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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27期实录 袁伟时 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2011年09月21日17:54腾讯公益[微博]袁伟时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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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27期实录 袁伟时 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

魏汝久

清政府漠视民众的利益,拒绝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导致革命爆发

魏汝久:袁老师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为什么会发生辛亥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就是因为清政府漠视民众的财产,比如铁路利益等,拒绝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所以才导致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在这篇文章末袁老师说,革命发生以后,建设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摆在中国人面前,而建设这一秩序我们走了一百年。在我的理解下,只有分权制衡,保护人民的财产权、人身权等基本人权的宪政秩序和法治秩序才是可行之路。而我认为律师是社会宪政和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我知道今天(9月17日)和明天(9月18日)是司法资格考试的时间,我也是在1993年10月1日和2日参加司法考试的,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律师,做了18年的律师,有人说现在法律专业是十大垃圾专业里最垃圾的专业,找工作非常难,但我不感到悲观,因为我认为每一个法律系的学子,每一个律师都是一颗种子,只有我们的土壤发生改变,或者我们改变这个社会的土壤,每个人心中公平正义的种子才会长成一棵大树。这些大树就会形成一座一座森林,就是法治中国的宪政人权森林,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生活方式,跟100年前那些法律人和我们先辈一样所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谢谢。(掌声)

杨子云:下面有一点时间可以向袁老师提问。

网友1:非常荣幸听到袁老师的讲座,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辛亥革命,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是超前的,正如您所说根本不具备那个基础,没有巩固下来,而且环顾当时世界,除了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以外,在整个东半球只有法国和瑞士两个共和国,而我们一步就跨到了最先进的行列里,超前了、不合适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第二,谈未来的宪政转型,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经过数据实证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三种威权政体,皇权的、军人专政的、党国体制的,宪政转型最困难的是党国体制,您对此有何看法?谢谢!

袁伟时:第一个问题是说关于条件够不够,我想人的行动是受观念支配的,规则一旦固定下来就变为一个制度。从中国情况来看,晚清的宪政思想传播已经很长时间了,很多理念在当时是大势所趋。从1910年开始到1911年初,当时中国一年有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那个运动的规模年年超过五四运动,每次都有几十万人参加,都是要求将政治交给老百姓,能够民主。所以不能说当时完全不够条件,从经济发展、文化水平来看,当时具备基本条件。从转变为一个共和国家、民主国家进入的门槛来看,中国的条件够了,但要完善,那个条件要慢慢生长、前进,这方面有很多不足,而且当时很多人的认识水平不高,比如到现在的一些官员敢讲当下的政治家水平不足就认为你这个人对我们的领袖不敬,好像有点大逆不道的样子。不要怪这些人,其实我感觉到他们很可怜,为什么那么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了还不愿意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家、官员的水平不够,不够我们要教育他,所以我们给他们总结历史经验,告诉他不要重复历史错误。

第二个问题,宪政转型最困难的是党国体制,我同意。因为党国体制是用现代性的形式来推行一个很严密的统治架构。那样一个架构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空前的,那是苏联的体制。中国那些革命家很单纯,认为苏联那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讲的那一套是真正有利中国人的。中国那些革命家出发点是好的,问题是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了解不够,对政治学、法学以及其它方面的知识准备不足,所以在决策时有这样那样的想法,甚至我的演讲都要受到限制,我觉得很好笑。有些人听到后说原来袁老师的观点那么温和,我以前不知道。其次,党国体制下困难很多,但不要革命,至少不要革共产党的命,为什么这样?总结历史经验,在现有的体制下逐步改革是代价最小的,如果一下子把原有的社会体系推翻掉,社会混乱,要重建一个合理的法制体系更加困难。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思想家杨小凯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这篇文章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革命一次,民主法治的到来要推迟三四十年。这是经验的总结,所以我们不要乱,就在现有的体制下,就好象参加讨论时指责你现在法治倒退了,你的法令制订不对,哪里不对我们教育他们。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让他们懂得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国家。我们转型的代价小,老百姓利益损失小,这就回到了《大公报》历来提倡的“小骂大帮忙”,小骂是不动刀枪,以法治、现代利益、社会利益、理智来批评你,你哪里违法了,哪里违反民主程序,帮了整个国家进步的忙,帮了人民利益的忙。所以我认为逐步改革很重要。

网友2:袁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杨小凯,杨小凯提出一个观点是他对1946年的宪法评价比较高,他提到建国以后中国的宪政变革有可能按台湾的宪法作为支撑点,您有何看法?

袁伟时:我对1949年以前的那些宪法文件看过,印象是:北洋时期的宪法除了《天坛宪法》比较偏激以外,后来的都比较合理,包括已经通过完成的法律手续的《曹锟宪法》都有很多可取之处。国民党建立体制以后,经过与共产党领导的多种民主力量的奋斗,包括民主同盟,包括各方面的中坚力量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迫使国民党一步一步让步,提出了宪法修正的意见,这些修正意见在1946年的宪法里全部采纳。所以那部宪法不是国民党的全部,也不是有人说的是张君劢的贡献,是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以及其他很多知识分子、很多政治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些成果值得我们珍视,如果将来我们要修改宪法,要吸收那些东西,逐步采纳到我们的宪法里。

网友3:袁老师您好,很高兴在这么狭小的空间跟您探讨这么宏大的历史命题。我有一种看法,宏大的历史叙事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无论是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是最后的失败都是如此。您刚才提到中国辛亥革命成果没有得到巩固是由于当时各大政治势力特别是作为中国国民党没有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变成现在法治执政党的转型,我想问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当时的国民党没有完成这种转型?我个人有一种看法,这个党当时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后来受到苏俄所影响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完成一种转型,而改变后的可能也是现在台湾的国民党,您是怎么看的?我认为一个民族内在精神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展望未来我个人没有您那么乐观,我觉得是要发生的和不可能发生的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主观所能控制得了的,都是超出我们的意外。

袁伟时: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为什么不能完成这个转型,那个转型是什么转型?不是由革命组织向执政党转型,从政治学角度考察这个讲法是不对的。你已经是执政党还说应该变为执政党这不是废话吗?(笑)应该从革命党变为服务型的民主政党,政党不是国家的主人,公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真正实现或者真正落实,承认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国民党当时不能完全转变一方面是传统的思想影响,孙中山制订《中华革命党党章》时竟然写上“要服从孙文一人”,这很荒唐,这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帮会传统,帮会就是要服从老大。后来国民党受到苏俄的影响,又在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制订《国民党总纲》上写上一条“总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权”,一个政党人怎么可以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集体决议?这是在历史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领袖人物的缺陷,这代表了中国当时思想文化状况。孙文对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论和现代政治理论理解不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不深刻、不全面,所以出现了这样的错误。如果要避免重返这种错误,应该让各种各样的理论传播,要让我们的政府官员懂得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现代国家,还要让知识阶层懂得这些常识,那样国家转型就会有基础,但这条路非常漫长,虽然漫长但是为必由之路,只能走这条路。这是我的答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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