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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引渡外逃经济罪犯的法律障碍和对策

2011年07月22日19:18深圳新闻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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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萍(作者为深圳大学法学院讲师)

2006年6月1日,加拿大渥太华联邦地方法院作出裁定,暂缓执行加拿大移民局对赖昌星作出的“遣返令”,以审议决定是否接受赖昌星提出的对其遣返前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司法审查的请求。由此,赖昌星被遣返回国再次遭受阻碍。赖昌星于1999年举家逃往加拿大。2000年,他向加拿大移民局移民与难民委员会提出难民申请,遭驳回后,用尽当地司法程序,历经联邦地方法院、上诉法院,直至2005年9月最高法院驳回其上诉申请。2006年5月16日,加拿大移民局完成遣返风险评估,决定将其遣返回中国。至此,赖昌星遣返似乎指日可待。然而,6月1日联邦法院“暂缓遣返”的裁定意味着赖昌星遣返将再次进入漫长的司法程序。在赖昌星逃亡加拿大的数年中,中国政府一直与加拿大方面交涉赖昌星的遣返事宜,并积极配合其调查,但赖昌星遣返仍一再拖延,屡次受阻,这凸现出我国处理这类跨国案件面临严重的障碍。

据相关统计,目前,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0多人,涉案金额高达700多亿元人民币。要对这些外逃经济罪犯行使司法管辖权,实施有效的打击和惩处,就必须与相关国家进行司法合作,使其将逃犯移交给我国。国际上,这类案件中最常适用、最有效的司法协助途径就是引渡。实践中,我国引渡外逃经济罪犯的成功率很低,大量的引渡或遣返请求被拖延、搁置或被拒绝,致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大量资金无法追回。这种引渡的困境主要是由一些客观的法律障碍所造成的。

一、我国引渡外逃经济罪犯的主要法律障碍(一)缺乏与某些国家间的引渡条约目前,我国与25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但大多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邻国,如泰国、俄罗斯、蒙古、乌克兰等,而非法获取大量资金的重大经济罪犯外逃的目的地主要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等。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尚未缔结双边引渡条约,这使得我国从这些国家引渡罪犯无法成为一项制度性的安排。实践中,能否引渡成功,要看与对方的政治、外交关系,且只能针对个案进行谈判,若对方在引渡问题上持“条约前置主义”的态度,即把存在双边引渡条约作为引渡合作的前提条件,则无法实施引渡,而只能采取非法移民遣返等替代措施,替代措施的成功实施也绝非易事。

以赖昌星遣返为例。赖昌星潜逃加拿大已达7年之久,根据加拿大1877年《引渡法》和1882年《逃犯法》,均不允许加拿大主管机关在无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向外国提供引渡合作,也不允许根据多边国际公约开展引渡合作。1999年,加拿大颁布新的《引渡法》,在一定程度上变通了“条约前置主义”,其第10条规定,在不存在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加拿大外交部长,经征得司法部长的同意,可以与有关外国就某个具体案件达成“特定协定”,以执行该外国向加拿大提出的引渡请求。但是,依据“特定协定”提供引渡,比之依据一般的引渡协定提供引渡,在可引渡的犯罪的刑期标准、证据标准等实体和程序方面,均有更高的要求,更严格的规则,最终结果也难以预见。赖昌星于1999年8月潜逃至加拿大,中加之间并未缔结引渡条约,我方若选择引渡,只能依据1999年加拿大新《引渡法》中的“特定协定“制度,但该制度刚刚生效,尚不为人所熟悉,也没有先例。风险权衡之后,我国主管机关没有启动引渡程序,而是选择了依据加拿大移民法实施非法移民遣返的方式。由于加拿大的法律比较注重人权保护和正当程序规则,赖昌星利用此点,用足司法程序,至今仍“赖”在加拿大。可见,赖昌星遣返回国如此费时费力,前景尚不明朗,很大程度上源于缺乏中加引渡条约这项法律依据。

美国也是我国众多外逃经济罪犯的藏身之地,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是一个在引渡问题上奉行“条约前置主义“的国家,而且美国主管机关在引渡问题上对“条约”的理解很狭窄,特指经美国国会批准的双边引渡条约,不包含多边国际公约。因此,我国难以从美国引渡罪犯,即使像余振东那样被遣返的个案也很罕见。引渡条约的缺位,客观上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从相关国家引渡罪犯。

(二)死刑问题104 田晓萍-我国引渡外逃经济罪犯的法律障碍和对策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和发展,废除或严格限制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大势所趋。联合国的报告显示,目前有112个国家已从法律上和实践中废除了死刑,只有83个国家仍然保留着死刑。在国际法领域,“死刑不引渡”已成为现代引渡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所谓“死刑不引渡”,是指当被请求国有理由认为被请求引渡人在引渡后可能被处以死刑时,不予引渡。对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而言,“死刑不引渡”已成为其国内引渡立法及对外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中的一项“刚性”条款。即使某些仍然保留死刑的国家,也会考虑到人道主义原则以及本国刑事法律对死刑适用范围和条件的限定,在引渡合作中遵循死刑不引渡原则。例如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都仍然保留死刑,但它们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的第10条就是关于死刑不引渡原则的规定。

在许多有关的国际公约中,死刑不引渡原则也得以确立。最具代表性的如1957年《欧州引渡公约》第11条规定:如果按照请求方法律,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可受到死刑处罚,并且就该项犯罪而言,被请求方法律未规定死刑或通常不执行死刑,则可拒绝引渡,除非请求方作出使被请求方认为足够的有关不执行死刑的保证。

与此国际潮流形成反差的是,我国刑法中目前仍广泛存在死刑,共有68种罪可判处死刑,其中经济犯罪可判处死刑的就有19个。综观外逃经济罪犯,通常涉案金额巨大,动辄上亿元,根据我国刑法,他们中大多数都应判处死刑。实践中,若我国坚持对外逃经济罪犯主张死刑,通常会受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制约,遭到被请求国拒绝而难以引渡;若我国政府承诺对被引渡人不处以死刑,则有违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我国与许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至今未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就死刑不引渡条款达成协议。

在赖昌星遣返中,死刑问题就一直是一个法律焦点。加拿大已废除死刑,其对外引渡合作时遵循死刑不引渡原则。加拿大的《人权与自由宪章》规定,不可以把人遣返到他可能会面临死刑的地方去。为克服此障碍,我国向加拿大方面作出不判处赖昌星死刑的承诺。但赖昌星及其律师始终主张他回国后会和远华案其他涉案人员一样被判处死刑。死刑问题一直是赖昌星案中加方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加方的最终态度还要看其对赖昌星遣返风险评估进行司法审查的结论如何。而且,即使赖昌星最终能够回国受审,我国也将付出相当大的司法代价,不能依法对其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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