并将这一时期称为白崇禧的“逆境”。

  在台湾的17年里,走到哪里身后都有情治人员如影随形,白崇禧曾愤慨地密函蒋介石诘问原由。随后他也就平静地对待这些了,看戏的时候,会给盯梢的特务们买上四张票。

  白崇禧晚年时,白先勇已到美国上学。在寻访白崇禧晚年时光时,白先勇听到父亲的老部下说,白崇禧一直按时参加国民党的组织生活,开党小组会(阎锡山退隐后是什么都不做了,这样的会阎锡山是不参加的)。但白崇禧还是定期和住在周边的下级军官们过组织生活。无论多么平淡和常规的例行学习,他也从不缺席。白崇禧认为拿一天薪俸就得负一天责,他始终有组织和纪律性。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悲剧英雄,后来他在台湾没落了,他的起、他的落,我都看到了”,白先勇认为白崇禧晚年命运即便成了悲剧,也并未怀忧丧志,还是在为信仰坚持。

  白先勇还记得,1954年陈诚竞选“副总统”时,找白崇禧为他拉过票。国内战争时期,陈诚是参谋总长,白崇禧是国防部长,被陈架空过,两人也有政见上的不同。陈、白二人在1946年裁军问题上的矛盾蛮尖锐的,到台后,陈很受重用,来请白崇禧帮自己拉票。当选“副总统”后,他又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一天,陈诚来到他们家中,向白崇禧问策,自己该以何为重。白崇禧告诉他,副总统将来是要“接大位”的,应该“养体养望”。所以不应该接“行政院院长”,因为“行政院院长”是向立法院负责的,太操劳又要受立法院的指责,而这将会使他的声望受损。在白先勇看来,陈、白交往,是那一辈人的风范和胸襟。

  白崇禧的家族,源于一位叫伯笃鲁丁的阿拉伯始祖,他还是位元朝进士。1937年,白崇禧以回教领袖的身份,倡导“十万回民十万兵”,召集穆斯林青年入伍抵御外侮。1948年4月,李宗仁欲跟孙科竞选副总统,白崇禧力劝无效后,投入了为李宗仁助选的工作,这一次回教代表的票都投给了李宗仁,李宗仁胜出。

  1960年4月13日,在白崇禧的力促下,一座清真寺在台北新生南路落成。这是白崇禧晚年的精神归宿。

  白崇禧归于信仰的宁静了吗?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7月写给黄旭初的一封信,此时白崇禧听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提笔写给香港的黄旭初写了一封长信,从该信通篇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来看,这应是他长期思考的问题。他以这样的笔触结尾:“弟待罪台湾,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国军何时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白先勇没有回避这种真实。

  是年,白崇禧72岁,距他离世,只有一年半不到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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