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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40期实录 黄道炫 革命的张力与限界

2011年11月29日19:13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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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40期实录 黄道炫 革命的张力与限界

黄道炫

我觉得每一段历史都是混乱的,我们每一个语言,每一个试图用语言把历史表达出来的努力,都难免会用语言把很多不希望出现的混乱消灭掉,但这种消灭其实本身就已经在对历史做了阉割。我用张力,是否能够尽可能的把这种阉割减少。所以我是试图去丰富可能,试图去追问更多的可能性,试图面对更多的可能性,这种面对也许永远达不到尽头,但我想我们做了和没有做,也许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在讲之前我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我是江西赣州人,1966年出生,3岁时跟着家人下放到赣州上犹县农村。那个村庄离公路有十几公里,那个村庄的老人,很多从没有见过汽车,在那个地方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赣南农村,当然它只是赣南农村一个点,不能代表整个赣南农村,但它毕竟又是赣南农村的一个点,有很多赣南农村的共性,有一些对我后来做这个研究有非常大的启发意义。我们那个村庄100多口人,20多户人家,大队700多口人将近200户人家,这个村没有一户地主,也没有富农,唯一一户生活最好的是上中农。这个村庄乃至于大队、公社完全是一幅自给自足、贫富分化基本上不太能够感觉到的状态。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所以在我们那个地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阶级斗争的概念也很难在实践中去推行。

我上研究生时看到一篇《亚洲研究》的论文,它对当年赣南社会的描述和我的直观感受是相近的。但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在党史记载的文本上是看不到的。后来我去研究以后,去兴国、瑞金等地走访,每个县要写一个革命史,党史办的人告诉我这个地方很特殊,这个地方地主富农占地不多,大部分都是贫农,但写成的党史书却不会这样记载,而是说这个地方地主富农占5%,占地80%。他们的实际感受和他们的记载有明显区别,这种区别是遵从党史的定性,他们在书写历史时,需要遵从这样一个写法。

后来我想,如果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的特殊,那么这个特殊推出来的普遍在哪里?这个问题长时间困扰着我。工作以后,只要接触到农村来的人,都会说到这个话题。他们大部分都告诉我,他们的地方很特殊,地主富农占地不多。这样的事实和我们文本的距离一直刺激着我。我想,如果有这种可能性,需要去对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做一番梳理,土地问题的梳理关系到中共革命,因为中共革命强烈的话语是土地革命,如果关于地权的判断有出入,这个土地革命怎么去理解?对土地革命的理解又会牵涉到其它话题,这样的话题具有基础性,如果试图对这个革命有更深的了解是要必须清楚的,所以我在2003、2004年开始去做这样的工作。我使用的材料比较多,有南京政府的,有各地地方档案馆的,还有一些当时民间机构做的调查。最给我信心的还是1950年中共进行土改时做的调查,中共在做土改决策前在各个省都组织了调查队,到各个地区去做各地的土地状况的调查,这个调查的规格很高,各地的省委书记(主管农业)直接主持参与。而这一系列的调查所透露的数据,除了极个别别省以外,大部分省所做的调查都没有办法证实今天文本的说法,说5%的地主富农占有80%的土地,绝大部分调查所给我们的一个数据基本都在30%左右。

当然,这些调查的前言或者总的概括可能会坚持已有文本的说法,但实际的调查数据里却没有办法支撑他前面的大框架。这些调查给我们的数据让我觉得有信心去写,因为这是中共自己做的调查,而且中共当时已经具有行政力量,可以很好的组织这样的工作。比如当时有参与调查的人回忆,他们下去时浙江省委书记就跟他们说,做调查原则上要就高不就低,在有这么一个倾向性的情况下做出的调查仍然是这样的数据。所以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当然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这样的工作,这些工作绝对不是从我这里开始做的。我只是想说,我可能使用了一些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和使用过的材料,这些材料可以更加确凿的去证实这样的史实,我可能把这样的研究向更符合实际状况的方向去推动。而且,仅仅梳理土地占有状况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土地占有状况的提示去了解,再去反思我们习有的对中国革命来路的解释。我的文章写作重点不一定在地权那里,而是更希望重新去解释中国革命的源流。

一、对中国革命源流的一些解读

下面我会重点谈谈,也是这本书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我对中国苏维埃革命源流做的一些解读。这个解读西方学者很早就在做,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有他们对革命的看法,他们可能早就超脱出我们这样的意识形态。当然他们的解读也会有他们的偏见。所以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享受革命胜利成果的背景下,重新去反思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定论,这些定论的改变完全不意味这我们对这场革命看法的改变,只是希望去了解,这场革命如果不是像以前所说那样运行的话,这场革命的实际来源是怎样的。这种解读将来可能会有各种不同角度,每个人见仁见智的看法,我所说的解读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提出了四点:第一,东南地区地主富农占地30%的背景下,赣南地区和闽西地区又要低于东南的普遍数字,这样土地分散的地区为什么会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中心?而不是在相对土地集中的地区,比如江苏、浙江地区,这些地方的财富比较多,农村经济发展比较兴盛,分化相对较大。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第一要谈的就是这样一个苏维埃革命集中爆发地区恰恰是一个土地分散地区,这样的结果可以证明以往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联系起来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其中我仍然承认贫穷是革命的温床。虽然土地集中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但贫穷问题仍是很难改变的事实。我去做赣南、闽西研究时听到很多人说赣南之所以革命是因为穷。这样的话语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我无法反驳,因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交通不便的山区很难和平原地区相比。但在上世纪20年代经济环境和衡量指数的背景和今天并不完全一样,在当时你可以吃饱饭,有足够的粮食,如果你有比较多的山货换取必要的商品,这样的地区在中国条件下很难算是特别贫穷的地区。而赣南属于粮食输送地区,每年粮食都有剩余,是粮食比较充裕的地区,山货也比较多。在我们当年下放的地方,他们回忆20年代、30年代的生活会说得非常美好。当然这个美好要质疑,因为很多时候每一代人会怀着一个憧憬回忆过去,总是说以前的日子比现在好。这是一个回忆,我们要警惕。但他们说的一些事实,比如油、粮食很充足的事实我们还是要去了解和面对。因为我也去做了一些研究,看了一些记载,包括外地人到赣南、闽西的观感,和现在人的观感不一样。贫穷是当年中国的一个通病,但赣南、闽西在当年中国并不是贫穷地区,我们可以用贫穷来解释它缔造中国革命的温床,但不能说在某一些地区革命就一定是因为贫穷,就一定是贫穷才造成革命,这两个概念不能划等号

实际上,革命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改变很有限。我们有一些发现,赣南在1932年正好遭遇了大灾,在1949年前,因缺乏社会管理体系和社会救助机制,灾难对于一个地区的摧毁力度很大,即使是一个很富裕的地区也是这样。赣南1932年的大灾使无论是在苏维埃地区还是非苏维埃地区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由于正好遇上大灾,当然也有一些其它原因,比如苏维埃革命时期出现了频繁的土地变动。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的几年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下降的。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这些例子不光是国民党方面的记载,还有中共记者陈赓雅的记载,他写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报道《赣皖湘鄂视察记》,里面提到苏区农民的反应,固然有好的地方,但总体来说没有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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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呲牙好玩!清华的辅导员素来厉害!这次是王某以“个人名义”号召不要选刘瑜教授的课!http://url.cn/17lWcY
    2011-11-28 15:18:58
    -转播-
  • 好些名人,有人特别希望他们说几句人话,于是制造出来,假装是他们说的。于是网上热捧。如果这些话惹了麻烦,名人就出来说,不是他说的,如果没麻烦,就假作不知。名人的名声,一般来说,是越来越好了。
    2011-11-29 16:13:18
    -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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