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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06期 杨煦生 国学与汉学

2011年04月20日16:41腾讯公益[微博]杨煦生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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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106期 杨煦生 国学与汉学

杨煦生:汉学是一种西方的人文学科,我们没有汉学家

汉学何谓?汉学何为?

“汉学”这个词于1834年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辞典里。中国北边有西伯利亚、蒙古草地荒原沙漠保护着,西边有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有喜马拉雅山,东边是大海,表面上似乎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但从历史上来看不是这样。

在公元3500年前左右安阳殷墟的妇好墓里,有100件左右的和田玉,我们知道开通西域是西汉初期,公元前100多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3500多年前和田玉就已经跑到中原地带。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欧亚大陆上,文化交流、人员来往、商旅通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比我们想象的早得多,复杂得多,较少官方色彩,更多是百姓自己做的。很笼统来讲,向中国学习是汉字文化圈的问题,日本、越南整个汉字文化圈,对中国的学习从汉代一直到今天,这个东西不叫汉学。

那什么东西是汉学?我把汉学先简单的分为几个范式,这个范式跟时间有关,但不一定严格按照时间。

13世纪左右,从马可波罗开始,西方开始了对中国游记文学式的想象,这种“游记汉学”是一种文学,但不是可靠的历史记录,是一种文学性的记录,这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从学科角度来讲是前学科的东西。

第二个阶段发轫于十六、十七世纪之交,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从澳门进入广东,然后经历过一段漫长等待,终于到达明王朝首都北京。这个时期,因为天主教传教的使命,必须跟当地民族进行文化上的沟通,而这种沟通只有在中国这么费劲,他们从来没这么费劲过,在天主教世界跟中国相遇之中,中国是第一个让罗马天主教徒、传教士真正从心里平等尊重的,这段时期开始了中国的经典外传。中国更早的经典外传是玄奘在印度翻译的《道德经》,国新办应该给玄奘追授一个中国文化传播奖。

中国真正的经典翻译是耶稣会的会士们做的,正是这些经典的翻译刺激了后来欧洲的启蒙运动。不是因为中国经典导致了启蒙运动,但启蒙运动有很多精神因素是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对中国历史的介绍而刺激、导发的。在现代西方形成过程中有强烈的中国因素和强烈的中国刺激,我们把这个过程理解为寻求容纳、理解。翻译基本经典,寻找共同沟通的语言,然后寻找价值上的对话。中国跟西方这几百年的精神交往史,这段时期的这种对话最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平等的价值对话,互相努力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理解对方的东西,而这段时期恰恰是我们目前很大的弱点,因为做这个学问所要求的技术性条件太高,必须懂希腊语、必须懂300年前的英语、法语,懂那个时期的荷兰语等。

汉学进入大学制是在19世纪初,1814年巴黎第一次创立了中国语言学课程,专教汉学的教席,出现了第一个年轻讲座教授雷慕沙。这个时候才作为人文科学的汉学,而这种汉学以历史语言文献的研究作为核心,并且不是价值对话,而是一种中性的、客观的价值中立为核心的学术。到现在为止,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很多著作还没有翻译过来,而这种经验汉学最成熟的作品大概也是在100年前,一战前后在欧洲有一大批,包括一些美国学者。

今天最容易买到的汉学书是美国式的完全经验型的对中国加以研究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Sinology(汉学),而是China Studies(中国研究)。为什么这么说,二战以后欧洲基本上放弃了他们的太平洋战略,而这个时候美国全面制定亚太战略,美国很多汉语的教席是海军情报部资助的(1940年代末期50年代初期阶段),而费正清对中国的研究是从晚清开始的。大名鼎鼎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很长一段时间在大英博物馆读中国鸦片战争时期的档案,这部分科学的实证方法,分科非常细,当然有一个越实用越好的前提,越成为政府资源的更好,而这部分的研究成果在十几年之中被翻译得最多。

这么看,我们把东亚全部给撇出去了,日本的汉学家为侵略军提供最好的地图,有这样的日本汉学家,但整个东亚世界,是生活汉学,是一种在汉字文化圈里自然而然地接受中国文化规范的东西。

汉学就其实质和主导倾向而言,是一种西方的人文学科。我们没有汉学家,而是一场主要由基督教文明发起的与中国文明持久而艰难的对话。这场对话实质上一直持续着,我们在这场对话之中经常是缺席的被对话者。假如我们关心汉学,意味着应该成为一个自觉的、独立的、有充分自我意识的对话,而不是总被对话。

国学与汉学立场角度各不相同

国学好像是纯粹中国的一种东西,这里面实际上是一百多年来精神困境的表述,这种表述在今天越来越会充满激情,我刚才在描述时,从学理角度可能会导致本质主义倾向的危险,还有怎么用一种文化模态学的角度或者一种健康的普世意义。在汉学角度,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消极的被对话者,我们起码知道西方人这400年来关于我们做了什么,想了什么,尤其耶稣会平等的价值对话、经典翻译这个阶段实际上才刚刚展开,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有办法找到关口,回到那个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些东西,并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

汉学跟国学这两者的意义恐怕就在这里,表面上都是一种交叠,都是关于中国文化一种纯学术的研究,但不管怎么样,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伪装成老外来看自己,我们应该主体化,这样我们才不会总被对话或总在创造伪对话,这是关键的汉学问题。

在国学问题上,按照传统的学统,按照本来提供的方式做学问,并且知道西方的学问也做过西方的学问,学者里我个人想到的就是饶宗颐先生。国学成为热流面临一种很尴尬的场面:国学没有载体。这是我们很大的困境,也是在座各位同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机遇,有很多有意义的事可做,并且现在有条件做。

国学可以成为民间的,跟每个人相关,又跟自己民族文化、道统、学统有关的东西,不是被垄断的东西,如果精英阶层的某些人在特定时期很可能把国学政治化,比如说孔教运动跟袁世凯、张勋的关系,那个时候国学立即变成国灾之学了。另外一种汉学,假如没有清醒的健康的立场,汉学有成为汉灾之学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怕民族文化主义,任何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首先必须真正建立在对自己民族文化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上,这并不可怕,民族主义不是个问题,但真正的民族主义很艰难,这也是我想在这个框架里就“国学”与“汉学”最基本的东西做一个简单的梳理,提出一个简单的线索,跟大家共同探讨,谢谢大家!

主持人:杨老师的时间掐得非常准,我们意犹未尽,他已经完成了主题演讲。现在我们开始提问。

文化没有高低之分

网友1:您好杨老师,我刚才听您说文化没有高低之分,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文化有高低之分,以汉民族为主的汉文化就是高于西方欧美为代表的白种人文化,为什么?现在污染问题,就因为现在领导人学的都是西方东西,为什么我们会想到国学?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文化,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是自然耕种的土地,而不是受污染的土地。汉族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主要是乾坤、阴阳发展过来的文化,什么事出来之后会先考虑这个东西是否影响到天、地、人,如果会影响就不会去做,西方是对立的,比如本来是没有原子弹,稀有金属在那儿好好躺着,就把那些东西弄出来,搞一个诺贝尔奖。您刚才说,如果我们认为文化没有差异,我们对西方人会怎么样?我认为西方人就是有敌意。第二,您刚刚说到有一个文化民族主义,我前面应该加一个“汉”,“文化汉民族主义”,就是汉民族自己的学问,把“国”搞错了,不把汉民族放在首位的话,那“国学”就糊涂了,不知道是哪个国的国学了。

杨煦生:我不排除你有这个信念,某个民族文化高于别的民族,这是一种信念,你有这种信念我并不反对,但我有个建议,有一个问题经常不注意,而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任何文化的价值内核跟历史发展中被政治滥用、技术滥用的后果是不能放在一起的,这需要区分开,只有意识很清楚,比如我们跟基督教、伊斯兰教对话,那拿四书五经跟人家谈可兰经,给人家圣经,这个层面讲一种思想是内在的精神,这样的原则、导向是一个讲法,不能拿着中国的仁义说西方烧杀抢掠,拿着基督教的教义说中国人多么的残忍,多么无聊。

我们考虑问题时,不能把思想体系、文化体系这两个体系所追求的精神价值跟这个体系在意识发展中被政治滥用、技术性的滥用放在一起。一种是政治性的滥用,比如儒学多次被政治滥用,还有一种是被技术性的滥用,你刚才讲西方对技术的滥用,没错,但中国也有滥用技术,道家有外丹、内丹,明朝皇帝就是对道教文化技术滥用而致死的,寻求长生不老术。对技术的滥用,整个现代工业文明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构成很大危机,但这种滥用不能把它跟科学理解为一起,科学是一种直接的体系,是一种中性的知识体系,并没有强迫,而技术有,任何科学对某种规律的掌握,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研究可以转化为原子弹到整个现代核工业,这不是理论本身问题,理论本身是中性的,而是对理论本身滥用。我一直强调,当一种东西进入社会动员时很可怕,一方面有效,但也非常容易出问题,我想说的是这个。至于您自己的信念,今后有机会再探讨,我个人非常热爱国家,我也是汉人,但我想提醒的一句,实际上我们不太清楚所谓的汉族,汉族的定义是中原地区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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