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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37期实录 影响性诉讼三人谈

2011年11月16日15:16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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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37期实录 影响性诉讼三人谈

周泽老师从律师的角度谈影响性诉讼

主持人:感谢吴革老师,下面请周泽律师来从律师的角度讲一下影响性诉讼在我们国家是如何推动的。

周泽: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影响性诉讼",“影响性诉讼”这个概念我还是从吴革组织的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才知道的。逐渐我了解了他们评选影响性诉讼活动的意义。

从刚才吴革律师对影响性诉讼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影响性诉讼可能是一种存在,从过去到现在影响性诉讼都是存在的。只是说到吴革律师他们做了一个规划,说这样一类诉讼叫影响性诉讼。如果按他们的规划来看,我们会发现从古至今影响性诉讼可能会很多,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可能都在影响性诉讼的范畴。具体到今天的时代背景,我觉得影响性诉讼的成性可能有两种途径:一是社会自然产生的,在社会里发生一个权利义务的纷争,引起一个冲突或者产生一个诉讼。这样一个诉讼可能会触动一些制度,触及很多敏感的东西,比如南京发生的彭宇案等,对制度可能没实际的影响,但对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可能会产生有很大的触动。比如小悦悦,还有之前天津XX没撞人但却被人讹上了。这样的案件对法治的创新性、价值性可能不一定完全切合,但毫无疑问是影响诉讼的。在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都可以归为影响性诉讼。

二是一些有热心的律师有意识策划出来的,比如日本政策形成性诉讼,但在我们国家这种现象也比较普遍。除了自然生成的因素之外,影响性诉讼很多情况下是律师策划出来的。很荣幸这些年我做的很多案件好像都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有很多都被吴革律师搞进影响性诉讼中,很多被评为影响性诉讼。去年我参与的两个案件都被评十大影响性诉讼,一个是陕西警察到北京来抓作家的案件,我是作家的代理律师。二是宁夏警察跑到甘肃兰州抓一个图书管理员到宁夏,这都影响了很大社会关注。

这些年我遇到的突发性个案,当事人找我之外,我也有意识的策划或者推动了一些个案,有些可能已经成了影响性诉讼,有些我们试图推动让它成为影响性诉讼的案件。比如2006年我们针对国家交通部门、针对养路费来做,参与者还有郝劲松。这是2006年我们做的一个推动,在我看来可能是一项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其中涉及到很多个案,代表车主去起诉交通部门。说交这么多养路费是违法的,对养路费的不合理性、不合法性进行全面的检讨和批判,最终的结果是推动了养路费征收制度的废止,这是一个蛮大的事。

之后我个人参与了一系列的诉讼。比如我曾代理过全国国家名酒企业起诉商务部推选中国名酒,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诉讼。因为我们知道国家部委这些年来随意的进行达标评选活动,为自己创制一些审批的权力的现象非常普遍,而对国家部委随意进行达标评选活动国家三令五声要求禁止,但履禁不止。但通过起诉商务部的活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当年我们起诉完后,被媒体报道后,商务部很快宣布说暂停不搞了,很快国家质监总局评选的“中国名牌”活动也开始停止。从那儿之后我们意识到,商务部、工商局等部门搞的一些评选活动,比如“中国名牌”、“免检产品”、“驰名商标”的活动都值得检讨。仔细想会觉得很荒唐。一个政府机关帮某一个产品评为是一个中国名牌,甚至评选一个世界名牌,中国某部委评选世界名牌很荒唐。这样的评选问题在哪里?作为一个政府以自己的公信力为企业、产品进行背书,如果产品本身出现任何问题,都会必然损害政府的公信力。比如去年我代表全国的防伪企业起诉国家质监总局推广监管法的问题,质监总局要求所有的生产企业的产品要贴上一个“电子监管法”的东西,说是为了加强质量监管,实际上是为了寻求部门利益,因为质监总局要求企业加入网络公司,实际上是国家质监总局持股的子公司。后来被揭露出来,通过诉讼推动,国家把这些推广电子监管法的机构撤销,不搞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偶然性因素,因为在诉讼期间暴出了三聚氰氨事件,三聚氰氨事件的暴出正好印证了我们的诉讼所要追问的质监总局存在的一些问题。国家质监总局实施了这么多措施,还发生了三聚氰氨的事件,这些奶粉同时都是被国家质监总局实施了“中国名牌”推选、“中国免检产品”推选,这些企业都同时被国家质监总局实施了这么多监管措施,但却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产品质量,产品安全问题。这个事件的发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一个国家机关完全从自己利益角度去实施的监管是很危险的。这样事件的暴光,我们看到国家质监总局的公信力降到零点,特别是三聚氰氨事件的发生,以及其它奶粉等产品由一个国家质监总局给它赋予“中国名牌”,又是“国家免检产品”的产品出了问题,给老百姓造成很大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公信力降低,你说免检名牌时是向老百姓推广,但最后推广的却是这样的产品,老百姓最后会认为你是在误导。这是在2009年做的事。这是很重大的事件,后来通过诉讼等手段推动,致国家总局停止了这样的活动,同时废止了名牌产品推选和免检产品推选的活动,意义很大。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这样的诉讼。但还有一些是试图努力推动能够成为影响性诉讼,比如我曾以消费者名义曾起诉中国移动向手机用户征收月租费是违法的。对手机月租费的征收完全是中国移动这样一个通讯机构利用它垄断地位滥用了权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提起这个诉讼我是希望向中国移动等很多用户特别是最早的全球通用户,每个人都在被收取手机月租费应该引起广泛的关注,如果将这个废止了意义会很大。但我在这个诉讼中发现媒体关注的很少,有个别媒体曾经跟进我们的诉讼行动,报道也写出来了,后来没有发出来,我问媒体记者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发出来?媒体记者说老总说中国移动给我们做广告预算了。这样的事值得我们警醒。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等等很多大型的垄断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年取巨额资产,可以收买一切,包括收买政府。通过这样一个诉讼,对中国移动还是起到了拷问的作用。因为还有个别媒体做了报道,包括在网络上发布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最后的结果是中国移动与我妥协,赔偿我1000块钱的损失。当时我想,如果每一个中国移动的用户都去尝试一下,每个人起诉它一次,那中国移动就要考虑面对成千上万的起诉用户是否应付过来。如果应付不过来,恐怕就要考虑执行政策和收费的方案,可惜的是我做了之后没有跟进的人。

中国移动每年赚3亿,这个数据蛮惊人。如果我们认真分析研究会发现像中国移动的企业每天赚这么多钱可能很多是不义之财,比如收月租费我就觉得是不义之财。月租费最早是从1994年开始收,50块钱每个月。后来随着通讯技术的发达,市场竞争的兴起,特别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移动的公共服务成为一件很便捷的事,而不是之前的很奢侈的一套,在这种情况下成本大大降低。中国移动公司推出了很多服务,虽然这样收钱没有道理,但就是这么收下去了,现在还在继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恐怕与我们整个国家的公民责任有很大关系。

另外是社会存在种种损害消费者利益和损害公众利益的事件。有很多看起来不大,对每个人的利益而言很小。所以很多民众甚至包括我们律师都强调为权利去斗争的群体,面临着看起来很微不足道的轻权益,总觉得是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而没有人愿意锱铢必较。遇到这种事情没有采取直接的行动,去改变被侵害的权益,这样导致国家很多部门通过对每个人利益损害不是很大的方式,普遍性损害大家的利益,来年取大家共同利益的现象无处不在。这为律师在以后推动影响性诉讼,通过影响性诉讼来改变现实提供了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也需要我们大家做出努力,这不仅仅是律师,需要每一个国民做出努力。

我们国家存在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是诉讼制度本身的局限,很多诉讼在本质上来讲具有公益性,但这种公益性的诉讼在社会里不能够被普遍的复制。在某种意义上跟制度性缺陷有很大关系,因为一个律师或者一个公民提起公益诉讼,即使影响很大,通常也是在个案例发生影响。最终是社会给予一定的关注,对整个社会大的局面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诉讼产生的判例,不能够约束整体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法院对这种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往往不能够旗帜鲜明、理直气壮的判这样的机构败诉。而即使判这样的机构败诉最多也只是让他赔偿很少的损失。这样的诉讼根本不可能矫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这种要得到有效的制止,从根本上来讲国家要引入惩罚性的赔偿,比如针对中国移动滥用手机月租费的事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如果有一个律师、消费者提起诉讼,法院哪一天能够大胆的判决这个机构赔偿100万、200万甚至1000万,我估计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在今天随时侵害着消费者利益、侵害公共利益的企业机构再敢这么肆无忌惮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一步推动立法完善的方向。

我就从实践角度简单说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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