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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34期实录 王海光 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之形成

2011年11月02日13:38腾讯公益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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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34期实录 王海光 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之形成

主持人与嘉宾

真正引起体制性的城乡冲突还是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统购统销实行以后,城乡之间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二元利益结构,这就牵涉到1953年梁漱溟和毛泽东一场著名的争论,梁漱溟说现在城里人过得好,农民过得不好,提出“九天九地”之说,说工人现在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毛泽东认为梁漱溟这是在挑拨工农联盟关系,共产党是打天下打出来的,是靠发动农民打出来的,我们不比你梁先生懂得农民?认为梁漱溟是挑唆工农联盟关系,破坏实现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连讽刺带挖苦的骂了一顿。

毛梁的这场争论还只是发生在1953年的11月期间。到1954年、1955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城乡二元利益结构已经形成。

拉大城乡利益鸿沟的关节点在哪儿?是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算是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的门墙,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门槛非常低。那时的年人均收入是146块钱,工人和农民的差距相差2.6倍。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进城的驱动力非常大。另外一个驱动力是,原来土改给农民的土地,一搞高级社后土地入股了,土地成了集体的,农民对土地再也没有眷恋之情了。而且中国的农村都是家庭式的耕作,弄到集体里,大家一起去种地种田,管束很严,他们也不习惯。按领导人原来的设想,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问题就解决了,粮食问题解决了,可没想到农民并不愿意被合作化。所以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农民逃离农村之心越来越强烈。

195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农村全国范围的闹分社、退社。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还发生了武装暴乱。农村的偷盗、打架等各种治安问题很多。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农民偷了国家的仓库,在仓库里留了条子:“不怨我,不怨你,就怨毛主席不给米”。说明农民中的怨气很大。而且1956年一年,农民的收入明确减少,减少的幅度有多大?1/3、1/4的收入都减少了。国家本来想通过合作社、集体化能够把粮食给控制起来,但1956年的情况恰恰相反,粮食供应更加持续紧张。国家不仅没有多拿粮食,反而是多付出粮食。1956年的灾民比1954年的灾民还多很多,国家付出去的东西也多,而且农民外流的情况日益严重。我形容他们是“逃离”农村,想方设法的到城里去。他们说:“宁可在城市当狗熊,也不在农村当英雄”。大部分人,青少年都跑,而且跑的都不是一般的农民,有些都是民兵、党团员、社会干部。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村的推力越来越大,1954年到1956年3年时间迁徙人口达到了7700万人,这是农村推力的爆发。

那城市的容量怎么样?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城市的容量也有问题,因为是单一的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下的情况不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对毕业生只能是统分统包,完全靠国家分配,不能够进行市场分配,没有这种能力。所以一个城市里的整个经济容量对人口的容量马上萎缩,最大的问题是中学生就业问题出现了,在建国初期消化了几百万城市中的无业农民,基本解决了。但到1956年以后问题出现了,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毕业生不知道怎么办,这是城市管理者特别头疼的事。1956年的天津就有两万中学毕业学生找不到工作,需要国家解决,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1956年时受到毛泽东“大干快上”思想的影响,在全国刮起了冒进风,各地都上马,上项目,不管是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乱七八糟的上。那时候中国也没有钱,东西也不多,多的是什么?是人,所以在各地上项目期间大量招人,1956年全国范围内冒进招收的人有多少?原来1956年的用工指标是86万,结果一下子招到220万,把1957年的人也给招了,主管经济的周恩来、陈云一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不好,就提出要“反冒进”,要下马。所以1957年时在招生中下马,也不再用工了,要消化完1956年招的人,这时候很多学生就不干了,很多学生说当时招过来就说好了,现在怎么又不用了?所以1957年有一些中等学校的学生闹事和“反冒进”有关。

在“反冒进”的过程中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个是企业尽可能的不要向农村招工,城市里有剩余劳工,要优先解决中学毕业生就业的问题。这样,政策往保护城市方面倾斜。另外,采取向农村转移城市劳动力的就业政策。团中央搞过开荒,把一些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组织到农村去开荒,这是学习了苏联开发西伯利亚的经验。江西的共青城当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上海、北京、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大概转移了80多万人。再一个从户籍上开始控制农村的流动人口,不让他们到处流动,要求乡和区政府对农村人口外出的要严格控制,不给发迁徙证。

从1956年底开始到1957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人口控制政策,这些政策越来越严厉。1956年12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次年3月接着下达《补充指示》,主要是劝阻农村人口到城市来,可劝不住。1957年3月份在上海还停留有15000多农村人口不回去,上海就把这些人遣返回家,他们回家后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带来的人更多。这些人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偷、摸、卖淫等,给城市的治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国家采取了更严厉的办法,一个控制住他们的用粮,作为临时工、预约工,在工厂中有些是季节工,过去做建筑的,天冷了以后没有办法做建筑,所以什么时候来,或者一个单位中或者送棉花季节需要大量的工人,订立这样一个合同,所以国家规定限制他们的取粮问题,他们的粮食供应必须从本地带来,城市不能供给。所以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粮食很关键,从户口、粮食两方面控制农民进入城市。但这样也堵不住,农民往城市跑的太多。所以国务院再次发文件,要求留在城市里的农村人口一律遣返回去,必须送到他们的地方,不能让他们回来,铁路上也加以限制,不能让这些人上火车,这是制止农民,要拴住农民的腿,关住城市里的门。各个城市里的企业不能用临时工,如果用要经过劳动部门的批准,这些指示一个比一个严格,先是劝止,然后强行遣返,一个比一个严厉。

这时候户籍制度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在管理功能上发生了几个大变化:一是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居住自由和迁徙自由作出了新的解释。你不允许农村人迁徙到城市去,但有些城里人的老婆是农村的,要迁徙过来夫妻团聚,不给解决就到公安部门去闹。1956年要解决户口问题的,光在公安部就有1100多人。1957年有一个小阳春,允许大家提意见,所以1957年时人更多,仅仅3月份到公安部去的人就有800多人。大家拿宪法说事,宪法有保护我们自由迁徙居住的权利,为什么爹妈接不过来?为什么不能夫妻团聚?拿着宪法维权的这事儿,不是现在的人会,我们父辈的那些人也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公安部门的户籍政策和宪法是抵触的。对此,公安部就作出一个解释: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是要求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损害国家利益了,就不能有迁徙自由。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解释。

二是重点人口管理的社会性人口成分增加。过去的重点人口主要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历史反革命、地主富农,管的是这些人。这时候,重点人口中的社会性成分增加了。要求还要注意被单位开除的,对对政权不满的,对社会具有危害性的人,所以社会性人口成分增加。

三是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清理流民、收容遣送和户口管理政策。在城市里发现那些无业流民,没有正当职业的,由公安机关把他们遣返回去。

四是城市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事先审批凭证落户的户口迁移管理制度。这个制度很重要,你到城市来,哪个单位要你,哪个单位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公安部门才允许你迁徙过来。也就是说事先经过审批,某城市某单位要你调进来,要你的单位需要通过公安部门批准,当地才能签发迁徙证,你凭这个迁徙证才能正式调过来。这是一个城市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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