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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37期实录 影响性诉讼三人谈

2011年11月16日15:16腾讯公益[微博]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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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37期实录 影响性诉讼三人谈

吴老师列举案例

对影响性诉讼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一是公众知悉性。如果一个案件可能有很大的异议,但没有进入公众知悉的环境里,是一个秘密审判、不能够报道的案件,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列入影响性诉讼进行评选。二是法治的价值性。我们认为这些个案超越当事人的诉求,能够对类似的案件,对司法、法律意识的改善,对社会的管理能起到好的促进作用。三是法律创新性。四是法律的学术性。这是我们对影响性诉讼的判断标准。

我们国家是一个制定法国家,有近万件的法律法规。西方有一句法谚“法律从制定开始就已经落后了”,甚至说法律从制定开始就已经死亡了,而活着的法律是案例(判例)。这话可能有偏颇,但制定法有其优势,两大法系构成我们目前主要的法系都有其价值所在。

但制定法有三个弱点:一是法律有遗漏,有漏洞。近万件的法律法规也不能把我们生活当中所面临的各种案件所援引的法律都规定出来,可能会有很多的漏洞,所以我们在不断制定新的法律。二是法律冲突。制定了这么多法律,同一个事件可能有几个部门管理这件事,都要有法律规定和措施,这样就产生了法律冲突。法律有冲突该怎么办?用哪个法律来解决?三是新的生活需要法律创新。法律制定总是对付过去发生的事,不可能对付未来发生的事。法律制定也总是滞后的,而生活永远不断更新。不断更新的生活出现新的问题产生纠纷了,新的法律没有制定出来,所以需要法律的创新、创制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法律的漏洞、法律的落后和法律的冲突是制定法的三个弱点。弥补这三个特点就要靠案例、判例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世界两大法系在最近几十年中出现了很强烈的融合趋势,以欧盟为代表,比如德国、法国是以制定法为主的主要国家,英国是以判例与为主的主要国家,他们共同组织一个欧盟,并且形成欧盟宪法,欧共体。在欧盟体中制定法和判例法同样产生作用,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现象。

日本也产生了这样的情况,日本是制定法,主要学习德国、法国,但在日本判例法起了很大作用。我国台湾地区是“六法全书”,也是制定法,但也将判例的作用发挥起来。中国也开始了,去年(2010年)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查公布了案例指导制度,除了制定法之外也用指导性的案例做到同案同判,做到类似的案件类似的处理,寻求司法统一。这种影响已经遍布世界。制定判例法国家比如英国、美国有成文法,都有制定法,两大法系融合的趋势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在30年大规模的立法移植后,我们应该进入个案推动法治的时代,也就是我们关注的影响性诉讼的这样一场社会运动。

美国也有影响性诉讼,美国的影响性诉讼不叫影响性诉讼,可能就是它的判例,就是它的有关人权和宪法的判例。美国很多案件,比如《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布朗诉教育局案件,辛普森案件,很多案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进而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制度。再比如我们看《阿甘正传》,美国白人和黑人分离的教育制度,当最高法院判决教育局的白人和黑人分离做法违宪后,美国就派美国大兵来执行这个判决。本身是一个判例法国家,所以它的影响性诉讼一旦引起社会关注,最后通过判决形成一个生效的判例时,就产生了更加深刻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影响性诉讼的影响相对于判例法国家弱一些,比如说孙志刚案件最终影响了民众和领导,最后由领导拍板改变这个立法,是这样的过程。有的影响性诉讼可能只影响了公众,但并没有影响到领导,最后通过一个案例起到一个很好的法治宣传作用,让大家认识到什么是法。也有让大家发现法律背后出现的问题,比如最近小悦悦案。通过郭美美案件,大家通过讨论质疑公益机构的公信力所在,怎么样对它们加强监管。所以一个又一个的案例在互联网时代产生的影响是多层面的,不止一个层面。

日本在五、六十年代有政策形成性诉讼,后来被称为现代性诉讼。与传统诉讼相区别,日本学者认为他们的政策形成性诉讼就是中国的影响性诉讼。为什么日本在50年代、60年代会出现政策形成诉讼?日本现在是两党轮流执政,日本的民主体制从1955年到1993年近40年时间里都是自民党一党独大,少数派的声音很难通过政治途径表达出来,老百姓要想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表达,启动一个议题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表达他们的诉求,所以叫政策形成性诉讼。通过这样的诉讼能够促进政策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跟中国的影响性诉讼相比,虽然名称不同,但路径一样。不仅仅是一个诉讼,通过个案推动法治,表达一种利益诉求,甚至是一个社会运动,是这样的一个途径。日本的法律规范产生有两个途径:一是自上而下的立法,二是司法在这条链上创制规范,公民、律师、法官和检察院通过诉讼参与新规则的产生,当然也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法官拒绝立案,对于每一个涉及到新的话题或者新的法律创制,法官在这面前却步了,不往前走了,不愿意接收这个案件,最后没有办法审、没有办法判,可能就失去了创制一个新制度的机会。

从2005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做影响性诉讼的梳理,过程已经形成了流程。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有两三年一直和法制日报合办,之后一直与《南方周末》共同举办。小组会对社会各界发出邀请,邀请他们推荐影响性诉讼案例,活动的组委会再抽选出100个影响性诉讼案例加以重点研究,再从中选出30个侯选案例,由专家和网民进行评选,通过共同的选票最后选出了10个最有影响力的案件,最后在报纸上公布。在公布的同时组织最权威的法律学者对影响性诉讼进行点评,比如江平教授等很多知名专家学者参加影响性诉讼点评活动。前几年点评活动做了改变,不一定请非常年老资深的学者,我们把影响性诉讼的点评专家锁定在思维活跃的中青年法学家,每年会请到20位左右中青年法学家。分成行政法、民法、刑法、社会法4个领域,然后由4个小组进行深度的点评活动,把10个个案背后的法治意义通过不同专家的视角和研究,能够揭示背后的法治意义。2009年十大影响性诉讼点评会是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的,2010年十大影响性诉讼点评会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我们的活动一直得到高校强有力的支持。

我们对影响性诉讼的作用做了一个梳理,我们认为影响性诉讼运动是促进法治统一的过程,是法律价值发现的过程,是立法检验、媒体监督的过程,是一个先例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普法的过程。2005年以来我们已经出版了6本书,其中4本是法律出版社出版的,2本是检察出版社出版的,都是中国影响性诉讼。影响性诉讼研究活动我们会不断的往下推动,每年都会有一本书。2010年影响性诉讼的书已经交到法律出版社,希望年前能够面市。

根据最高院的报告我们每年有一千万个案件,但这其中哪些真正对我们的生活发生深刻影响,对社会对法治进行发生深刻的影响?这一千万个案件可以看成一个案件的巨型矿床,但在矿床里究竟有多少案件不是一个普通的矿石,而是一颗钻石?也就是说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是在每年一千万案件当中,发现那些乱石当中的钻石,发现这个案件后再对它进行打磨,在法治生活中能够熠熠发光,这是我们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一个形象的比喻。每年案件很多,怎么样寻找那些能够真正影响社会进步的个案至关重要。

总体的结论是:虽然这个工作未来还要进一步的推动,但我们认为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的问题,而是执法不严的问题。是怎么样激活写在纸上法律的问题,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是通过个案推动法治进行中国影响性诉讼的运动,每个人都有权利拿起法律武器去保障、捍卫自己的权利。以宪法的名义、法律法规的名义赋予自己各种的人身财产、表达自由、获得社会福利的一些权利,我们把公民觉醒依法维权的活动称之为中国的影响性诉讼活动。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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