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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37期实录 影响性诉讼三人谈

2011年11月16日15:16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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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37期实录 影响性诉讼三人谈

董彦斌老师

主持人:下面请董老师讲一下中国影响性诉讼的特质。

董彦斌:尊敬的吴律师和周律师,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跟两位优秀的律师欢度2011年11月11日,最新的“六·一节”。两位的名字跟影响性诉讼结合非常有意思,推动变革(吴革)带来了正义的光泽(周泽)。刚才听两位律师和老师聊影响性诉讼时,我觉得影响性诉讼具有内在和外在。内在有制度建设和制度推动,外在呈现出的是较大影响。

刚才周泽老师讲到古往今来发生了很多有影响的案子都可以称之为影响性诉讼,不仅在古代有影响,在今天还有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创党者如陈独秀"自君入狱,天下为之振动",李大钊也是。《看历史》杂志想举一个民国年间的案例就举了李大钊的诉讼,李大钊最后被判的是绞刑。这也是影响性诉讼,一直就有。但今天这类诉讼叫影响性诉讼是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潮流,不仅说今天存在着影响性诉讼,今天还存在着影响性诉讼运动。天天有影响性诉讼的话说,生活在影响性诉讼当中,每个国人都是,每个公民都是,甚至这些案例还会波及世界。前几天跟吴革律师和日本北海道大学率领的日本法学家访问团进行了交流。中国在发生一些诉讼,同时也在关注一些诉讼时,日本法学家也在关心中国这些事,所以所谓中国的影响性诉讼影响不只是中国,影响在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世界名牌"了。

我自己对中国的影响性诉讼我归纳了6个特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一是互联网的广场性。所谓广场性,可能有实体广场,但更多的是虚拟的广场。中国曾有一些著名的实体广场,比如被拆掉的北大三角地。钱理群归纳三角地的过去被喻为和一个个灿烂词汇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民主、自由。但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的一个夜晚这个实体就消失了,一个广场的实体消失了。这个广场实体消失以后影响到大家不在广场上发言了吗?没有,其实在BBS上就有很多叫三角地的板块,三角地已经从一个广场的实体转移到了互联网。后来BBS这个三角地的板块也消失了,这不重要,因为整个互联网都变成了广场。我们说网民,其实网民并不是一群特殊的人,我们都是网民,中国公民每一个人只要参与了互联网、阅读了互联网就是网民。这几年在互联网有两个趋势:第一,网络管制变多,第二网络水军变多,虽然如此,但互联网广场上崇尚自由主体的人并没有少,比如关心诉讼这些主体的网民非常鲜活,每一个案例的“演员”非常鲜活,也非常惨痛,他们像流脓一样刺激着中国公民的神经,引起互联网高度宣传。

二是互联网的平民性、草根性。有一个数据说在2010年时中国宽带网络人是4.5亿,每年增长率是30%,这也就是说这些草根、平民成了网络媒体。大多数影响性诉讼是通过媒体报道和网络公布受到了网民的关注,然后长期的成为影响性诉讼。平民关注跟专业人士的推动不一样。像"我爸是李刚"的案情并不复杂,没有法律上的难题,从专业角度不太可能进入不了专业人的视线,但奇怪的是发生在河北的一个案例忽然被全中国人知道。还有邓玉娇案。这两个案子像滚雪球一样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大到专业人士完全没有办法不看,每个人都必须针对邓玉娇案、针对李刚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

平民关注的是法律事件,但可能不一定确切的关注法律问题,可能是关注结果是否公正。再一个里头有道德判断,所以人们有时候会指责平民性有民粹属性。但不管人们对于平民性和所谓的民粹提出多少指责都没有办法回避平民是互联网主流人群的现实,所以需要我们引导平民迈向专业之路,让平民掌握法律武器。这就涉及到影响性诉讼的第三个特质:启蒙性。

三是启蒙性。法律人通过每一个影响性诉讼和案件传递专业和竞争,这是最好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的问题从清末以来就一直纠结着推动宪政和法治建设的知识,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都觉得中国的国民素质不高,要推动提高中国的国民素质。到现在已经100年,在今天怎么推动中国的公民教育还是一个难题。所以说影响性诉讼最好的办法是全民案例教育,以案说法,通过案例教育公民,其实也是让法律人自己警醒和反思,自己从中寻找规律性的东西。

网民对当下发生答案的关注程度非常深,他们本能的解析法理,表达看法,表达朴素的正义感,有一些分析水平也不在专业法律人士之下,热情也不是一些以法律为谋的专业人士能抵挡的,所以只要能适当的引导就会有效果。回顾改革开放历史,在1979年“维权”概念绝对是一个陌生的词,但在今天就已经是一个最普遍的行为概念了。

周泽:维权什么时候都存在。

董彦斌:我说的是大家接受“维权”概念和这个词汇,维权行为一直存在,但“维权”这个词变成众所周知的在以前很少。

周泽:今天讲的维权有特质的含义。

董彦斌:对。所以德国法学家耶林当时提出"为权利而斗争",在中国的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现在很多人自然不自然就会想到维权这个词。从民粹到民主,公民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如果法律人能够在公民教育上做好文章,也就完成了历史交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四是鸡蛋性。村上春树在2009年2月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获奖辞)。”我说的鸡蛋性也就是扶助弱者,关心弱者,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弱者。在邓玉娇案子时,每一个人都站在邓玉娇案这一边,因为邓玉娇是弱者。也许他们在关注邓玉娇时关注的也是自己,在这个时候会表现出对权力、势力和财力,对于石头那一方提出质疑,甚至表达讽刺、嘲笑和谩骂。网民对官二代、宝马、城管、警察、局长这些符号非常反感,当这些符号亲凌弱者的权利时,网民爆发出集体的呐喊。官员被邓玉娇杀死,按说是一个生命丧失了,但没有改变自己身后被网民谩骂的命运。同样被谩骂的还有在崔英杰案件中被崔英杰刺死的城管李志强。所以我认为鸡蛋性代表了平民对自身状况的焦虑。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如果人们对于弱者权益的关注仅仅限于个案,只能说这些被关注的个体是幸运儿,就是说邓玉娇被关注了,邓玉娇的问题解决了,但不同省有不同的邓玉娇。所以网民应该在推动个案正义的同时,要以更大的力量去推动弱者权益的保证机制。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即便是强者,有时候也会很快转变成弱者。因为企业家的财产权可能很快被侵犯,官员的人身自由可能会被限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弱者,从弱者出发,从鸡蛋出发去呼唤整体的步骤,应该是这个特质的延伸状态。

五是压抑性。影响性诉讼对司法过程形成了高压,这里头出现了一个悖论,到底是让司法远离网络和媒体报道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中立和独立的审判,还是司法服从网络民意、服从媒体?前者和后者可能都做不到,司法没有办法生活在一种真空中,司法也不可能完全服从媒体,但毫无疑问高压是存在的。不管媒体报道有多么不严谨,也不管媒体报道多么不靠谱,其实都是言论自由的表现。当司法感受到压力时,我觉得代表三方面:第一,只有让司法承受足够的压力,才能够增进司法的公信力,最终促进司法权威的形成。第二,只有让司法承受足够的压力,才能让公众的注意力不至于转到反秩序方面,形成一种群体性的暴力。第三,司法承受压力,但最后保持一个公正的判决,有些时候的确是司法不服从网络民意、网民的语言暴力,有这种情况,在这个时候极大的锻炼司法官员。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如此复杂,法律人要想担当大任只能在公众中经受考验。当司法在公众的围观下感受到压力,司法要做的是公正、透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司法权和司法官员的保护,也就是说受到监督是保护它,受到高压可能就远离了某一种滥用权力的危险。

六是减震性。影响性诉讼一方面推进了制度的变革,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公民的承受能力。如果回头看历史上的巨大动荡,经常能够发现往往是一件微小的事情,在信息不透明或者公民新闻承受力比较低的情况下引发的动荡。所以影响性诉讼极大的开阔了公民的视野,这里说的“开阔”不是见怪不怪,不是面对巨大受伤时的麻木,而是目睹了更多事件以后,能够对一个事件做出限制,发出理性的声音,于是社会动荡的蝴蝶效应就减少。当影响性诉讼减少了社会振荡时,某种意义上它发挥了建构社会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影响性诉讼最后不是要摧毁秩序,而是要建构一种新的秩序。这个所谓的新秩序就是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构是用罗马的两条谚语:一条是说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第二条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怀着这样的信心和耐心的人能够明白,当全社会能够避免一次一次巨大动荡,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时,我们才能在一次次围观(围观改变中国)和呼吁中看到个案的公正,制度的点滴改良,看到尊重个体自由的和平秩序的建成。

我记得1960年台湾一位知识分子雷震陷于困境,胡适给他抄了一首杨万里的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我觉得影响性诉讼能够给中国带来这样的社会前景。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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