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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O年前后西礼县大饥荒

2012年05月04日08:41政协陇南市委会网赵 继 士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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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未来学家有句名言:“不总结历史教训,历史的悲剧就会重演。”唐《贞观政要》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本文就是遵循这一至理名言来研究和总结1957年至1961年期间的西礼县大饥荒的,旨在为人们留下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引 言

公元1960年前后,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各种疾病也开始蔓延,1961年2月份全县各种疾病的发病人数达43300人,比1月份的30720人增加了44%。饥荒和疾病使人口大量外流,1958年至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达到14241人,也由于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全县17万亩土地荒芜,仅当时的洛峪一个公社就多达2万多亩。

上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说明了什么?为什么那个年代人命那么脆弱?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没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感受不到那时的苦,体会不到那时的难,不看看这篇资料对这一问题肯定会百思不得其解。

大饥荒的成因

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其成因应追朔到1957年反右派和整社反右倾以及1958年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

一、虚报浮夸、高指标、高征购,使得社社队队篅底空,家家户户无粮吃

1958年,是浮夸风、吹牛皮、说大话甚嚣尘上的年代,谁越会吹,谁就成了先进,吹得越大越好就越光荣。这种歪风首先来自当时的甘肃省委及其个别主要负责人。这一年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土地潜力无穷无尽,亩产多少事在人为”。还说,“要革大自然的命,必先革人们思想的命。”上行下效,各地便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与上面遥相呼应,如“只要革了思想的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办到”等不切实际的口号铺天盖地,从上到下,出现了一种“吹牛皮”、“放卫星”的怪现象:先是新华社在6月12日报道了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实现小麦亩产3530斤,放了一颗“大卫星”。紧接着,西礼县也在6月27日暴出鱼洞农业社小麦亩产870斤,放飞了“卫星”。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卓头村社又放出了小麦亩产5303斤的“卫星”。西礼县也紧跟效仿,于7月7日在小麦还未收割时就提前报送《大跃进中的丰产喜报》,虚报成集乡国光社0.2亩小麦亩产1600斤、姜席乡姜席社2.4亩小麦亩产1214斤,又放了一颗“卫星”。在当时生产力还很落后、农业科技含量很低的情况下,小麦平均亩产实际为220—240斤(根据西和县委[58]240号文件万青山发言的偏高估计)或更低。但看到别人都放“大卫星”,我们只放“小卫星”,实在有点不过瘾,于是西礼县的盐官公社罗堡队就放出了洋芋亩产16万斤的“特大卫星”。即使按照科技含量已经较高的今天,洋芋实际亩产也只有3000斤左右,即便以此计算,16万斤也需53亩多地才能产出,按当时实际平均亩产2000斤左右计算,需80亩土地才能产出,但当时省上媒体却作了宣传报道。不仅粮食亩产“放卫星”,而且人均占有粮的计划指标也不断攀升:6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西礼县平均亩产400斤的消息,《甘肃日报》发表了社论,西礼县被列为38个亩产量400斤县之一。1958年7月2日,县委书记万青山在电话会议发言中提出:“今年各类作物亩产必须达到小麦220斤、包谷650斤、洋芋800斤(为亩产4000斤折的主粮)……只有完成这个指标,才能保证实现每人1200斤粮食。”事实上,万青山讲话时,粮食作物生长已成定局,他这么讲的意图,就是要下面必须按这个数字上报产量。7月8日,县委在(58)178号文件中又提出“为每人实现1500斤粮食而奋斗”的目标。8月9日,县委《抓元帅,抓先行,保证完成600斤》的文件再次提出新指标:“农业生产今年计划小麦亩产240斤,包谷亩产750斤,洋芋亩产3500斤,水稻亩产600斤,每人有粮1800斤。1959年包谷产量1200斤、洋芋6000斤、小麦500斤、水稻1200斤,平均亩产1000斤,每人有粮3000斤。”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为将1958年的各种作物平均亩产由400斤、人均有粮1200斤,提升到亩产500斤、人均有粮1500斤,再提升到亩产600斤、人均有粮1800斤。而1959年,则猋升到亩产1000斤、人均有粮3000斤。就这样,只凭几位领导人的嘴,坐在办公室就把已成为定局的粮食产量越吹越高。事实上,实际的粮食总产量1958年为1.0168亿斤,即平均亩产为120斤;1959年为0.851亿斤,平均亩产为143斤,而1960年则已下降至平均亩产仅有81.8斤。由此可见,这几年粮食产量是逐年直线下降的。

既然各县粮食都在“放卫星”,产量成倍翻番,那么对国家的贡献也应相应增加,于是,公购粮任务越加越大。由于实际没有生产那么多粮,加重的公购粮任务无法完成,只好挖空社队粮仓,竟至发展到1959年底和1960年初,便出现了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搜查社员家里一点点仅存粮的惨酷现象。

甘肃省1956年粮食大丰收,总产才达到38亿公斤,而1958年上报的估产数却为185亿公斤,比丰收之年还高4.87倍,后来虽修正为120亿公斤,但也高于1956年实际产量三倍多。可是1958年征购入库数字为上报总产量的37.5%,1959年又上升到总产量的47.6%,到1960年,有些地区和县社被征购的粮食已达到总产量的60%。那时的总产量,是人为的过高估计数字,且以1958年的产量的基数,可以想见,到了大减产的1960年,不断加大的征购粮任务与实际产量之比已相当惊人,社员无口粮,已是难免的灾难。西和公社西和大队凤山生产队粮食产量由1956年的单产265斤下降到1960年的101斤,总产量1956年是302080斤,1960年下降到了119358斤,可是公购粮任务却越来越重,1957年交公购粮45500斤,1959年则增加到74545斤,增长61.5%,而分给社员的口粮1957年平均每人278斤,1960年降到148斤,即使按当时每人每天6两的定量,也只能吃到当年3月13日。除了高征购外,社队提留和干部贪污私分,留给社员的已寥寥无几。1957年在粮食统购统销时给农民定口粮标准为一年370斤,1958年8月22日中共西礼县委《认真解决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规定,社员“口粮供应大小平均,为每人每月不低于35斤,不能过份地对口粮标准压得太低”,但这个标准是拨给公共食堂集中吃饭的,而食堂由于缺粮缺柴以及各种舞弊等原因,许多社队已经停炊,社员自己打面做饭吃时每人每天只能维持到老秤4两(折合今2.5两)至9.6两(折合今6两)。到1960年底和1961年初,连4两也供应不上了,这时候社员只好用“瓜、菜、代”来充饥,满山遍野的野菜被挖光吃尽后,又寻找榆树皮、树叶、树根以及干荞衣、嫩荞芽、包谷杆、包谷核加工后食用。野菜野草使一些人吃得浑身浮肿,中毒而亡;一些人被包谷杆、包谷核吃得大便不通而活活胀死,……这就形成了本文引言中的一些饿死人的数字。在当时,有些农户全家死绝,这样的情况各村都有。有的大人们为了孩子能够存活下来,自己舍不得吃、穿,死于饥寒,为此而勉强活下的孩子,都成了孤儿(1961年后县上办起了儿童福利院[孤儿院],专门收养孤儿,直至他们长大成人)。1960年,西礼县人口死亡率达94.53‰,高居全省第二。各种疾病也随饥荒而来,好些疾病是除那个年代外再也见不到、听不到的。1961年3月17日《县委转发生活安排办公室医疗小组关于当前防治疾病工作的报告》提到:“截止2月底的统计,总发病人数已达43300人,比1月底的30720人增加了44%,2月底现有病人26291人,比1月底的13862人增加了90.5%,占全县总人口的6.14%。其中浮肿病人1月底有6411人,2月底4736人,瘦弱病1月底4298人,到2月底达到11492人,比1月份增加了164%。子宫脱垂的1月底1407人,2月底1523人。”“又由于妇女病的危害,人口出生大大下降,据白关公社统计,1960年全公社出生婴儿180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6%,但这一年的死亡人数尽(竟)达2320人,占总人口的16.22%,最严重的白关公社苟家山生产队有87个生育妇女,自1958以来只生了1个孩子,但1960年一年就死亡了143人 。”边远山区如此,县城周边情况也如此。省地工作组西礼小组1961年2月24日的《西和公社凤山生产队生产情况调查》反映:“凤山大队是一个穷队,全队553人,人均占有土地2.2亩,1956年全队有154户,726人,到1960年仅有146户,533人,五年来共死亡172人,占总人口的21.4%(全队死绝的有8户),牲畜死亡更严重,队上原有26头牲畜死的只剩了2头。”1961年初开始,县上举办三级医院,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自制葡萄糖、维生素C加麦麸和中药的“康复散”、“加味补中益气汤”、“加味十全大补汤”等治疗垂危病人,抢救劳动力,全县人口死亡和各种疾病才得到了遏制,截止4月15日,有28577人治愈恢复健康,投入了生产,但仍然有26900人未愈。

各种疾病中,除浮肿外,一些比较少见的妇女病也出现了,如子宫脱垂和闭经。子宫脱垂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过重的体力劳动等因素所致,那么闭经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向毛主席写的一份调查报告,解开了这个谜底。

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锋同志带了五个人在甘肃临夏州新集公社新1号生产大队调查农村食堂时对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在通经的13人中,当年一月后才通经的8人,一贯通经的2人,1个是女队长,1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1个小孩。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1959年以来没生一个小孩。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中,3个是炊事员,2个是女队长,1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2个小孩,1个是大队保管员的爱人生的,1个是生产队长爱人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人,闭经的16人,占66.6%,在通经的8人中,有4人是今年1月后才通的;一贯通经的4人,1是炊事员,1是生产队长的爱人兼炊事员,1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是生产小组长的爱人。1959年来只有管理员的爱人生了1个小孩。上述调查数字颇可看出症结所在。

二、劳民伤财办食堂、炼钢铁、超英赶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这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的又一重要原因。

1958年,全国各条战线都在“放卫星”,毛主席看到工农业各个方面生产都在增产提速,于是在一次会议上讲“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2年到3年,2年是有可能的”。1958年9月2日毛主席在一封信上又说:“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接着在大跃进的同时,又展出 了从制度上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蓝图,提出办大社设想。此前的8月6日,毛主席在河南新乡县看了七里营公社后,明确提出“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在山东历城县北园公社视察时又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8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从此,全国普遍开展了大办人民公社运动,这即是办食堂、炼钢铁、超英赶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向英美挑战的重要指标,“钢铁元帅”就升帐了;作为人民公社的伴生物、共产主义天堂的心脏——公共食堂也应运而生了。

公共食堂作为“一大二公”和生活集体化的重要标志,其组建速度是相当惊人的,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即在全国城乡普遍建立。甘肃省从1958年8月开始到10月的三个月时间就实现了全省食堂化。西礼县截至1958年8月11日,已办起食堂1013个,就餐的有21434户、124796人,占全县总农户的51.8%和农业总人口的49%;有食堂的乡10个,社306个,队1013个。而到8月22日,仅仅11天时间,食堂就增加到了1939个,有38197户、195408人就餐,占农户总数的84.5%和人口总数85%。至此,十里、河口、城关、白雀、西峪等23个乡全部实现了食堂化。

食堂办起之初,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吃饭不要钱,人人都有份。因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所以,不同队的社员还可以到其他的食堂就餐。开始时定量不限量,每人每天2至3斤粮,提出“许吃不许拿”,“饭菜多样化”,同时制定食谱,规定一星期内不吃重复饭。白面馒头,大肉大油,“放开肚子吃饭”,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当时县委文件对公共食堂总结了八大好处,社员也编了“六爱食堂”的顺口溜:

单身汉爱食堂,早晚不为吃饭忙;

老人家爱食堂,生活愉快食味香;

妇女家爱食堂,摆脱家务出厨房;

青壮年爱食堂,多出勤来工效强;

学生们爱食堂,按时能够入学堂;

孤儿们爱食堂,犹如有了亲爹娘。

可是好景不长。大吃大喝不到半个月,食堂用粮相继发生危机,开始按人定量,人均每月35斤或更少,广大社员的生活难以为继,开始“瓜、菜、代”了。到1959年和1960年时,各生产队食堂人均月口粮最高的也只供到18斤,即每人每天老秤9.6两(折合今6两),最低的仅有2两(折合今1.25两),而且相当一部分生产队食堂断了炊。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时候,为了保护食堂这颗共产主义“心脏”的跳动,县上发文号召全民找野菜、储干菜,加少量油渣、豆饼、粉渣等加工代食品。尽管如此,饿死的威胁仍然非常严重,一些人为了活命,只好外流他乡或寻吃讨要,或入赘为婿,或改嫁他人。运气好的侥幸生存了下来,而运气不佳者,或冻饿病倒于窑洞路旁,或死于荒郊野外,这时候的人们对食堂已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但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有敢言者即被戴上反“三面红旗”等帽子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和专政了。据资料载,甘肃揭开农村公共食堂真正弊端的是汪锋同志。汪锋1961年4月27日至29日在临夏调研,解散了临夏新集公社的两个食堂,之后,一些地方才陆续停办了食堂。到7月底,全省90%的生产队都解散了食堂。可是西礼县在1961年6月8日《关于食堂分配、三定问题规定意见的报告》中还强调“办什么形式的食堂,都完全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凡社员自己愿意办食堂的,都办成合伙食堂”,试想,反对食堂的人已被专政了,有此前车之鉴,谁敢“自愿”呢?反正领导不担这个罪名。

“钢铁元帅”升帐是大办工业的先导。1958年9月4日省委向全省发出了紧急动员令,要求全党全民紧急动员,大炼钢铁。宣布当年(实际距年底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要生产30万吨铁,10万吨钢,要求“一斤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迟”。西礼县闻风而动,实际上早于省委发出号召之前的8月9日就以(58)240号文件提前做了安排,提出了“为8万吨铁、4万吨钢、1千吨铜、3千吨铅、2千吨锑、5万吨硫磺而努力”的目标,而实际启动时间则更早。一时间,学生、农民、干部、工人,千军万马奔向炼钢第一线,不仅在大桥宋家沟、火石崖、蒿林寺和卢河王画山、十里青羊峡、页水河等地建起了炼铁炉,连城里一些单位院内也建起了炼铁炉。时值秋收季节,农田的包谷、洋芋腐烂,也不能去收。当时,中学停了课,老师也下乡上山到了炼铁第一线。开始时,小学生尚由高中学生带课,后来高中学生也撤出学校大炼钢铁了,小学生则成了无人托管的“孤儿”,整天在学校附近的山上“打仗”,放任自流。为了提高钢铁产量,农村各家各户的门扣子、铁铲子、铁勺子、铁锅、旧锄头、废镢头以及铁火盆、匙牵等带铁的器具什物,都搜集投进高炉,结果炼出来的全是不能用的烧结铁和废渣、废料。在当时西礼县民间偷偷流传着两支专讽大炼钢铁的民歌。第一首为“钢铁元帅升帐了”:

党中央,发号召,钢铁元帅升帐了。

钢铁元帅坐了帐,各行各业把路让。

社员忙把铁炉修,熟了庄稼没人收。

军队放下手中枪,营里营外忙炼钢。

商店转业收钢铁,大中小学把门关。

乌竹烟杆节连节,到处炼下的烧结铁。

第二首为“钢铁任务比天大”:

红嘴鹦,落了架,钢铁任务比天大。

萝卜快了不洗泥,完不成任务拔白旗。

一个萝卜两头切,工作队下乡收钢铁。

拔了门扣收了锅,线杆上退走了铁陀螺。

铁火盆儿全砸了,杠头上不搭铁铧了。

发了白雨河不清,家家光剩几苗针。

拔了门扣难锁门,家家用上了泥火盆。

想要做饭没有锅,青石板上烙馍馍。

这两首民歌生动、形象、真实、具体地描述了全民炼钢的情况和农民无奈的心情。

与大炼钢铁相伴生的是大办工业。当时的“工业”状况是什么样子,万青山书记在8月9日传达临夏会议精神时讲:“现在看,建厂(场)数字共26963个,相当可观,但投入生产的厂子和产值却寥寥无几,投入生产者占43%,产值完成了3.2%,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挂着空牌子,根本看不到厂子,甚至连住不下一个人的山神庙也挂上两个厂的牌子,特别是对元帅工业——钢铁,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将近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流出铁水。”事实上,当时所谓的工业企业就是谁家的老太婆会掐草编,门上就挂个草帽厂牌子;谁家的男人会木匠,门上就挂上木器加工厂牌子;谁会石匠,门上就挂上石料加工厂牌子等。

与大办工业、大办食堂同时兴起的是所谓的“十化”,即儿童教育集体化,村村幼儿园,队队托儿所,95%的儿童要入园;缝纫机械化,社社要有缝纫厂,要供应70%以上的人的被服;医疗生育医院、产院化,公社有医院,社社有产院;家禽家畜饲养集体化,各队都设立饲养股、场、室,社员私人牲畜入社集体饲养;吃饭食堂化,其标准是80%的人参加食堂,以规模在20户左右的生产队为宜;还有生产协作化,报酬工资化,文娱体育集体化,生产管理工厂化,居住规划化等,不一而足。县上还成立了“十化”办公室,要求三天电话汇报一次,七天书面汇报一次。

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前提下,炼钢铁、办农场、修水利、建立各种专业队,样样都要平调生产队的劳动力,而口粮则要生产队来抬付。省地工作组西礼小组和西礼县委1961年6月24日关于《西和公社凤山生产队情况调查》的“附件”《西和公社西和大队凤山生产队平调情况调查》中提到,当时的西和公社从一个仅有146户、533人的凤山生产队就以修红岭渠、西梁渠、岷郡渠、晚家峡水库、太华水库、修河堤,办草关农场、山堡农场、皇城防风林带、北关园田化、北关炼铁厂以及大桥火石崖、大桥宋家沟、大桥硫磺厂、大桥蒿林寺炼铁厂等15个项目上平调劳力339人次,26549个工日。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化化耗资化化用粮,本来就很低的粮食产量和收成,很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即被“化”为乌有了。岂能不发生饥荒和人口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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