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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问道之彭晓芸论校车安全

2012年03月02日10:33国际在线[微博]彭晓芸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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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正宁、江西丰县……2011年一连串的校车事故让学生的生命安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各地政府教育机构的批评声也不绝于耳,有学者甚至将原因直指最近几年施行的“撤点并校”政策。

那么,政府应在保障校车安全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呢?“撤点并校”政策是否该推行呢?

彭晓芸:在一轮公共安全危机处理中,封闭式治理并不能阻止公众的“说三道四”和参与愿望,有的甚至在讨论启动捐赠校车的民间行动,有的则强烈反对,要求继续对事故追责,敦促政府承担更多。

在这种微妙背景下,庆阳市委市政府于2011年11月18日决定,“在未来三年内投入6.8亿元,新建155所公办幼儿园,希望能够解决民办幼儿园的教学和安全问题”,这一天,距离事故发生的16日,仅仅是第三天。这样的决策“高效”得有点令人心生疑窦,让人联想到另一场景,2011年8月大连发生的3万市民抗议化工项目的建设,市长在现场直接向示威人群喊话,并承诺搬迁工厂。这样一些决策,“看上去很美”,却带着浓重的人治色彩,丝毫看不见一个政府机构透明的决策过程以及由此呈现的程序正义,似乎地方长官拍脑袋就可以决定可观资金、大型项目的用途。

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虑,联想到日益升级和僵化的“维稳逻辑”治理,在地方官眼里,群众聚集起来的抗议行为均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是可导致其被“一票否决”丢掉乌纱帽的致命威胁。于是乎,为应对舆论的沸腾,官员尽可能赶在群情激奋的公民行动之前,以利益换稳定,以一时的妥协消弭公民抗议的蠢蠢欲动。

当一切为维稳服务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利益博弈应当照顾到的可持续性、公平性、透明度均被搁置,难怪熟悉基层治理的学者于建嵘在微博发出这样的喟叹:“最近十年来,中国的法治出现了严重的退步。为了所谓的发展或稳定,可以无视人权和宪法,把一些违法乱纪的手段都作为工作方面了。”

法治缺失的背后,往往是“不惜血本”买稳定。不过,不是每个地方政府财政上都有此魄力和雄心,有的地方政府已经作出一律不准搭乘校车的指令,宁可让孩子走漫长的山路也不再提供校车,以此推卸责任。事发地的决策和其他省市地方的措施一对比,更加反馈出这种决策的随意性,这样的社会治理,是非制度化而低品质的。风险社会相关理论中有个概念叫做“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尽管这个概念在民主社会更多的是指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是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在公共治理问题上,地方政府以闭门决策、牺牲程序消解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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